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婢律比畜產”，前已言之。吾人若明瞭畜產在社會上所處之地位，則奴婢之身份地位，不言可知。所以當時誤認良人為奴婢，必受嚴重處罰。
《唐律疏議》雲：
妄認良人為奴婢、部曲……者，以略人論，減一等（流三千里）。（卷二五“妄認良人為奴婢”條）
諸錯認良人為奴婢者，徒二年。（卷二六“錯認良人為奴婢”條）
《唐國史補》卷下亦云：
陸兗公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參軍怒，欲賈其事，鞭背見血，入白兗公曰：“卑吏犯某，請去官。”
公從容謂曰：“奴見官，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
奴見官不下馬，本來“不打也得”，然參軍偏要如此，則賤民身份地位之卑下，想已相習成風矣。
茲從婚姻、刑罰及訴訟三方面敘述之：
婚 姻 方 面
賤民階級除太常音聲人外，有兩種特別限制，第一“當色相婚”，第二“當色相養”。換言之，即嚴階級之分，賤良不能通婚與相養。不然，必受法律嚴重處罰。
《唐律疏議》雲：
諸與奴娶人女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減一等，離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卷一四《戶婚三》）
諸雜戶不得與良為婚，違者杖一百，官戶與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戶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戶女者加二等。（卷一四《戶婚三》）
即奴婢私嫁女與良人為妻妾者，準盜論；知情娶者與同罪，各還正之。（卷一四《戶婚三》）
諸以妻為妾，以婢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為妻，以婢為妾者，徒一年。各還正之。（卷一三《戶婚二》）
若婢生子及經放為良者，聽為妾。（同上）
賤民娶良女為妻，固然禁止。同時良人娶賤民為妻，亦非法律所許。若婢有子，及經放為良，只許為妾，不得為妻。此種婚姻限制，幾乎成為中國民法上傳統之法則。唐以後之《宋刑統》（“戶婚”）、《元史·刑法志》（“戶婚”）及《明律集解》（“婚姻”“婢”）條皆有同樣規定。然法律上，雖禁止良、賤通婚，不過於處罰上多重賤輕良，故婢及客女等，多給主人隨便蹂躪。
《開元天寶遺事》雲：
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蓋借人之氣相暖，故謂之肉陣。
所謂“肉陣”，簡直視婢妾如被蓋，侮辱女性，莫此為甚。至於養良人為子，處罰亦頗嚴重。
《唐律疏議》律文雲：
諸養雜戶男為子孫者，徒一年半，養女杖一百，官戶各加一等，與者亦如之。（卷一二《戶婚一》）
若養部曲及奴為子孫者，杖一百。各還正之。（同上）
疏議：“雜戶養官戶，或官戶養雜戶，依戶令，雜戶、官戶，皆當色為婚，據此即是別戶為準法，不得相養，律既不制罪名，宜依不應為之法，養男從重，養女從輕，若私家部曲、奴、雜戶、官戶男女，依名例律……皆同百姓科罪。”
據此，則不獨賤民，不能養良人為子，即賤民中亦不能互養為子，階級森嚴，有如此也。
刑 罰 方 面
良賤階級，唐代分別極嚴，法律多含有階級性。所以刑罰上，自難得其平。同犯一罪，良賤處罰，截然不同。茲據《唐律疏議》記載，列舉如下：
《唐律疏議》雲：
諸部曲毆良人者（官戶與部戶同），加凡人一等（加者加人於死），奴婢又加一等。若奴婢毆良人折跌肢體及瞎其一目者，絞；死者，各斬。（卷二二《鬥訟二》）
其良人毆傷殺他人部曲者，減凡一等，奴婢又減一等。若故殺部曲者，絞；奴婢，流三千里。（同上）
諸奴婢有罪，其主不請官司而殺者，杖一百。無罪而殺者，徒一年。（同上）
