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伊米

此戰只打了5天,卻影響中國300年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紫禁城一如既往的寧靜。

萬曆皇帝仍舊宣稱身體不便,繼續久居深宮。百官與皇帝之間的權力爭鬥,依然水深火熱。為了儘可能攫取大臣手中的權力,皇帝不惜在帝國四方裁減官員,讓百官惶恐不安。整個大明帝國陷入無聲的危機。

這一天,遠在關外。

雖是初夏季節,暖意未曾降臨寒冷的東北。寒風呼嘯,滴水成冰。在赫圖阿拉城(今遼寧省撫順市新賓老城),一身戎裝的努爾哈赤等來了復仇的最佳時機。在他身後,八旗部隊熱情高漲,躍躍欲試。

努爾哈赤當著大傢伙的面,宣佈了所謂的“七大恨”,正式向關內的大明宣戰。

後金與大明這對生死冤家的決戰時刻,

終於到了

次日,這股士兵趁著撫順集市開集之際,喬裝成趕集的商販,混入人聲鼎沸的撫順城中,發動了叛亂。由於事發突然,未及準備的守城部隊一擊即潰,撫順守將李永芳等人被俘後投降。

大明軍事重鎮撫順城陷落,努爾哈赤首戰告捷。

此戰只打了5天,卻影響中國300年

三天後,訊息傳入紫禁城。萬曆皇帝看完戰報,登時反應過來,要求兵部與地方一線官員磋商,儘早拿出圍剿方案。

為給百官作出表率,一向身體素質欠佳的萬曆強撐起精神,一改多年來不理朝政的生活方式,忙得熱火朝天。

按說,連萬曆這種出了名不上朝的皇帝也認真起來的話,想要解決努爾哈赤叛變引發的遼東困局,估計也不是太大的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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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皇帝畫像。圖源:網路

但接到皇帝命令的代理兵部尚書薛三才卻沒有立即執行,而是向皇帝大倒苦水,稱戶部過去欠發的遼東軍隊兵餉已拖了三年,而自己坐鎮兵部以來,答應給遼東士兵的糧餉也還欠缺十幾萬兩。總之,對於出兵遼東一事,薛三才是十萬個不願意。

按照薛三才的意思,朝廷根本不需要專門出兵遼東,只要皇帝撥錢讓他去安撫駐紮在遼東的將士,就能打贏努爾哈赤,妥妥的。

薛三才的“

底氣

”,來自於距此百餘年前那場被稱為“成化犁庭”的關外重大勝利,更來自於萬曆二十年到二十八年間,明軍相繼發動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在朝鮮戰場,不可一世的日本關白豐臣秀吉被明軍打得滿地找牙,含恨而終;在西北寧夏和西南播州,無論是總兵哱拜還是盤踞播州多年的土司楊應龍,皆沒獲得個好下場,兵敗身死。而且,從萬曆皇帝親政以來,大明軍隊在國際戰場上還有明緬戰役這種“練手”機會。似乎從哪個方面上看,小小的後金,都不是值得讓大明帝國正面重視的對手。

可惜,薛三才不明白,

星星之火,也可燎原

拿下撫順後,努爾哈赤前進的腳步並未停止,反而比原先速度更快。在他的統籌下,另外四座拱衛撫順主城的軍事要塞也相繼被攻陷,軍民死傷慘重,人畜被擄掠者超三十萬。

在遼東戰局瞬息萬變之際,薊遼總督汪可受已經不能再等了。

拱衛大明、鎮守遼東防線本就是他的職責所在。如今丟了撫順,且不管朝廷未來是否會怪罪自己,就努爾哈赤大軍這樣凶神惡煞地到處掠殺,自己恐怕已在劫難逃。於是,在未得到朝廷下一步具體指示的時候,汪可受命令廣寧總兵張承蔭(胤)發兵進攻努爾哈赤大軍。

