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鑑於元末法制鬆弛的教訓，十分重視立法。吳元年（1367年）十月，即命左丞相李善長做制定律令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20人做議律官，討論制定立國安邦的法令。十二月律令製成。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頒行天下。凡律285條、令145條，令作為律的補充，主要記載諸司制度。以後隨著《大明律》的日益完善，許多令條歸併進律條。

洪武六年（1373年）夏，刊《律令憲綱》頒發給各司。同年閏十一月，朱元璋又下令刑部尚書劉惟謙詳細制定《大明律》。次年二月書成，頒行天下，篇目以唐律為藍本，共606條，分30卷。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八月，因為刑部上奏說：“條律定刑標準不一，以致判案缺乏標準。請按類編制律法，推行天下。”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更定《大明律》，使之日臻完善。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最後修訂完成《大明律》，頒行全國。

洪武十八年（1385年），在《大明律》之外，朱元璋又以皇帝的名義昭告天下，頒行《大誥》，共74條。第二年五月，又頒行了有87條的《大誥續編》。洪武二十年（1387年）二月，頒行《大誥三編》共43條，次年，又頒行《大誥武臣》共31條。其內容是彙集有關官民犯罪的條例。

在大量案例中，主要懲處豪強與貪官汙吏的共有1萬多件。洪武三十年（1397年），太祖“命令刑部官員摘取《大誥》條目中的重點，附在《大明律》之後”。《大誥》中的例實際上成為律外之法，作為對《大明律》的解釋補充。

頒行《大誥》後，發至全國，要求“所有官民，每戶都要有一本，勤於閱讀，熟記於心，若犯笞杖徙流罪，可減刑一等；如家中無此書，若犯罪，則加刑一等。”

這一做法“意在使人有所警惕，不敢輕易犯法”，從而強化明的統治。

明初刑律包括律、令、誥等方面的內容，但隨著《大明律》的不斷完善，明代刑律逐漸演變至以《大明律》及條例為主。《大明律》共有30卷460條，分名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7部分。

刑分笞、杖、徙、流、死五等。法定的刑具有笞、杖、訊杖、枷、扭、鐐等。總體上看《明律》的法律體系較之《唐律》更加完備，也更加嚴酷，它表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和前代比，在對待謀反、謀大逆、謀叛、謀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十惡”的行刑上，以及秘密宗教活動的處治上更加嚴厲殘暴。

明律規定對“十惡”罪人的行刑，無論主犯、從犯一律凌遲處死，而且還把“十惡”的範圍擴大了。明律規定，凡部民殺死所屬知縣、知州、知府，軍士殺死百戶、千戶、指揮的，均屬“十惡”中的“不義罪，處以極刑”。

同時，鑑於元末曾以宗教形式組織發動農民起義，《大明律》特別規定“禁止師巫邪術”律條，規定“為首者絞，為從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第二，《大明律》增設“奸黨”條，規定：“文武百官，私自結交朋黨，擾亂朝政，一律當斬，財產全部收繳入國庫，妻子子女充作奴隸。”

禁止官員結黨，這是前代法律條文中所沒有的。為限制大臣專權，《大明律》規定：“所有官員須由朝廷選派，若有大臣擅自選用，一律當斬。”把任免官吏權專屬皇帝並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固定下來，禁止官員私下裡互相引薦、結黨營私，形成與皇權抗衡的力量。

第三，增加了經濟立法的比重。明初，為恢復和發展生產，朱元璋採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而且制定了在性質上屬於經濟立法的具體條款。如明律禁止盜賣、換易、冒認及侵佔他人田宅，如果被確認是強佔，最高可判處杖100、流3000裡刑。

對“佔田過限” “欺隱田糧”者也有懲治，“其田入官，所隱稅糧，依數徵納”。明廷特將居民劃分成了軍戶、民戶、匠戶及灶戶4種，是為了保證賦稅、徭役的穩定。

但明律規定軍戶、匠戶、灶戶平時不可以隨意流動，私自脫籍會被嚴懲。同時，明律還對養奴蓄婢的數量加以限制。規定貴族功臣之家最多不得超過20人，一般庶民之家禁止蓄養，否則杖100，奴婢放免為良。如有誘騙和掠賣良人為奴婢，則杖100、流3000裡。

另外，在明代商品貨幣發展的形勢下，為適應工商業發展的需要，明律專列“鈔法”，如拒絕收受寶鈔，或製造、使用偽鈔，除追納賠償外，並處杖刑。又補充規定：“凡有偽造寶鈔者，不論是主犯還是從犯，一律處斬，財產收繳國庫。向官府告發者，可獲賞銀250兩。”

明律嚴格制定法律禁止販“私鹽”“私茶”，並且還增訂了《市廛》《田宅》《錢債》《郵驛》《營造》等編。明律根據時代的特點和需要施行以刑法推行經濟立法的做法。

《大明律》簡於唐律，嚴於宋律，以嚴刑峻法著稱，是朱元璋鞏固皇權的一項重要措施，影響後世深遠。後來的《大清律》大部分內容沿襲自《大明律》，對滿清統治亦產生了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