古公亶父（周太王）遷岐後，周人就一直臣服於商，持續到了姬昌（周文王）晚期。由於周人迅速崛起，嚴重威脅到了殷商的西北統治，於是商紂王將西伯姬昌抓了起來。七年之後，商紂王釋放了姬昌，不久之後姬昌起兵造反，並開始了新一輪擴張，史記對此有所記載，只是其中存在一些內容讓人費解之處。
《周本紀》：“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黎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
根據史記記載，姬昌首先以理服人，化解了虞芮之爭，於是諸侯都說“西伯蓋受命之君”，似乎表達的是虞芮投靠了周人；接下來兩年，姬昌攻打北方的犬戎，甘肅的密須；之後，姬昌突然攻打遠在山西東部的黎國，與河南西北部的邘國，這兩國都很靠近殷商都城屬於商朝鐵桿同盟，說明姬昌已經明確造反；最後，姬昌滅掉了崇國，並將都城遷徙到了豐地（西安一帶），後來周武王在豐地河對岸建立了鎬京。
以上述記載來看，姬昌透過崇國北部出兵，征服虞國、芮國，再透過這兩國進攻黎國與邘國。然而，從軍事戰略上看，如果沒有徵服黎國西部的區域，包括上圖畫問號的區域，那麼姬昌攻打黎國與邘國時，問號區域一旦重兵出擊，他將面臨後路被切斷的風險，乃至由此導致全軍覆沒。顯然，歷史現實與軍事規律相矛盾，史記卻沒有給予明確的解答。
攻打黎國與邘國，縱兵殷商準核心區域一帶，無疑會動搖殷商的統治基礎，政治效應非常大，讓天下諸侯看到殷商虛弱到在準核心區域任由周人來去。但反過來，一旦周文王遭遇軍事失敗，那麼後果不言而喻，諸侯們必然不敢輕易叛商投周，這對周文王將會是一記重擊。
那麼，姬昌攻打黎國與邘國，到底是屬於軍事冒險，還是步步為營的軍事行動？其實，《周本紀》中隱藏了一個重要諸侯國，而此國還與姜子牙有關。
欲要揭開這一問題，首先要搞清楚問號區域有什麼諸侯國，而根據甲骨文卜辭、考古、地望、史料來看，問號區域有一個叫“呂國”的諸侯國。
相傳，大禹治水的助手伯夷，因為“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而被封在了呂地。至於其區位，古代不少學者認為是在河南南陽（下圖，呂侯墓），清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河南六》記載“當成周（洛陽）者，南有申、呂，是也”。
然而，種種證據表明，呂國是在山西一帶，以下是四個重要證據。
首先，甲骨文卜辭記載“於呂，王乃田，亡災。貞，呂不受其年。丙辰卜，谷貞曰，吉方及口方敦呂。”商王多次巡視呂國，並卜問呂國豐不豐收，說明呂國位於殷商較為核心的統治區域內，與殷商關係密切；吉國曾攻打過呂國，考證知道吉國位於山西西部，因此呂國應與其相鄰，或山西西部或南部。
其次，從地望上看，山西中西部有“呂梁山”，西南部“呂鄉”、“呂城”等名稱，應該是呂國留下的歷史遺蹟。
第三，在甘肅靈臺縣等地，考古發現不少西周初期墓葬，其中發現一件青銅器上銘刻了“呂姜作簋”。從銘文上看，這是呂國嫁女，嫁到了古須密國，呂國與須密兩國聯姻。顯然，從距離上來看，呂國應該在山西西部或南部，畢竟南陽距離古須密國太遠了。
第四，從史料上看，西周中期的周宣王，曾將呂國的一支遷徙到了南陽，在此建立了呂國。不過，史料中沒有說明原先呂國所在區域。
