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漢初年，道家的風氣是很興盛的，特別是在竇太后時期，更是達到了鼎盛。可以說這一時期，道家的範圍得到了擴大，體系變得更加嚴密，為後來道教的建立，進一步奠定了根基。

一，老莊之學與黃老之學

老莊之學即《老子》與《莊子》二書，黃老之學的“黃”，即黃帝之“黃”，如熊鐵基教授所言：“‘黃帝言’是按照‘老子言’編造出來的”（《秦漢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8頁），它對比與老莊之學而言，吸納了陰陽術數等內容，不過是稷下學人的偽造，這我在《丹道發展與道教源流》一文已經敘說過了，此處不再贅述。

道家雖說吸納了陰陽家、方術等其它學說的內容，但畢竟還是與這些學說有著細微而顯著的差別的。如李零教授所謂：“道家講道，與陰陽家不同。陰陽家講道，是直接脫胎於數術之學，關心的是天道陰陽本身，帶有更多本體論色彩。而道家講道，則是從養生的角度去講”（《說“黃老”》，見《李零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286頁）。

養生的風氣滋生，連帶著房中術的發展，催生了齋道之中的情色現象，是這一時期的現象。以至於在後來的六朝時期出現了自虐性質的塗炭齋、色情性質的過度儀等，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二，《淮南子》的思想核心

鄉人熊鐵基教授言：“不應該把《呂氏春秋》和《淮南子》當作‘雜家’，而應當把它們看作‘新道家’”（《秦漢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05頁）。葛兆光先生則認為“《淮南子》在其某種意義上象徵了西漢前期邊緣的區域思潮與中心的國家思潮的衝突”（《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365頁），我認為都是蠻有啟發性質的言論。

《淮南子》無疑是體系龐大的，而且與《呂氏春秋》一樣，都有為政治服務的色彩，但是相對來說，《淮南子》有著更多的道家思想內容，甚至可以說這部書是以道家思想為中心採擷其它思想的大雜燴。

而《淮南子》的影響是深遠的，“在某種意義上說，《淮南子》哺育和培養了整整兩漢一代的知識分子，直到東漢末，在野的如王充，掌權的如諸葛亮，都可以說是黃老新道家的傑出代表”（《秦漢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7頁）。

熊鐵基教授是現今秦漢史研究的泰斗人物，這種言論可以說也是說得通的，許地山先生也認為“漢儒多染黃老色彩”（《道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87頁），正是因為這種風氣，使得道家成為幽靈一般的潛流，所以在知識分子對儒家失去信心之後，道家立刻在漢末獲得了話語權力，轉變成了玄學。

三，道家與政治

老子的思想中，含有將兵之術早已經被前輩天才們察覺到了，如魏源《老子本義》就認為，老子主陰，“陰之道雖柔，而其機則殺”，有隱藏著的用兵之法。但這都只不過是理論知識，並沒有實際運用的空間。

而在西漢前期，國家在經歷百餘年戰亂之後需要休養生息，於是統治者採納了道家的治國精神，另一方面也使得道家開始了向政治的進軍。雙方一拍即合，透過竇太后、丞相陳平等人的提倡，使得黃老之學大興。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在張道陵等人建立正一道的時候，道教教團是有濃厚的軍事色彩的，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全真教之前，都可以說是西漢道家影響的遺存。附帶一說，全真教也並不是全與政治絕緣，反而與政治聯絡得相當緊密，如丘處機，不止千里北赴相會成吉思汗，更在1214年山東登州、寧海州爆發農民起義之後，應駙馬都尉僕散公的請求，利用自己的聲譽，招降了叛軍，可見全真教的出世也不是絕對的。當然這都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