但很明顯,在造反的道路上,老天爺沒有給努爾哈赤及其背後的八旗勁旅留有一絲退路。要麼成功,要麼成仁。他們必須一路朝前,直至打下大明江山,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

張承蔭一行,雖有萬餘部隊,不過就是去送死,壓根

沒有

勝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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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爾哈赤公開宣戰一個星期後,四月二十一日,大明帝國地方上組織的第一場反擊打響了。

但隨即啞火——張承蔭的援軍在半道上遭遇八旗埋伏,全軍覆沒。

遠在北京兵部衙門辦公的薛三才接到戰報後,總算明白自己低估了關外那群“餓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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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狼般的滿洲八旗。圖源:影視截圖

在向皇帝上奏承認自己的過失後,薛三才提出了四點建議:

第一、徵調真順、保河等地壯士,可得三萬人;

第二、各邊廢弁家丁,皆許效用軍前,可得數千人;

第三、山海關為薊遼門戶,須任命一員大將提兵彈壓,兼為遼東聲援;

第四、起用原任總兵杜松駐守山海關,總兵王宣駐守關內。

對於薛三才的建議,萬曆皇帝一切照準,立即下令讓名將杜松星夜兼程趕往山海關坐鎮指揮。

但針對薛三才

擠牙膏

一樣募集到的這麼點兵力,萬曆多少心存不甘。要知道,在此時的大明帝國衛所中,還有掛名士兵200多萬。不管怎麼看,都不像到了無兵可調的境地。

可大明軍隊體系就是如此奇葩。在沿用了200多年的軍隊衛所制中,士兵的身份是世襲的,只要你祖上被列為軍戶,你家祖祖輩輩都得當兵,免費替大明朝賣力拼命,保土守疆。如此龐大的人群,戰時為兵,閒時種田。以軍事屯田的方式養活自己,然後繼續為朝廷賣命。

這種世兵制,固然有減少國家開支的優勢,在明朝初年因為人丁凋敝、百廢待興,也曾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與所有實行世兵制的朝代一樣,明朝也深受制度的掣肘:

一方面,按照世兵制“15歲襲職,60歲退役”的規定,新兵和兵油子混在一塊,戰鬥力良莠不齊。

另一方面,軍隊內部的自給制,讓軍戶與普通百姓完全脫節。為了過上好日子,那些世襲軍官的子弟自然想盡辦法壓榨底層的軍戶。當兵本來就苦,再拼命壓榨他們,軍戶逃亡乃必然現象。

因此,當國家真的有難之時,萬曆皇帝在紫禁城即便喊破喉嚨,能召集到計程車兵也寥寥無幾,且多為無用之兵,於當時的遼東戰事,其實並無裨益。

面對國土淪陷,作為帝國最大的“地主”,萬曆當然還是希望延續了200多年的衛所制度能發揮該有的作用。他下旨,要求遼東“各處城堡都要用心防守,遇有虜警,併力截殺,務挫狂鋒”。

他還要求在遼東一線的督撫們應靠前指揮,用心排程,“隨宜戰守,務在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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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警入蹕圖》中的大明正規軍。圖源:網路

可這對於剛遭遇張承蔭戰敗惡果的薊遼總督汪可受而言,奉旨率兵出關,直面努爾哈赤,大概是其接到的最壞的命令了。

一到山海關,汪可受就躊躇不前了。在上呈萬曆的奏摺中,他開始哭慘:第一、我軍戰鬥力不足,還是想先等等裝備精良的朝廷援軍再說;第二、我軍士氣不足,打仗需要錢糧。

如此,又繞回到一開始薛三才問萬曆要錢的問題上。

這錢到底誰出?當初萬曆與薛三才之間就沒談妥。如今,形勢迫在眉睫,這件大事依然沒有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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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首輔方從哲認為,此事不宜再等,隨即上書請求萬曆皇帝發內帑賑濟遼東將士,先提振士氣。以後的問題,以後再說。

