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國時期哲學之一：墨家學派
中國春秋時期完成了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社會由周王朝的統一走向霸權的分裂；到了戰國時代，各諸侯國逐漸由封建地主階級掌握了政權，經過長期的兼併戰爭，在黃河流域的廣大地區，先後出現了秦、齊、楚、燕、韓、趙、魏七個封建王國。在哲學上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
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翟是戰國初期魯國人，《史記》沒有為他專門立傳，只在《孟子荀卿列傳》末尾附了幾句話：“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可見，到漢代，墨家學派已被冷落。
然而從諸子著作來看，在當時，墨家學派卻是與儒家與道家、法家抗衡的顯學，其學說與觀點儲存在《墨子》一書中。
1。墨家學派的政治思想
墨家學派從小生產者的利益出發，提出“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的政治主張。
“兼愛”就是社會上不同地位，不同等級的人都要真誠地相愛相親，互謀利益。他說：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然後，墨子又以此推論盜竊行為，以及諸侯攻伐的原因，認為都是“不相愛”的緣故，結論是：“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這就是《墨子。兼愛上》的中心內容。
由於墨子把“愛”作為一種脫離社會實際利害關係的抽象感情來論述，並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的主張，要求人們“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 （《墨子，兼愛中》）。他設想：諸侯相愛，就不會發生戰爭；大夫相愛，就不會互相纂奪；人與人相愛，就不會彼此傷害；天下人相愛，強弱、眾寡、富貧、貴賤、智愚就可以互愛互利，一切階級剝削與壓迫便可因此而化解。這是墨子把小生產者自己這一階級的互愛互利德性擴而大之的幻想，而不理解貴族們想居常人之上的“本性”和統治者想兼併天下的“大欲”，因此是行不通的。
“非攻”是墨家學派對戰爭的基本態度。“春秋無義戰”。戰爭造成田園荒蕪，民不聊生。只要荒廢一季，“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 （《墨子。非攻中》）所以提出“非攻”。反對“攻伐無罪之國”。墨子的“兼愛”、“非攻”主張反映出小生產者的生活理想和企圖過安定生活的願望，但不能從歷史政治、經濟方面去分析階級剝削與社會戰爭的根源，這是其歷史侷限。
“尚賢”是對貴族世卿世祿制的直接打擊。孔子在不廢親親的情況下提出舉賢的主張只是一種改良措施，而墨子的“尚賢”則是革新。他主張向“農與工肆之人”開放政權，反對貴族專政，“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 （《墨子。尚賢中》）。主張只要真有才幹，出身微賤的人也可以參與政治，品質不好的人則讓他從貴族地位走下來，“以為徒役”。這樣就可以做到“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 （《墨子。尚賢上》）。墨子的“尚賢”主張為後世封建制度所採用。
“尚同”則表現出墨家學派軟弱性的一面。在推翻奴隸主貴族統治的變革中，小生產者還不能代表獨立的政治力量。因此，當封建地主階級掌握政權以後，他們便依附於新的統治力量，提出“上同而不下比”的口號，認為“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 （《墨子。尚同上》）。在人間，“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所以“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 （《墨子。尚同上》）。
這個學說，在春秋戰國之際諸侯紛爭割據的局面下，起了鞏固封建國家的作用。逐級逐層尚同，最後上同於天子乃至上帝，這是墨子宗教思想的表現。
2。唯物經驗論的認識論
墨子學派的認識論是唯物的經驗論的認識論，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墨子肯定了人們的認識只是來源於感官所能感覺到的客觀實際。墨子說：“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眾之耳目之實知有與無為儀者也。請或聞之見之，則必以為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為無” （《墨子。明鬼下》）。這是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出發點。但僅承認這一點而沒有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高度，則具有經驗論的侷限，難以看到事物的本質。
