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34年夏，燕京大學的幾名教授在國人“開發西北”的呼聲中，組織了平綏沿線旅行團，對平綏沿線（今京包鐵路沿線）進行考察。旅行團由謝冰心、吳文藻、鄭振鐸、顧頡剛、容庚、雷潔瓊、陳其田、趙澄等8人組成。旅行團返回北平後，一批考察成果相繼問世，有鄭振鐸的《西行書簡》、謝冰心的《平綏沿線旅行記》、顧頡剛的《王同春開發河套記》、吳文藻的《蒙古包》、雷潔瓊的《平綏沿線之天主教會》等，這批著述有助於國人對西北，特別是對內蒙古中西部的瞭解。
王同春開發河套記
（一）
王同春是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人，生於清咸豐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小名進財。他出身微賤，沒有受到教育，識不得幾個字。他的幼年的生活，大約已經沒有人知道了。到十六歲那年，他犯了殺人的案子，從家鄉逃出來，同拳術家李三侉子一直推車到了河套。河套本來是一塊肥沃的地方，諺所謂“黃河百害，惟富一套”。黃河在河套一段，本有兩道，在北的叫做北河，在南的叫做南河。後來北河漸湮，其下游在清朝道光年間淤斷，和南河不通，土人呼為五加河（也有人寫作烏拉河）。從黃河到五加河，叫做後套。這塊地方，南北四百餘里，東西六七百里，真是天府之國。自從明朝入於蒙古，只充做牧場。到乾隆年間，有幾個漢族漁夫捕魚到此，在近河處用桔槔取水，試行種植，大獲其利。到道光三十年，黃河水溢，北岸決成一河，名曰塔布河。河流所及，都成了膏腴。那時山西人民移殖來的漸漸多了，他們在那邊種地，有非常好的收穫。聽說一個人可以種到一千畝，種一年可以吃十年。起初他們只會利用天然的河流，後來也會自己開渠，引水灌田了。王同春就在這個運會中趕到了河套。
有一個四川人，名喚郭有元，他先到河套，娶了甘肅女子，成家立業。他首先提倡開渠，這條渠就叫做“老郭渠”（現在改稱通濟渠）。同治十三年，王同春投在郭家，充做工人，勤苦地工作。他的身材特別高大，長六尺左右，進普通的門戶全需低頭而入。力氣又極大，一鍬下去，掀起來時就有百餘斤的土。郭有元見他一表人才，心裡著實愛重，就叫他管理渠工，把女兒嫁給他。他既成了家，就向蒙人租了牧地，自創一牛犋（這是綏遠的特別名詞，兩條牛為一牛犋，引伸為村莊的意思）。後來再開第二個牛犋，以至於第三、第四……他的田多了，就隆興長（地名，在今五原城南）創一牛犋，這是他的大本營。光緒七年，他又自己開了一條小渠，叫永和渠。十二年，又開同和渠；後來開得長了，改為義和渠（在今五原縣），這條渠長有百餘里。在這時候，他已經不受他的丈人的節制了。
光緒初年，開渠墾田的還有幾人，西邊有一姓王的鑿了一條黃土拉亥渠，又有一個姓楊的開了一條楊家河（都在今臨河縣）。東邊有一曹四，還有一個四老虎，同時開了一條長勝塔布渠（今名長濟渠）。凡是一開了利就會發生爭端，他們為了爭水爭霸常時械鬥。王同春勢力最充裕，他有來復槍、前膛炮，手下養著的逃兵和把式匠（即拳教師）又最多，械鬥幾年，他獨霸了。河套共有八大幹渠，每渠周圍數百里，他一個人就開闢了五個，擁有良田一萬餘頃，牛犋七十個。河套地方几乎給他打成一片。
（二）