萬曆只能摳摳搜搜地從內帑中撥銀十萬兩,以賑軍資。

但這筆錢,說到底算是萬曆自個兒的私房錢。不論萬曆是否就是傳聞中的“守財奴”,要一個坐擁四海、

“以國許家”

的封建君主自掏腰包,為國為民,就實在高估了他的道德覺悟。

十萬兩,無論用於募兵還是振奮遼東士氣,無疑都是杯水車薪。故而,在拿到錢後,方從哲還是上疏請求皇帝再給點。

結果,萬曆皇帝大怒,數落了一通:“每年戶部按照祖制,就給內帑庫進貢100萬兩作為宮中開銷。這筆錢,朕還得拿去給嬪妃們發工資、修繕宮殿、改善伙食以及每逢年節採辦禮物發放給你們。年年朕這都不夠花,能給你們十萬兩銀子,還是朕省吃儉用積攢下來的。再要,沒有了,自己想辦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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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圖源:圖蟲創意

萬曆的“哭窮”,著實難以說服諸位大臣。畢竟,當初剛打完“萬曆三大徵”之一的播州戰役時,福王朱常洵分府,他一次就從內帑裡掏了三十萬兩銀子出來大擺宴席,絕對不是他現在所說的這麼“窮”。

可他是皇帝,方從哲等人是大臣。“君為臣綱”,皇帝一口咬定自己沒錢,身為大臣,他們還能要得到嗎?

沒辦法,萬曆朝的這群大臣,只能“拆東牆,補西牆”,騰挪騰挪,湊齊了一支約10萬人的援軍。

與之前明憲宗發起的“成化犁庭”一樣,出發前,大明王朝照例致書自己的小弟——李氏朝鮮,要求對方發兵數萬在外圍打打下手,好歹也算報答一下當初大明王朝的“救國大恩”。

此時接替父王統管朝鮮八道的光海君卻打起了“退堂鼓”。無他,此時的朝鮮政局不穩,內憂外患,除了要應對身邊反對自己的大臣發動政變,還得防範著周邊勢力的乘虛而入。還有就是,上次朝鮮戰役時,日本豐臣秀吉大軍把朝鮮士兵揍得太狠,尚未緩過勁來。

對於後金勢力的威脅,光海君的迫切感估計比萬曆還重。畢竟朝鮮半島緊挨著中國東北地區,後金八旗只要想打,不用十天,朝鮮王朝就得開門投降。

據朝鮮王朝《光海君日記》顯示,壬辰倭亂(即萬曆年間朝鮮戰爭)後,光海君元年(1609年),朝鮮八道常規軍為76400人;而在壬辰倭亂剛發生時的朝鮮宣祖二十五年(1592年),這個數字約為148500人。很明顯,光海君在位期間的軍隊人數,幾乎銳減了一半。

就這區區不到八萬人,還得給你大明“數萬大軍”,難啊!況且,若把兵借給了明朝,打不贏的話,招致後金八旗怨恨,那麼,朝鮮王朝日後再出現滅頂之災,誰能救?

說實話,光海君著實矛盾。他緊急召集了身邊的兩班大臣商議國是。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兩班大臣的意見出奇地一致,全體贊成出兵幫助明朝。

朝鮮王朝領議政(相當於明朝內閣首輔)鄭仁弘甚至說:“上國(明朝)有事,則當奔走盡誠,思效其萬一,況有徵兵事乎?”

最終,朝鮮方面籌措了13000人軍隊交付明朝。隨軍出征的,還有無償獻給明軍的戰馬700匹。

殊不知,此舉為李氏朝鮮埋下了禍患。當然,這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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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四十六年,冬。

征剿努爾哈赤的大明勁旅終於集齊,整裝待發。

根據明人程開祜的《籌遼碩畫》可知,這次大明王朝算是下了血本,不僅超額集合了近9萬的大明士兵,更是破天荒地起用了杜松、馬林、李如柏、劉綎等四員久經沙場的宿將,分率四路兵馬,配合主路大軍作戰。

臨行前,萬曆特授予此次戰役主帥、遼東經略楊鎬一柄尚方寶劍,准許其便宜行事,總兵以下有不聽命者,皆可先斬後奏。

可萬曆終究還是

錯付了他人!

