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話說，是金子總會發光的，但萬一拾起金子的人是個瞎子，再耀目的光彩也沒有了被欣賞的機會。一個人的失敗有太多的原因，其中“運氣”是最讓人感到遺憾的，連“詩聖”杜甫都沒有逃開糟糕“運氣”的影響。
杜甫不是沒有參加過科舉，他的文章也被皇帝賞識，但偏偏就是差了那麼點運氣。
杜甫科舉屢試不第，糟糕透頂的運氣是主要原因
提起杜甫，或許很多人就會想到“貧困潦倒”這樣的字眼，這實在是一種偏見。杜甫的貧苦是後來的事情，他也曾經是個“少爺”，出身和家世都很不錯。
杜甫出身“京兆杜氏”，這是一個始自漢代的名門望族，魏晉南北朝以來，文武兩方面都赫赫有名，在隋唐時期更是出了九位宰相，其中杜如晦就是“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
杜甫家學淵博，其祖父杜審言進士及第，名列“文章四友”，更是格律詩的奠基者，在當時非常有名氣，被陳子昂、蘇頲、宋之問等人推崇，其才氣深受武則天賞識。杜甫對自己的祖父很崇拜，受其影響很深。
而杜甫本人可以說是一個勤奮的神童，七歲便能寫詩，志向遠大，在當時也非常有名氣。或許是因為祖上出過不少名將，杜甫的身體素質也很好，他在詩裡回憶少年之時，說自己“健如黃犢走復來”、“一日上樹能千回”。
優渥的家庭條件，使得杜甫結交了很多名士，也見了很多世面，比如五六歲的時候看過公孫大娘的劍舞，還曾聽過李龜年的歌聲，欣賞過吳道子的畫，甚至一些年長的社會名士都屈尊來拜訪他。
於是，公元736年，24歲的杜甫在洛陽參加了第一次科舉進士考試，但並沒有考中，這也是正常現象，畢竟唐朝科舉裡進士科的含金量還是很高的，一次兩次考不中都是常事。但杜甫三十五歲的那一年，在長安又參加了一次科舉，依然落榜，這就讓他十分焦慮了起來。
事實證明，也正是這一次特殊的科舉考試，讓杜甫之後的仕宦生涯變得極為坎坷。
公元747年，唐玄宗發出了詔令，令天下“通一藝者”皆可到長安應試，這是一次皇帝臨時召開的特殊的附加考試，杜甫對此非常重視。他在第一次落第之後漫遊南北，結交名士，也積累了不錯的名聲，所以他認為不論是自己的才學還是名望，都夠條件高中皇榜了。
然而，這一次的主考官正是當朝宰相李林甫，這是一個在整部歷史中都臭名昭著的奸相，其在位19年，閉塞言路，排斥忠良，是釀成“安史之亂”的罪魁禍首之一。
他為了防止新的賢才入仕威脅其相權，“敗壞”其聲名，也為了迎合唐玄宗盛世之下的虛榮心，沒有錄取任何一個參加這次恩科計程車子。
他給唐玄宗的答覆是：野無遺賢！
“野無遺賢”是聖王治世的徵兆，李林甫以此為藉口，既讓唐玄宗感到高興，同時也宣判了參與這次考試的學子們仕途的終結。只要李林甫在位一天，這些學子就不可能得到重用，不論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但杜甫似乎並沒有認清這一現實，他在之後的三四年中不斷地奔走於達官貴人的門庭，希望得到自薦的機會，這也就是所謂的“干謁”，但效果都不理想。直到公元750年的冬天，唐玄宗要在次年正月舉行祭祀，杜甫趁機向皇帝獻上了《三大禮賦》。
唐玄宗看到了這三篇賦文非常高興，也很賞識杜甫的才學，於是命其“待制集賢院”。杜甫以為這是其仕途的開始，但卻沒有想到，主試者仍為李林甫，在他的干預下，杜甫依然沒得到任何的官職。
然而，更大的“黴運”還在前面等著杜甫。
杜甫之後的仕途，運氣更是壞透了
“獻賦”失敗之後，杜甫在長安又困守了四年，他對宰相之子、駙馬張垍的“干謁”終於起了一點作用，鑑於其“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等吹捧的詩句，杜甫得到了一個“河西尉”的小官。
但杜甫對此並不滿意，表達了諸如“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等意願，於是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大概就是一個倉庫管理員的小官。這一年是公元755年，杜甫44歲，為生計所迫，不得不接受並前去赴任。
聽到公元755年這一個特殊的時期，或許很多人就已經明白了，就在這一年“安史之亂”爆發了。玄宗西逃，肅宗即位，杜甫秉持著忠臣之志，安頓了家人之後，便隻身北上投奔新朝廷，但卻不幸被叛軍俘虜。
說來也令人唏噓，杜甫唯一的幸運是其官職太小，小到連叛軍都不屑於對他囚禁，這才給了他出逃的機會。杜甫終於趁亂來到了唐肅宗的身邊，面見了天子，得到了一個“左拾遺”的官職，這也是其“杜拾遺”稱呼的由來。“左拾遺”官職雖不大，但地位不低，常在皇帝身邊。
然而更為可悲的是，杜甫擔任“左拾遺”不到一年便被貶職，因為他主動地捲入了一場風波之中。
話說，當時宰相房綰家裡有一個琴師受賄，就因為這麼一件小事，最後鬧得唐肅宗要罷免其宰相之位。這件事情明眼人都知道非常不合理，琴師受賄只不過是一個由頭罷了，真正的緣由就是，房綰一直極力主張接回唐玄宗，讓唐肅宗很難堪。大家差不多都懂了，所以都不敢說話，但偏偏杜甫不懂。
杜甫指出了這件事情的不合理之處，也就是琴師受賄不應該如此重罰宰相，這就捅破了窗戶紙，使得大家都沒辦法繼續“裝”下去了。唐肅宗見到這個小小的“左拾遺”竟然敢壞其好事，本來是想殺了他的，但又因為杜甫身為言官，確實有此職能，再加上其他人求情，就小小懲戒了一番，希望他能領悟聖意。
可惜的是，杜甫非但沒能揣摩清楚唐肅宗真正的意圖，反而再次上書和皇帝掰扯“宰相與琴師”的道理，使得龍顏震怒，尋了個由頭將其貶為了華州司功參軍。杜甫很多名篇，像“三吏三別”就是其赴華州的路上根據所見所聞而創作的。
然而，杜甫的這個“華州司功參軍”也沒有做多久，關中大旱，工資也發不下來，再加上他目睹了太多的黑暗現實，於是索性辭官，去成都投奔了好友嚴武。著名的“浣花草堂”，也就是“杜甫草堂”即在此時建立起來。
嚴武鎮守蜀中，表薦杜甫作自己的參謀，官職就是“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世所稱的“杜工部”就由此而來。這一年是公元764年。
然而，僅僅一年之後，隨著嚴武的去世，杜甫再次失業，開始了蜀中漂泊的歲月。生活上的貧困與心靈上的困頓，讓杜甫形成了一段創作上的高峰期，近三成的詩作都是在短短兩年間寫成，其中就包括了被稱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
這一階段的杜甫就更符合現代人心中的形象了，貧困交加，百病纏身，顛沛流離了五年之久，在公元770年的一個冬天於一艘小舟中長逝，時年59歲。
杜甫的死因其實到現在都是一個謎，最常見的說法是染病而亡，而更為悽慘的記載卻是，杜甫困於洪水許久都未曾進食，獲救後又驟然吃了太多的酒肉，一夕之間便消化不良而死。
一代“詩聖”，何其悲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