但他的戰勝並不完全靠武力；他有絕特的聰明。開一條渠不是容易的，三丈闊，三丈深，數十里至數百里長，還有許多的支渠，費錢數萬至數十萬、百萬。實在是很偉大的工程。要是開了沒有水來，或來而不多，人力財力豈不冤枉花了。但他識得水派，有開渠的天才，一件大工程，別人退避不遑的，他卻從容佈置，或高或下，或向或背，都有適當的計劃。他時常登高望遠，或騎馬巡行，打算工程該怎麼做，比受過嚴格訓練的工程師還要有把握。在黑夜之中，他點了三盞燈，疏落地放著，來測定地的高低。逢到下雨天，他又冒雨出去，說那裡有水，鍬頭挖下去，果真冒出水來了。遇有疑難的地方，低著頭看，抬著頭想，痴痴地立在渠邊，有時竟彷徨終夜。等到豁然貫通，真覺得上下通明，快樂地跳起來，叫起來。他是這樣地精神專注的，他又最不會失掉經驗。夜中馳驅曠野，偶然不辨在什麼地方，只消抓一把土向燈一瞧就知道走到哪裡了。有一次，他指著一塊地，說一尺以下必有水，旁人不信，掘下一尺，他的話竟驗了。這人駭怪，問他原因，他說，“你看，地鼠穿的窟窿，翻起來的土是溼的。這不是很明白的證據嗎！”黃河中起泡，他知道水要漲了，對農民道，“你們看，我開這渠，水會跟我來的！”果然渠口一開，水就洶湧地進來了。農民對他信仰極了。真要把他當成龍王拜。後來他和人家打架，被挖了一隻眼睛，大家就稱他為“獨眼龍”，嵌進了這龍字。又因他小名進財，也稱他“瞎進財”。凡是到河套去，提起王同春，這名字太文雅了，未必人人知道；一說瞎進財，沒有不知道的。他還有一個表字，叫做“浚川”，這當然因他有開渠的功績，唸書人取了堯典中的句字替他加上的了。
他非常的惜物，愛牲畜，天天先餵了牲口然後自己吃飯。他又非常的刻苦，開渠時自己也夾在工人隊裡，一齊動手，就是他的愛子也逃避不了這種苦差使。就是他的女兒，腳裹的小小的，也要背了槍在渠裡監工。
他的勢力既漸漸雄厚，於是招兵買馬，做起土皇帝來。流氓跑向他那邊去，犯罪的也逃到他那邊去。三教九流，他都容得下。直魯豫三省的貧民，去的更不少。本來茫茫的荒野，給他一干，居然村落相望，每天下鍬的和擔土的有數萬人了。他用了兵法部勒他們，個個人要替他做事，不許隨便離開。農閒之時，又要施行軍事訓練，以防敵人的侵襲。清末革命黨需要金錢的接濟，常去訪他，也受過他不少的恩惠。他對於錢財一點不吝惜。凡是去依賴他的人，他每每給這個人娶媳婦，再給以百畝或千畝的田地。光緒十七、八年兩年，京北大旱災，他捐輸了糧米一萬多石。二十七年又是鬧荒，他再捐了六千多石。
他既廣闢田地，開溝渠，置牛犋，後套裡方圓數百里，再沒有蒙人遊牧的地方，於是他們不是北渡陰山，就是南越黃河，王同春勢力所及之地便斷絕了蒙人的足跡。也有人說蒙人很信仰他；蒙旗裡有什麼爭端，只要他一出來，調停事就完了。到底怎樣，尚待打聽。也許王同春的強墾蒙地比了官墾還能講些公道，又還捨得花錢，雖然蒙人一樣地受壓迫，究竟壓迫得輕的會得人心呢。
他不僅對於蒙人毫不客氣，即對於洋人也沒有禮貌。比利時等國的教士在綏遠一帶傳教歷有年，每一個教堂各領有蒙地數百千頃，築室耕田，自成都邑，彷彿一個個的小獨立國，做事自然偏於強橫。王同春壓不服他們，他們也壓不服王同春，彼此積有嫌怨。在這方面，我們雖沒有聽到什麼故事，幸而覓得陝西巡撫升允的一篇奏書。奏書中的事情是這樣：蒙人和教民鬧起來，在庚子年後蒙方當然不會佔便宜，其中有一個烏審旗（即鄂爾多斯右翼前旗）需賠銀四萬八千兩，但這旗太窮，不但拿不出錢，也拿不出牲畜，只得把一個鹽池押給教堂；教堂不要，因此招商承領。有人推舉王同春承領，王同春自己答應了，而教堂不肯答應，說：“此人最不安分，與教堂頗有宿怨”，竭力阻擋。地方政府無法，把鹽池改為官辦。從這一點上可以知道，王同春對於外國人是怎樣的倔強。