大軍到了遼東之後,楊鎬並沒有立即發動反攻,仍在靜待時機。此時,努爾哈赤再度率領八旗部隊進犯大明邊境,連下數城。兵部急報頻頻,看得萬曆眼睛直生疼。

內心頗為不滿的萬曆皇帝下旨詰問楊鎬:“經略任事已久,各處援兵俱集,如何又有會安之失?”按萬曆的想法,兵我給你們了,錢糧我也給你們了,你們好歹給朕打兩場漂亮仗出來瞅瞅。

皇帝這種迫切的心理需求,無疑給一線將士帶去極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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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東總兵李如柏畫像。圖源:網路

而坐在後臺指揮的兵部要員及內閣成員,其實也都有跟皇帝一樣的心理。只不過,他們並非單純關心戰爭勝敗的結果,他們更為憂心的是,如果戰爭時間拖得久了,糧餉損耗大,帝國的經濟負擔持續加重,勢必引發國內一系列動亂。

總之,在皇帝和百官眼中,打仗若不能速戰速決,還不如不打。故楊鎬在接到皇帝的聖旨時,也多次接到來自兵部的催促檄文。

可打仗豈是兒戲,更何況,像這種動輒十幾萬大軍排程的軍事行動,不探聽清楚前方戰報,貿然進軍,無異於帶著大家去“送人頭”。楊鎬雖是文官,但戰場上的這點邏輯還是懂的。

最終,經不住皇帝和朝廷頻頻催促的楊鎬,只得下令出兵攻打努爾哈赤。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楊鎬下令,兵分四路以赫圖阿拉為目標,分進合擊,四路會攻,一舉圍殲後金軍。

薩爾滸之戰打響了。

根據進兵方略,四路總兵杜松、馬林、李如柏、劉綎各帶一路人馬從瀋陽、開原、鴉鶻關(在今遼寧省遼陽縣)、寬奠(即今遼寧省寬甸滿族自治縣)四個方向出擊,約定好日期,到達二道關後,再統一進攻。

這行軍策略乍看天衣無縫:努爾哈赤的老巢赫圖阿拉城的東南西北四路方向,均被有效圍堵得水洩不通。不出意外的話,“萬曆犁庭”估計也能立馬上演。

但自古以來,分兵作戰、四面出擊乃兵家大忌。因為這樣做的一個致命弱點是,無法準確約定精準的時間同時進攻。戰場百態,瞬息萬變。貽誤戰機,必敗無疑。

那四路大軍的統帥估計也都明白這個道理。但不知是懼怕楊鎬的先斬後奏還是其他原因,四路總兵居然都沒有站出來反對楊鎬錯誤的戰略部署。

於是,大明與後金的

“薩爾滸絞肉機”

如期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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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氣溫突降,明朝大軍出發前,遼東平原上正下著鵝毛大雪,大部隊不得不再度推遲進攻時間。

但事情總有例外,四路大軍中,負責從瀋陽東進的總兵杜松是個貪功冒進之人。面對大雪,他一馬當先,率著麾下大軍,星夜兼程,先到撫順城稍作休息,再冒風雪急行軍百餘里,一天時間就到了渾河北岸,距離匯兵地點——二道關,只有一河之隔。

