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縣和縣令，究竟有何區別？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別再弄混淆了

“知縣”與“縣令”皆有一個“縣”，最早有文字記載的“縣”名，是產生於先秦時期的古晉國，而最早建立縣制的是春秋時期的楚國，但沒有推廣開來，到戰國時期，商鞅在秦國推行了縣制，後來秦始皇統一六國，縣制便在全國推行。

《職官典·郡縣》載：“縣令者，政令之長也，正五品；縣丞者，文教職官也，從五品；縣尉者，軍事長官也，次五品。”官職“縣令”則要比“知縣”出現的早，早在戰國時期，“縣令”就已經出現，而“知縣”直至宋代時才正式確立。

宋代時，不同地方縣令的品級也有不同，宋朝前期赤縣令的品級還為正五品。但從元祐起，開封府兩赤縣令的品級為正七品；開封府畿縣令，三京赤縣令，三京畿縣令為正八品；諸州上、中、下縣令則是正九品。

雖然是“九品芝麻官”，但天高皇帝遠，縣令也敢稱大王，縣令在地方上就擁有了很高的話語權，因此就有可能發生地方專權、割據的現象。

在科舉制度出現之前，秦代以“闢田”和軍功為選官依據，戰功赫赫，便可做大官；漢代則建立了一整套選拔官吏的制度，即“察舉制”，它是由地方長官在轄區內考察、選取，向朝廷推薦人才，但擔任地方長官的人透過是出自高官豪族。

魏晉南北朝所實行的“九品中正制”，創立初期的標準為“家世、道德、才能”，但發展至中後期，道德和才能不再是重要的，家世才是做官的重要標準，到西晉時期已經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門閥士族的存在並不利於中央集權，而皇帝自然是要為自己的權利作出努力，於是科舉制度便誕生了，唐朝和宋朝之間又隔著一段大分裂時期，這期間中原地區之外存在有許多割據政權。

趙匡胤建立起宋朝後也就要削弱地方勢力的影響，加大中央集權，因此開始派京官前往地方擔任地方縣官，通常宋代的縣官選拔分兩類：一類是宰相特別任命的知縣，稱高配知縣；還有一類是中央吏部負責考察並統一委派的普通知縣。

知縣與縣令的不同在於，知縣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皇帝透過知縣管理地方；縣令則是隻擔任地方官，並不一定是由朝廷派遣下來的官員。還要區分的是，縣令與縣長的不同，縣令是這個該縣達到了千戶之上，而縣長則管理不滿千戶的地方。

著名清官包拯於宋仁宗天聖五年考中進士，被授任為大理評事，後出任了建昌縣知縣，但由於包拯是孝子，為年邁的父母養老送終而辭職，後於景祐四年（1037年）赴京聽選，再次走上仕途，出任天長知縣。

1041年，包拯調任為了端州知府，知府則是州府最高行政長官，還是屬於地方長官；2年後包拯入京任殿中丞……此種升遷屬於朝廷選拔官員到地方，然後官員從地方升至朝廷。

但曲阜縣令是特別的，是由孔氏家族“世襲”，原因是曲阜是聖人孔子的故里，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儒家思想對我國影響深遠，孔氏後人也就享有“特權”，自元朝至清朝，曲阜縣令一職便是由孔氏後人世襲。

不過孔氏後人並非個個有德有才，享有特權的人難免會得意忘形，明代嘉靖年間，曲阜縣令就讓嘉靖帝相當不滿，一度想要廢掉“孔氏後人出任曲阜縣令”這條不成文的規定，但此舉會對皇帝造成不小的負面影響，影響民心所向。

因此嘉靖帝最終沒有撤掉這條規定，而是增設了考核，由巡撫和巡按定期去考察政績，若是不合格，並另選一個孔氏後人出任曲阜縣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