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勳
歷代王朝定都何處，需要考慮統治基礎、戰略態勢等多重因素，兩漢的定都就是鮮明的對比，並且對日後很有啟發。總的來說，在南宋之前，定都關中較有利於秦制強化，定都關東則有利於秦制鬆動，這一點，大司馬在《宿命三國》中也曾詳論，可以將本文與相關章節對照閱讀。
《三國演義》寫到董卓遷都長安時，借李儒之口說出：“西頭一個漢，東頭一個漢。鹿走入長安，方可無斯難。”《後漢書》也記載了董卓的原話：“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這形象描述了西漢定都長安，東漢定都洛陽的格局。
關中與秦制的淵源
1
劉邦稱帝以後，一度打算定都洛陽，其中有著歷史和現實方面的原因。
漢初人普遍認為，周朝的首都一直都是洛邑，
而司馬遷經過自己的研究，指出周武王營建洛邑之後，又返回豐鎬，後來周平王東遷才定都洛邑。目前的中學教科書也採用了這種說法，但近年來的考古發掘，越來越支援漢初人的觀點，即周朝實行多都邑制（三週五邑），洛邑地位最為重要，是周朝真正的首都。
婁敬看出了劉邦的小心思，明知故問：“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在得到劉邦肯定的回答後，他敏銳地指出漢取天下與周取天下大不同。
在這裡插一句嘴，古人的言論要辯證地看待。古人並不傻，能夠看出問題所在，只是缺少合適的概念和理論來表達，有些時候則是用文法掩蓋真實想法。所以在政治辯論中，往往訴諸於道德和天命，需要讀者透過現象看本質，理解其真正含義。
婁敬引經據典，說了一大堆周以德服人，漢以力服人的話。意思是人家周朝有祖宗十幾代人的積累，用宗法制分封制拱衛王室，所以定都洛邑，在德不在險，您行嗎？然後話頭一轉：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鬥，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這就回到那個老生常談的問題。西漢的統一與後世王朝不同，是在千年未有的變局之時，關東諸侯聯合顛覆秦朝的結果。那些異姓諸侯王名義上是劉邦的臣子，其實不過是戰國秩序的餘聲。劉邦分封他們，不過是虛與委蛇，早晚是要兵戎相見的。
劉邦又問群臣的意見，群臣都是關東人，說周綿延八百，秦二世而亡，不如定都洛陽；洛陽東有成皋，西有崤山，背大河面伊洛，足以固守。劉邦一時無法決斷。
還是張良一錘定音：
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
一向秉承實用主義的劉邦，毫不猶豫地定都關中，其實也是毫不猶豫地擁抱秦制。
當時，由秦制主導的自耕農社會剛剛興起，耕戰體系組織起來的關中地區，對鬆散的關東地區形成了巨大的優勢。
西漢從一開始就是掛羊頭賣狗肉，表面上奉周朝為正統，實際上繼承秦朝的遺產。之所以從漢武帝才開始折騰，只是因為漢初國力凋敝，沒有折騰的資本罷了。
西漢長安城
另一個劉邦能順利遷都的原因，則是群臣在感情上雖眷戀故土，但在關東並沒有不可動搖的政治經濟利益。如果有的話，他們一定會想盡辦法阻止劉邦。
王莽和劉玄的選擇
2
定都洛陽，並不是劉秀的創舉，王莽和劉玄也做過這方面的嘗試。
耕戰體系是以土地利益作為交換，獲取社會資源的一種方式。所以土地兼併原本就是這種體系釋放出來的惡魔，並最終反噬自身，皇帝們要是真反兼併，自身的統治基礎也就不存在了。土地兼併不可遏制，隨著時代的發展，朝廷和豪強的實力此消彼長，關東憑藉傳統的經濟文化優勢後來居上。
王莽也許是意識到這一點，才要託古改制，以周制代秦制。他下詔以洛陽為東都，為了順利實施計劃，他使出了拿手好戲——符命，聲稱得到了一塊玄龍石，上面寫著“定帝德、國雒陽”；天鳳元年起，派遣大司空王邑等，在舊洛陽城的基礎上，勘測風水，再次進行擴建。
只是他還沒來得及駕臨洛陽，天下大亂已起，但洛陽作為軍事中心的作用仍然凸顯。大司徒王尋擁兵十萬坐鎮洛陽，防範山東的赤眉軍，進攻南陽的更始軍。
新莽經營洛陽