第二天,杜松不顧其他幾路大軍尚未跟上,孤軍冒進,一頭扎進了渾河南岸的薩爾滸地區,與前來阻擊明軍的八旗精銳展開遭遇戰。

分兵冒進的杜松部隊很快被殺得大敗,全軍覆沒。杜松及其手下副將等人,皆力戰而死。

聞訊,從開原出發才走到三岔兒堡(今遼寧鐵嶺縣橫道河子鎮)的馬林大軍,趕緊停下腳步,固營自守,嚴密監控戰場上的一切資訊。結果在猝不及防間,被乘勝追擊的努爾哈赤部隊發現,包了“餃子”,落得與杜松一樣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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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滸之戰示意圖。圖源:網路

其實,三岔兒堡離馬林出發的開原城不過百餘里而已,如果馬林大軍能夠及時回城固守,鹿死誰手,還未可知。

但歷史沒有

如果

在接到兩路大軍先後大敗的資訊後,楊鎬趕緊叫停了其餘兩路大軍繼續進軍的計劃,讓李如柏和劉綎大軍原地待命,再圖進攻。

可惜,從南邊北上的劉綎大軍由於道路不暢、通訊中斷等諸多因素,對楊鎬的新命令無從得知。在率軍深入敵陣300餘里後,憑藉自己多年的戰場經驗,劉綎奪得了此次薩爾滸大戰中,明軍僅有的區域性勝利。但此後,遭遇努爾哈赤大軍重點打擊的劉綎,寡不敵眾,兵敗身亡。隨同作戰的朝鮮軍隊也損失慘重。

至此,薩爾滸大戰中,明軍四路大軍,除了李如柏外,其他都沒了,合兵會攻早已沒有意義。

史載,這場大戰實際從二月二十五日打到三月一日,前後僅五天,明軍四路出師,三路敗北,劉綎及以下將領陣亡300餘人,士兵死亡4。5萬餘人。

訊息傳回紫禁城,京師震動。萬曆皇帝完全不敢想象,自己辛辛苦苦籌集的大軍居然在五天時間裡,化為烏有。

作為此次大戰的主要責任人,遼東經略楊鎬被下錦衣衛詔獄論死,以慰死節將士之心。

後來的歷史學家說,薩爾滸之戰是明清戰爭史上的重要轉折點。“清史研究第一人”蕭一山指出,明清之興亡交替,此戰是

“最大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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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敗象已顯,但大明帝國並非沒有補救的機會。

薩爾滸之戰慘敗後,萬曆皇帝在朝臣的舉薦下,任用賦閒在家的熊廷弼經略遼東,以圖改變明朝國運一蹶不振的困局。熊廷弼還未到任,開原即失守。

比起前任,這位曾巡按遼東多年的文官軍事家有著更清晰的認識。熊廷弼認為,“遼左為京師肩背,欲保京師,欲保河東,開原必不可棄……不復開原,必不能保遼、沈”。因此,他向萬曆建議,應先想辦法重奪開原,然後以開原為據點,一步步奪回其他領土。

對此,萬曆皇帝深表贊同,立即像之前授予楊鎬尚方寶劍那樣,授予熊廷弼遼東地區的最高決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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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畫像。圖源:網路

萬曆這回人是選對了,可自己的命卻不長了。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沒能看到遼東成果的萬曆皇帝駕崩了。而遼東地區的重整籌備,才剛剛開始。

根據皇帝的聖旨,熊廷弼到任後,立即著手安撫軍民,殺逃兵祭奠死難將士,上疏罷免了此前在八旗進攻開原、鐵嶺時擁兵不救的李成梁第三子、總兵李如楨,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遼東地區的局勢。

可那座皇帝們住了兩百年的紫禁城,總是充滿著不確定性的

黨派之爭

在帝國的風暴中心,不同政見的大臣對遠在遼東宵衣旰食的熊廷弼指手畫腳,致使其最終捲入大明朝吵鬧了百餘年的黨爭之中,成為無休止的口水戰的犧牲品。

天啟五年(1625年),熊廷弼被殺,傳首九邊,遼東局勢每況愈下,大明帝國終究失去了最後一次救命的機會。

這一年,上距薩爾滸之戰慘敗僅6年,下距明朝亡國不到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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