有一個河南人陳四，到河套時比王同春早些，他也是一個豪俠講義氣的男兒，手下自然收得許多徒眾。兩雄不併立，他們兩家時常械鬥，殺傷的人很多。訴到官廳，王同春就被捕入薩拉齊的牢裡。薩廳撫民同知文鈞覺得械鬥的事雙方都應負責，不該獨使王同春受冤屈，把他放了。後來陳四方面屢次上告，文鈞為了這件事情竟革了職。他年老無子，不回家了，寄居在綏遠城裡，也沒人理他。有一天，外邊忽然來了幾十個大漢，把他抬了去，他莫明其妙。停了一會兒，才知道他們是王同春特地派來接他的。到了王家，王同春跪下說：“大人，你是重生我的恩人，你沒有兒子，我就是你的兒子了！”奉養他終身，殷勤服侍，過於孝子，遠道的人聽了，愈加欽佩他待人的誠厚。
光緒二十七年，庫倫活佛聽得他的名聲，聘他到外蒙開渠。他帶了一千個漢人去工作。結果如何，因為道遠，述說的人也不知道。但他的幸運已在這一年交完了，從此以後，他就一重重地墮入了厄運。
（三）
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西太后等逃到陝西，岑春煊率師勤王，路過河套，看見土地肥美如此，心中著實想用國家的力量幫助農業的發達。下一年他接任山西巡撫，就奏請開發（因為那時的綏遠是山西管的）。朝中準了，命貽谷做督辦墾務大臣，二十七年先在東蒙著手，二十八年推到西蒙。貽谷到河套一看，見王同春的勢力這等雄厚，覺得非把他打倒，政府的墾務是不能辦的。因此，對他說：“你辦墾務極有經驗，我就請你當了總工程師罷！”貽谷帶去的一班人，看見那邊有這樣的大財主，個個眼紅，想去揩他的油。他知道政府的勢力來了，豺狼當道，對他必然不利，但無法反抗，他任了總工程師，第一件事是修長濟渠。他只命工人往低處開，水來了上不去，反把以前所開的渠一起淹了。他達到了敗壞渠道的願望。
本來綏遠的薩拉齊廳轄區極廣，後套全部在內，現在寧夏省的一部分也在內。自從政府開發西蒙，就把它的西部劃作五原廳。二十九年，五原廳扶民同知兼西蒙墾務督辦姚學鏡為了王同春不肯把渠道公開，親帶幾營兵到他家裡，勒逼他把渠道歸公；他違抗不了，只得屈服。從此以後，政府裡設了水利局專管放水，每年徵收水租；在規定之外，局中的吏役常常作額外的需索，不肯納賄的就不給水。逼得人不能種，河套裡的良田又變成沙磧了！王同春是自開渠道的人，政府裡算是體恤他，貼還他一些開渠費。
在那時，他不再能和以前械鬥過的人爭氣了，於是他的二十餘年來的敵人，一一上衙門控告他，其中以陳四為最厲害。他派人同陳四說：“從此以後，我固然完了，但你也完了！我們講和吧，我們把兩班把式匠遣散了吧！”陳四聽了他的話，果真把自己的爪牙辭退。二十九臘月三十日，陳四住在義和渠旁土城子（今五原縣城南約六十里），王同春的拳師社福元帶了幾人，從隆興長趕騾子到土城子，夜十二時把陳四打死了。杜福元們跨騾東去，八點鐘走了四百里路，到包頭，大年初一到處拜年。陳四家屬告狀，官府捕獲了杜福元，但他說，“元旦天亮我就在包頭拜年，怎麼大年夜的十二點我在土城子殺人？兩處相去四百里，難道我是會飛的？”官府到底不能定他的罪。
