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
時期是清朝最強盛時期，它涉及到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清朝皇帝。
要說
“康乾盛世”
時期的三位皇帝中，誰為盛世的貢獻最大？估計會出現很多爭論，但要說誰名聲最差，毫無疑問是雍正皇帝。
雍正在
“康乾盛世”
中的作用是
“承上啟下”
，最主要的貢獻是改善了國家的財政問題，簡單說，就是把國庫的錢搞得多多的。
在當時的清朝，經濟上增加收入的辦法其實不多，既沒有鼓勵大航海，向外尋求資源或財富，也沒有鼓勵科技發展來自我開源。
說白了，清朝的皇帝受限於經濟知識的欠缺，受限於自給自足的滿足，受限於對外交流的狹隘，不知道怎麼搞活經濟。
因此，雍正想把國庫的錢搞得多多的，只能是在原有的分配形式基本固定的小農經濟模式的框架內進行。
而雍正推行的所有政策，如著名的
“攤丁入畝”
、
“火耗歸公”
等等，不論好壞，本質上其實是強行改變財富分配。
他把原本分配給士紳和權貴的一部分財富收歸了國有，在蛋糕沒有做大的情況下，自然是國庫裡面的錢變多了，士紳和權貴的兜裡的錢變少了。
且因為要從士紳和權貴的兜裡搶錢，他們又不願意甘心就範，有了對抗心理和行為，雍正需要用比較嚴猛的政治態度鎮壓，於是，雍正的名聲也就變差了，還是相當差。
對此，雍正估計也是心知肚明，他執政的中後期，為對抗輿論，就曾專門編纂了
《大義覺迷錄》
等書籍，在書中對社會上詆譭自己的言論予以辯解。
雍正要求全國所有官員必須人手擁有一冊
《大義覺迷錄》
，還要求全國的地方官、教育部門的官員向最底層的百姓和生員宣講書中的內容。
這是雍正對自己名聲的一種挽救方式，至於效果，很難說好。
因為雍正需要讀書人和士紳作為橋樑，去幫助他向底層百姓傳播，但因雍正的改革，對他最不滿的，也恰恰是這一群體。
其實，雍正執政時，在改革經濟政策的前後，多次公開向官員、士紳們講述自己要改革經濟，以及會採取嚴猛政治的初衷，希望獲得他們的理解。
雍正二年，他召集諸王公大臣當面開講，讓他們知道，自己要用比較嚴厲的姿態和方法來整頓官場及經濟，並尋求支援，
《雍正起居注》
中記載：
......一切制度漸次創定，朕由藩邸入登大位，四十年來，諸凡利弊悉所目睹，全在朕躬經綸規畫，以為萬世子孫之法。是以朝乾夕惕、兢兢業業，務使寬嚴得中，方可垂之永久。若明知有弊不加整頓，必加朕以懈弛不理之名矣，非治國經邦之道也。朕若竭力整頓，而內外大小臣工不能革面革心，何以為政......總之朕若能為令主，則聖祖皇帝付託的人，便是本朝列祖之功臣......
雍正八年，在面對大部分士紳、官員對自己為執行新的經濟政策而採取的嚴猛政治的反抗時，他又公開自白，
《雍正實錄·卷九十一》
中記載：
（康熙）祇只聖心寬大慈祥，未曾將侵蝕國帑、貪取民財之人置之重典，姑且包涵，望其徐徐感化，此實如天之仁，也乃不肖官員等，不但不知感激悛改，勉為廉吏，且恃有寬大之恩，心無畏懼，將侵盜貪墨視為固然，數十年來，日積月累，虧空婪贓之案，不可勝數，朕若不再加懲治，仍容此等貪官汙吏擁厚資以長子孫，則將來天下有司皆以侵課納賄為得計，其流弊何所底止？是以數年來朕加意整頓，以冀轉移恃恩積玩之風，若果人心知儆，舊習漸除，令朕可以施寛大之政，乃朕之至願也......
他的意思是，因為康熙的容忍，助長了貪腐之風，現在自己要糾正過來。
等到制度穩定下來，改革成功了，國庫也有錢了，自然會把現有的比較嚴厲的政治態度扳回到康熙時期的寬仁。
類似言論，在雍正時期頻繁出現，雍正就是不斷用類似的公開的上諭，用自我表白內心的方式，不停地在士紳、官員、權貴等群體中尋求理解和支援。
其實，一開始，雍正還希望用比較柔和的方式解決問題。如他繼位的當年，就想解決國庫虧空問題，並留有一定餘地，
《雍正實錄·卷二》
中記載：
如限滿不完，定行從重治罪，三年補完支後，若再有虧空者，決不寬貸。
話雖然說得嚴厲，但給了官員們三年的時間，並且承諾只要不再犯就既往不咎。
這其實已經是一定程度的妥協了，他也知道這個事情的難度。
只不過，雍正的媚眼全拋給了瞎子看，
“斷人財路（包括部分特權），如殺人之父母”
，哪怕這個錢財本就是國庫中的。
雍正的經濟改革註定要遭遇頑強的抵抗，即使他不斷自我表白，希望利益受損群體要一心為國，要支援他，可抵抗依舊。
所以，也逼迫得雍正在政治態度上，越來越狠，執行上，從嚴從嚴再從嚴。
好在，雍正繼位之初，就做好了準備，比較堅定地把自己的想法和政策執行了下去。
雍正用名聲和堅韌換取了一定的成功，給起於康熙執政後期才開始的
“康乾盛世”
，扎穩了根基。
參考文獻：《雍正實錄》《雍正起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