由此可見，商代呂國不在河南南陽，而是在如今的山西地區。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等認為呂國在山西西南部或西部，大致位於上圖的問號區域。
隨著周國崛起、以及殷商衰落，虞國、芮國、呂國等的位置越發關鍵，成為阻擋周人東進的重要防線。那麼，在商周博弈的歷史大潮中，這些諸侯國該如何選擇呢？筆者認為，紂王釋放姬昌後，虞國、芮國、呂國等國先後臣服於周國，最為符合當時的歷史。
古公亶父遷岐之後，透過與羌人、殷商聯姻，周人迅速崛起，從一個逃難部落迅速成為西部第一諸侯，由於周人強勢崛起，所以商王才會殺了季歷（周文王之父）。商紂王時期，由於東夷造反，紂王需要對東夷用兵，不得已才對周國採取綏靖政策，擔心激反西部諸侯引發更大的動盪，所以才會釋放姬昌，至於美女珍寶賄賂而放姬昌，只是文人醜化紂王的手段罷了。
因此，當時周國猶如旭日東昇，兵鋒銳利。更為可怕的是，姬昌是一個具有雄心壯志的君主，面對擋在東進路線上的諸侯國，他會怎麼做呢？毫無疑問的套路是，先威逼利誘，不行就會兵臨城下。
所謂姬昌化解了虞芮之爭，得到兩國的臣服，其背後更關鍵的應該是周人的武力威懾。殷商遠水救不了近火，虞芮直面周人的滅國威脅時，兩國只能臣服。與此同時，呂國直面周人的威脅時，它也只能臣服於周國，否則就會像崇國一樣被滅。或者，早在虞芮之前呂國就已臣服周國，在呂國的幫助下，虞芮兩國更是隻能臣服。至於山西中西部的“吉方”等國，可能因不願臣服而被周人滅掉了。
由於虞國、芮國、呂國等國的臣服，讓姬昌有了攻擊黎國與邘國的安全通道。其實，作為一代雄主，姬昌不太可能過於冒險，他的軍事行動必然有所保障，只是史記將呂國投降隱藏了，才導致本文開頭的疑問。
關於呂國臣服於周人，還有一個重要證據，即是姜子牙。
根據《齊太公世家》記載，姜子牙是呂國之後，不過是庶出的一支，早已淪為窮苦平民，大約是在紂王釋放姬昌後，投靠了周國。
但這段記載疑問頗多，比如：姜子牙作為呂國的後裔，在投靠姬昌後不久，姬昌就開始攻打黎國與邘國，那麼姜子牙投周與呂國臣服於周，是時間上的巧合，還是兩者是一體的？史書記載姜子牙是窮困平民，但當時還是“王侯將相真有種”的社會，姬昌僅僅憑藉一番交談，就認為一個窮困平民是“興周聖人”，進而任命他為“太師”？
顯然，以上兩個問題最符合邏輯的解釋是，姜子牙是能左右呂國政局的大人物，背後有著足夠的籌碼——呂國，姬昌對呂國投誠期待已久，所以才將他稱為“太公望”，才會任命他為太師，背後折射的是呂國叛商投周，導致殷商西部防線遭到戰略性破壞。
可見，由於東夷的牽制，商紂王無奈地在西部採取綏靖政策，任由周人擴張，導致周人愈發強大；在此過程中，呂國與姜子牙直面周人的兵鋒，或是看透天下大勢而主動投靠周人，或是處境艱難迫於無奈而投靠周人；呂國、虞國、芮國等先後臣服周人後，於是姬昌才去攻打黎國與邘國，以進一步動搖殷商統治。
因此，在商周交替的歷史大潮中，周文王、姜子牙、商紂王等人的行為，其實都是基於自身利益的選擇，談不上仁不仁、惡不惡，至於周文王“仁義無雙”、商紂王“惡貫滿盈”的形象，不過是古代文人在政治或學術上表達的需要罷了，但為了自圓其說邏輯自洽，於是有意無意的隱藏了一些歷史事實。
參考資料：《史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