但是辦墾務的官員們發財的機會又到了。他們叫王同春來，斥責道，“你私墾蒙地是有大罪的，殺人也是有大罪的，兩罪併發，你有幾個頭？這不是害了自己不夠還害子孫嗎？聽我們的話，你具一個甘結，我們替你消案！”說罷拿出一張紙來，叫他畫押。王同春是不識字的，不知道上邊寫的是什麼，迫不得已，打上了一個手印。這一打，他的田就去掉了無數！
到光緒三十三年，王同春到底為了打殺陳四案被捕入獄。關了五年，適逢辛亥革命，綏遠將軍坤岫因人心不安，要把監內五十一個犯人一起槍斃，結果，別的都死了，只有王同春沒有死，然而死屍卻還是五十一個，原來一個開槍的兵丁誤死在內了。將軍覺得其中必有天意，沒有殺他，仍舊監禁。民國元年，他恢復了自由。綏遠將軍派他回河套辦團練，安定邊疆。他回到家裡，叫人肩扛一面大旗遍走四鄉，嘴裡喊道，“王老子放出來了，奉將軍的命令訓練鄉團，保護老百姓了！”百姓們聽了這話，聚集攏來，不上一個月就部署井然，威聲大振。民國二年冬，外蒙入寇，他埋伏了許多團丁，在高闕戍前打了一仗，蒙人大敗而歸。他因有了這回武功，得到政府裡五等嘉禾章的獎賞。可是他的田產很少是他的了，他雖任當地的農會會長，還做得出什麼事情來呢？
聽說閻錫山在清末和王同春有過很深的交情，辛亥革命，閻氏曾得到他的兵馬錢糧的幫助，因此，民國以來他輸運貨物，經過山西，很受當地保護。他每年把灘羊皮和軟毛細皮從寧夏後套運到順德，再把綢緞布匹洋廣雜貨從順德等處運到後套，車上插了“王同春”三字的標旗，經過山西稅卡，概可免驗放行。因此，他在順德民間的聲名也很大。但我們知道辛亥革命時他正關在獄裡，或者只是一種民間的傳說而已。
民國三年五月，地理學家張相文旅行到五原，他在歸化聽得了王同春的名望，訪他談話，一見傾心，覺得他真是一個農村的模範人物。聽到他自敘五十年來的經過，又深切地替他抱不平。張氏回到北京，和農商總長張謇說了。那時張謇兼任導淮督辦，聽得有這樣一位開河的天才，自然高興，就聘他為水利顧問，招他到北京，並囑他帶了兩個兒子到南通師範學校讀書。這年冬天，他們動身，路過綏遠城，謁見將軍潘矩楹，潘將軍的手下人和貽谷的手下人一樣，看他有錢可榨，就勸將軍加他一個罪狀，把他下獄。張相文與張謇函電營救，都沒有效果。張謇為了這事特地進總統府見袁世凱，用袁大總統的命令打電報去，方得釋放了。他到北京，對人說：“險呵！案子已判決，該槍斃了！只是這命令遲到一天，已不及了！”他想起這些事情，真覺得萬念都灰了。
他們到了北京，在張相文辦的中國地學會里住了三個月，和張謇等商量開墾河套的計劃。他們共同組織了一個西通墾牧公司，由王同春撥出烏蘭腦包附近地十萬八千畝作為公司事業的基礎，張謇和張相文各出二千元作為活動資本，從民國四年四月開凍時辦起，張相文親自去佈置。因為交通不便，官吏貪婪，軍隊騷擾，土匪猖獗，辦了六年，不但開墾失敗，連牧畜也失敗了。
民國三、四年間，張謇常常請假回南，覆勘淮南工程。王同春曾隨著他南行。張謇同他討論導淮的方案，他主張疏匯入海，張也極以為然；但到底為了種種阻礙，沒有實行。
他在南通縣住了些時，又到北京和山西應州住了些時，他回到五原。五年，河套田地又歸他經營。但他老了，不行了。六年，病死。年六十七。現在五原城內有個王同春祠堂，每年六月六日為廟會期。就是這座五原城，也是他捐貸建造的。