第二，墨子從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出發，論證了“名”和“實”的關係。他說：“瞽者不知黑白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 （《墨子。貴義》）這是說，正確的認識不在於口頭上會說出黑或白的名詞，要看他選取黑白的東西時，是否選對了。在社會觀念的認識上，也是如此。
第三，墨子提出人們認識客觀事物以“三表”作為判斷是非真假的標準。
“表”是“標誌”、“標準”的意思。他說：“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墨子。非命上》）“本”、“原”、“用”就是判斷事物真假是非的三條標準。第一，要有前人的經驗作根據，“上本於古者聖王之事”；第二，要有“百姓耳目之實”為來源，就是要取自於人民群眾的切身經驗；第三，要以對國家人民有用為標準，“發以為刑政，觀其中（符合）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總之，一要有間接經驗，二要有直接經驗，三要有實際效果。這種思想在當時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墨子運用這種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有力地批判了儒家的唯心主義的“天命”思想，他說：“上觀於古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墨子。非命上》）從社會實踐看，王公大人們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而不敢怠倦，是因為他們”以為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 （《墨子。非命下》）。農民早出晚歸，辛勤勞作，也是因為他們知道只有這樣才能創造財富，過上溫飽生活，如果聽天由命，那肯定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墨子的”非命“觀主要表現出墨家學派反對天命論的思想，而墨家學派卻又信鬼和迷信。認為天是有意志的，這是其歷史侷限。
3。墨家學派的宗教意識
墨家學派是組織嚴密的帶有宗教色彩的社會團體。據《墨子。耕柱》記載，這個團體的成員多半來源於社會下層，有的還直接從事生產勞動。他們過著極其刻苦樸素的生活，也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和某些國家的防禦戰爭。墨子還推薦他的弟子出去做官。如果他背棄了墨家的主張就要被召回。做官得了俸祿須將一部分供墨家團體使用。《淮南子。泰族訓》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墨子死後，這個團體的領導者被稱為”鉅子“。鉅子可指定其接班人。
墨家學派的團體中有一種宗教意識，這就是”天志“與”明鬼“。墨子所說的”天“，是有意志的”天“。它能賞善罰暴，能愛人憎人。這個”天“實際上是墨家所代表的小生產者階級的意志。所謂”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 （《墨子。天志上》）更具體地說，天之意，”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 （《墨子。天志中》）墨家派透過宗教形式表現出自己學派的觀點與意志。因此，墨子的天志與孔子的天命具有本質上的區別。孔子及其弟子所謂”畏天命“（《論語。季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論語。顏淵》），是在承認有意志的天的前提下的命定論。
墨家學派的”天志“則是借”天“的意志表達人的願望，所以在承認”天志“的同時，又提出”非命“的觀點，認為富與貧、貴與賤，壽與夭，都非命所定，可以人力變更。在理論上他提出”力“來對抗”命“，這是一種對舊勢力反抗的動力。只是由於其所代表的階級力量不夠強大，所以，墨家學派雖然拋棄了命定論，但是接受了尊天、明鬼的思想，作為自己的精神寄託。
”明鬼“就是相信鬼神確實存在，並且具有超凡的力量。但其用意仍在保護百姓人民的利益。他說：”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尚賢下》）”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 （《墨子。明鬼下》）大如桀、紂、幽、厲，只要他們暴虐百姓，鬼神就來懲罰他們。為善的人就要表揚、獎勵。所以說，墨家學派的尊天明鬼，主觀動機還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披上了一層宗教的外衣。
總之，墨家學派是當時與儒家學派相對立的顯學。儒家主張有等差的仁愛，墨家則主張無等差的兼愛；儒家相信天命，墨家敢於非命；儒家重禮、重樂、厚葬，墨家非樂、節葬；儒家正名，其實是重名份，墨家取實與名，重在名實相符。這些對立都是由於他們所代表的階級利益與所取的階級立場不同而形成的。在對待人民的態度方面，儒、墨都有可取的一面；在對待神鬼的態度方面，儒、墨也都有可取的因素。都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批判而繼承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