昆陽之戰後，更始定國上公王匡攻克新莽太師王匡駐守的洛陽，隨後劉玄決定定都於此。原因其實與劉邦相似，一是長安損毀嚴重，二是其部下的綠林和南陽諸人都是關東人。但劉玄最終被迫遷都長安。
更始政權沒有戰略大後方，洛陽是四戰之地，而劉玄也沒能處理好與赤眉軍的關係，導致雙方決裂。面對兵力數倍於己的赤眉軍，劉玄自知無力招架，在丞相司直李松的建議下，準備遷都長安。群臣自然又是反對，這時長史鄭興站出來說：
陛下起自荊楚，權政未施，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
鄭興的觀點並無新意，是效婁敬之故智，然而在急迫的生存問題面前，一切其它問題都要往後靠。劉玄下定決心遷往長安，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問題。
此時天下形勢不比漢初，
綠林諸將無牽無掛，到了長安無非是換個地方做官。但南陽豪強有地有房有人脈，他們是不願意拋家舍業，跟著劉玄去長安的，這更加劇了兩者的離心離德。
更要緊的是，更始政權對關東控制薄弱，難以獲得豪族們的支援，既無力抵禦鋪天蓋地的赤眉軍，也無法壓制依靠河北崛起的劉秀。
劉秀定都水到渠成
3
劉秀和洛陽的第一次緣分，是劉玄定都洛陽之前，派劉秀以代理司隸校尉的身份先赴洛陽，整修宮室。劉秀設定官屬，釋出公文，一切恢復漢朝舊制。
劉玄移駕時，百姓們在洛陽城中夾道歡迎，這不僅是一場入城式，更是一場時裝釋出會。不拘小節的綠林好漢們，衣冠不整，甚至穿著女人的衣服招搖過市，這種農村非主流的風格，把大夥都看呆了，沒見過世面的甚至嚇得調頭就跑。
再看司隸校尉劉秀的部下，文玄武緋，整齊劃一，心裡舒服多了。懷舊的老人們不禁潸然淚下：“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雖然不能以貌取人，但是儀容儀表卻最能直觀地表現出人的精神狀態，誰優誰劣一目瞭然。劉秀在洛陽有一定的民意基礎。
而在劉秀平定河北，並將其作為戰略大後方以後，洛陽背靠河北，從四戰之地變成進可攻退可守的支點。具體來講，河內是劉秀的後勤基地。鄧禹舉薦寇恂時說：
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河內，即今天的河南省濟源、焦作一帶，與洛陽隔河相望，有轉運之便，就更沒有定都關中的道理。
建武元年七月，劉秀攜吳漢、王梁、萬修、賈復、劉植、堅鐔、馮異、朱祜、岑彭、祭遵、王霸的超強陣容，大軍渡河圍攻洛陽。堅鐔一度攻入城中，但洛陽守將朱鮪防守嚴密，劉秀派岑彭說降朱鮪，洛陽得以和平交接。而此時的長安城，經過連番動亂，早已化作一堆瓦礫。
這些還都是表面或次要的原因。比如劉邦的時代，咸陽燒了可以再建長安，只是一個附加條件而已。若劉秀因為軍事戰略的原因，不得不選擇洛陽，那麼天下平定以後，大可以再遷都長安嘛。什麼才是東漢定都洛陽的真正原因呢？《後漢書》語焉不詳，但還是留下了蛛絲馬跡。
線索在《文苑列傳》收錄的杜篤所寫《論都賦》中。杜篤的本意是勸劉秀定都長安，事實上起到了反作用。建武十八年，劉秀巡幸長安，修整宮室祭祀陵園。第二年，劉秀再次西巡，恢復函谷關都尉，觀察關中地理形勢。此舉隱隱然有遷都之意，
“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
劉秀依靠關東豪族起家，如果遷都長安，似有壓制他們的意圖，只有定都洛陽，才能最大限度滿足他們政治經濟利益。巧合地是，我們開啟地圖，可以清楚地看到：
洛陽正好處於河北、潁川、南陽的結合部。這正好是三大功臣集團的發源地，定都於此，居中控制和協調各方勢力。
因此，東漢定都洛陽完全是水到渠成，幾乎沒有任何爭議。
劉秀最終定都洛陽
西漢定都長安，東漢定都洛陽，不僅是兩座城市的選擇，更是兩種政治格局的選擇。即
西漢實行關中本位，東漢實行關東本位。
關東本位對東漢歷史有深遠影響，我們以後還會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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