自從光緒末年他入獄後，一班拳師失去了首領，變為土匪。河套的土匪幾乎沒有不是王同春的把式匠，他們的擾亂區域直蔓延到察哈爾。
講到渠道，自他走後也湮塞了。當貽谷辦墾的時候還像個樣子。到了民國就沒有人顧及，墾務停頓了。四年，綏遠都統蔡成勳手下有一個族長楊以來，他要包辦水利，設立灌田公社，名義似乎很好，但實際只有剝削，水利全壞。五年，雖仍由王同春接辦，但過年他就死了。此後水利事業由墾務局經營，當局者只知有田而不知有水，更失敗了。十七年，劃歸建設廳，設立包西水利管理局，困於經費，變成官督民修。無論如何，總不及王同春私人時管理得好。所以有人嘆息著說：“民生渠修了三年尚未成功，而且眼看將來也沒有希望，如叫王同春來修，哪會枉費這麼多的時間和這麼多的金錢！”
王同春共生了四個兒子，一個女兒。長子和四子早死，五子王吉，號樂寓，是一個謹慎的人，能保守他的遺產。三子王英，號傑臣，民國初年隨父到南通，讀過幾年書。回五原後，他不去種地，專喜招集流氓，聚眾至數千人，後又增至萬餘人。政府任命他做軍官，曾在山西騎兵司令趙承授部下做過旅長和副司令等職。但他為人心氣高強，不能鬱郁居人下，而有勢力的又垂涎他的產業，逼得他難堪，二十年，他率了兩師兵造反了。這說不定有水滸傳中逼上梁山的背景，給國軍剿平了之後，至今匿居在天津。他分得的父產，已全部沒收了。次女二老財，年已五十外，嫻騎術，擅智謀，綽號是“後套的穆桂英”，也有人比她做九花娘。十七年，土匪趙二半吊子圍攻五原城，聲言破城後要屠城，她挺身而出，嚴辭責備，他的兵就退了。即此一事，可以知道她在後套的威望。他手下有四千人，又有些軍人。她也能指揮軍隊。王英失敗後，後套的土匪更多，有人報信，說他們都住在二老財的家裡。政府得此訊息，把她逮捕。她侃侃答辯，說，“倘使我幫著王英造反，為什麼他失敗後我不跟著他跑呢？再說捉賊捉贓，我的贓在哪裡呢？”問官覺得她理由甚真，沒有定她的罪，但也沒敢放她。她現在仍住在五原縣的監牢裡。又有人說，已經放了出來。
民國十四年，從五原縣中析出通濟渠以東的地，成立安北設治局；又析出豐濟渠以西的地，成立臨河設治局，十八年，改臨河為縣。綏遠一省只有十八個縣，而五原、臨河、安北三縣是王同春開發的。一個不識字的人能夠赤手空拳創出這番大事業來，那不夠我們的紀念？再說倘使官民能夠合作，他的成績又將怎樣？所以張相文沉痛地說：“王同春是不幸而生於中國！
選自《禹貢》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1935年
附錄：
民國二十三年的春天，我同家起潛叔（廷龍）旅行到包頭，在狂風中蕩了一次黃河的船；因為沒有人認識，所以不曾打聽到什麼。夏天，我們到平綏鐵路局長沈立孫先生（昌）的招待，遊察哈爾和綏遠的一個月，與當地人士往來稍多，就收集了許多塞外的故事。最使我高興的，是聽得許多人講起王同春開發河套的故事。河套的開墾是我久已聽說的，尤其是”民生渠“三個字近年常在報紙上見到；但為什麼王同春這個名兒直到現在才聽得呢？我聽了他們講說之後，時常這樣的問自己。
