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關於卜筮的故事很少，只有三篇。除了前面說的東周策裡的《趙取周之祭地》外，剩下的兩篇分別是《齊策一·成侯鄒忌為齊相》和《秦策一·張儀說秦王曰》。前者的鄒忌就是那個動不動與城北徐公比美的鄒忌，至於後者的張儀，現在一般認為是別人假託張儀之名成文的，因為故事裡講的事情很多是張儀死後才發生的事，要是非得認為是張儀說的，那我們只能理解為張儀給秦王託夢了。

在卜筮這件事上的記錄上，《戰國策》和《左傳》很不一樣。一方面，《左傳》在神神道道事件的數量和種類上比《戰國策》要多。《左傳》中有8O餘條災異的記錄，其中近3O條帶有預言的性質；關於龜卜的記錄至少有55例，用《周易》卜筮的有19處；《左傳》所寫之夢有29個，大多有預言性質。因為這個原因，《左傳》不時也被人懷疑其史料的真實性；

另一方面，《左傳》記載的卜筮一類的東西，很有神秘主義色彩，它透過卜筮、夢佔、星象、災異和人事來預示自然災害、個人命運、戰爭勝負及社會變化，而且大多應驗了——這顯示出了不少非理性因素（當然也可能是倖存者偏差）；而《戰國策》講卜筮，其實不如說講的是權謀，都是人玩弄的手段，哪來的什麼牛鬼蛇神作怪。

從《左傳》到《戰國策》，從春秋到戰國，為什麼卜筮的記錄產生了這種變化，那隻能用一句話概括：

在以前的日子裡，是巫史不分家的，宗教事務和史官事務一把抓，後來二者職能逐漸分化。到了春秋時期，史官的記事、政治職能繼續擴大，與宗教的巫官進一步分離，但祭祀、卜筮等屬於“天道”的職能仍是史官的主要職能之一，所以《左傳》裡出現那麼多神秘的東西不足為奇。

春秋時代人們仍然認為“天”是至高無上的，決定著國家興衰和人物命運；他們也普遍相信鬼神的存在，認為鬼神保佑有德之人，懲戒失道之人。這種超神靈的存在，對違禮背德的人實施著懲罰。

關鍵是《左傳》講天命鬼神主宰決定人事的同時，又宣揚道德及個人行為決定人自己的命運，並對鬼神的預言結果加以道德闡釋，把看似上天註定的神秘預言與人的道德行為結合在一起。所以它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道德教化威懾力”，是對當時諸侯大臣的一個警示。居於主宰地位的天命，對人間的禍福成敗起著決定作用，同時又把主動權交在人的手中，可以說是藉助鬼神用恐嚇的手段驅使國君卿大夫尊禮向善。這是《左傳》中卜筮、預言的意義所在。

而在戰國時代，占卜不再是神聖而又神秘的事情了，它成為了人們手中獲得某種利益的工具。人們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命運前途成了卜筮結果的主要依據。他們想透過占卜來獲得心理的安慰，在占卜過程中他們會一卜再卜，一佔再佔，直到滿足當時的需要為止，不再把卜筮的結果當作神聖的天意。

比如《張儀說秦王》裡，講智伯率韓魏兩國軍隊攻打趙襄子於晉陽；趙襄子反覆占卜，試圖預知戰爭的利害走向。他是為了從中獲得精神寄託，以支撐自己堅持擊退三國圍攻的信念，也是想透過這種方法激勵城中計程車兵和百姓同心協力擊退敵軍的圍攻。

《成侯鄒忌為齊相》就更像陰謀論了。在政治鬥爭中，鄒忌為了陷害田忌，派人冒充田忌的手下去問卜，“欲為大事，亦吉否？”——冒充對手去算命，問造反能不能成功。這就引起了齊王猜疑，田忌出走。可見鄒忌把占卜作為一種手段，從中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圖，滿足利益需要。

這些事情我們或多或少都幹過，比如我之前講的筆仙的笑話；或者拋硬幣，字是學習，花是睡覺，然後丟擲了字，“剛才不準，再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