第一個把這件故事講給我聽的，是平綏路車務段長賀渭南先生（鄗），他是山西崞縣人，很注意西北地理。七月十一日，同行的許多位都參觀大同的上寺、下寺去了，我因事獨留在車上，賀先生把王同春說給我聽，我才知道河套中曾有過這個人，我就發願替他寫一篇傳。但賀先生還不過講得一個大概。第二天，我們到雲岡，承晉軍騎兵司令趙印甫先生（承授）的招待，住入他新蓋起的雲岡別墅，席間我們把這件故事問他，因為王同春的兒子王英曾在他的部下，所以他也隨口說了一些。就是這一天晚上，賀先生又補述了許多。他們兩位的話都由我筆記了。八月九日，到了綏遠，省政府諮議張宣澤先生邀晏，他向我們介紹建設廳秘書周頌堯先生，周先生是十餘歲到綏遠辦墾的，曾和王同春並轡出遊，檢視田野，所以記得他的故事更豐富。那一天晚餐席上，他一路吃一路講，我就一路吃一路寫，因此這一頓飯吃得特別慢。還有一位客，他連帶講起王同春的女兒二老財的故事，吳文藻夫人謝冰心女士記了。本來我們還想赴五原訪一訪王同春的家，並看他開的渠道，不幸那時綏遠的雨太多了，道路因泥濘而不通，只得把包頭作為旅行的終點，我在綏遠接到家母病電，遄回南方，連包頭也沒去成。在包頭，冰心女士記下了王靖國師長部下的參謀吳澤先生所講，也轉告給我。友人陳中心先生（忠）是順德人，和王同春同鄉，少時在家鄉所聽得的閭巷間的談論，把記得的也告給我幾條。
以上的材料是屬於口說的。至於文字方面，當時一點也沒有得到。我居喪在杭，吳文藻先生來信，告我新刊的臨河縣誌的末尾有一篇王同春的小傳；回到北平，在燕京大學圖書館裡找到。恰巧大公報史地週刊向我徵文，我就依據了大同和綏遠所聽得的加上這一篇傳文，合寫為王同春開發河套記，登入十二月十八日報中（史地週刊十五期），發表之後，吳先生又告我張蔚西先生（相文）著有王同春小傳一篇，是民國四年作的。有一天，我見到張亮丞先生（星烺），向他提了，他就送我一部南園叢稿；在這書裡，不但讀到了這篇小傳，又從塞北紀行中，知道蔚西先生和王同春認識的經過。我想，蔚西先生既和他認識，說不定在亮丞先生作的沌谷居士年譜裡尚有材料。拿地學雜誌一翻，果然又得許多。日前晤趙泉澄先生，他說：我讀光緒東華錄，也發見王同春了！我就在這部書裡抄出了升允的奏文。有了這許多新材料，此文該得重做了，所以現在就修改一下，在《禹貢》發表。又把各種文字材料輯錄起來，作為本篇的附錄，以備讀者參證。還有一幅簡單的地圖，是吳志順先生根據了樊中府先生（庫）的綏遠省分縣圖而繪的；因為時間匆促，未能畫得很細。好在不久的將來，我還要寫一篇綏遠的墾務和河套的水利，到那時再請吳先生畫精詳的圖罷！
作者簡介：顧頡剛（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原名誦坤，字銘堅，江蘇吳縣人。顧頡剛是“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奠基人。一生著述頗豐，除所編《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漢代學術史略》、《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尚書通檢》、《中國疆域沿革史》、《史林雜識》等。
顧頡剛（後左二）與禹貢同仁合影
1937年3月顧頡剛在一手創辦的禹貢學會辦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