諸主毆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殺者，加一等。其有愆犯，決罰致死及過失者，各勿論。（同上）
諸部曲、奴婢過失殺主者，絞；傷及詈者，流。（同上）
諸部曲、奴婢詈舊主者，徒二年；毆者，流二千里；傷者，絞；殺者皆斬；過失殺傷者，依凡論。（卷二三《鬥訟三》）
在此六條之中，良、賤不平等，約有四點。
（1）部曲、奴婢殺良人死罪，良人殺賤民者減一等，即流三千里；
（2）部曲、奴婢過失殺主者絞，良人殺奴婢流三千里；
（3）奴婢毆良人折跌肢體者絞，諸主毆部曲至死，徒一年；
（4）奴有罪，主殺之，不請於官者，杖一百，倘若請官，即為無罪。
又引文第六條，所謂舊主，即經放奴為良之人，論理已與奴無關係，然處罰仍然不同，足見階級名分之尊嚴，終身不變也。至犯奸淫案，主奴處罰亦各不同。
《唐律疏議》律文雲：
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部曲雜戶官戶奸良人者，各加一等。即奸官私婢者，杖九十（奴奸婢亦同）。（卷二六《雜律一》）
奸他人部曲妻、雜戶官戶婦女者，杖一百。強者，各加一等。折傷者，各加鬥折傷罪一等。疏議雲：奸己家部曲妻及客女，各不坐。（同上）
諸奴奸良人者，徒二年半；強者，流，折傷者，絞。（同上）
其部曲及奴，奸主及主之期親，若期親之妻者，絞，婦女減一等，強者，斬。（同上）
據此則奴犯奸案，處罰極重約分為三點：（1）奴奸婢杖九十；（2）奴奸良人徒二年半；（3）奴奸主絞。
反之主犯奸案，情形大異，亦分為三點：（1）良人相姦徒一年半；（2）良奸他人部曲等婦女，杖一百；（3）奸己家部曲妻等不坐。
兩相比較，奴奸主則絞，主奸奴妻婢則不坐，一“絞”，一“不坐”，何啻天壤之別。歐洲中古，地主對於農奴妻子，有“初夜權”。唐代法律，如此優待主人，主人縱不有“初夜權”，恐奴妻客女，亦與之莫大便宜也。
諸主無故殺奴，只徒一年，律有明文。所以唐代主家，無故或因細過，殺奴之事，屢見不鮮。
竇軌……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廚，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新唐書》卷九五《竇軌傳》）
（張）直方至，宣宗……下遷驍衛將軍，奴婢細過輒殺。（同上卷二一二《張直方傳》）
奴私侍兒，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作亂，夜攻詢，滅其家。（同上卷一三二《沈詢傳》）
平心論之，張直方以細故殺奴，猶可說也。竇軌自遣奴出外取漿，反謂為犯法，執而殺之，實屬無道。按律，犯法者，軌也。軌縱不自繩，亦不應處奴以死罪。在法律上，明白規定，奴奸婢者杖九十，何況又為和姦而非強姦，沈詢直欲法外用刑，加以死罪，故無怪其反也。
至於奴殺主，則認為大逆不道，縱遇國家特赦，亦不在赦例。
《唐大詔令》雲：
武德元年……自五月二十日昧爽以前，罪無輕重……皆赦除之。子殺父，奴殺主，不在赦限。（《神堯即位赦》）
《竇建德傳》亦云：
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命？”命斬奴而反軌首。
奴本有功於建德，惟在此主奴階級森嚴之下，反受犧牲，嗟哉賤民。
訴 訟 上
唐代良奴訴訟，雖有明文規定。惟實際上，矛盾多端，茲據《唐律疏議》律文記錄如下：
《唐律疏議》雲：
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疏議雲，“部曲、奴婢，主不為隱，聽為主隱，非謀逆以上並不坐”。（卷六《名例六》）
按“同居相為隱”，本為唐律原則。惟遇謀反、謀叛、謀大逆三大事，則奴不得為主隱，必訴於官。不然，萬一事發，則同沒入官。然若除此三大事，奴隸訴主，亦受死罪。
《唐律疏議》雲：
諸部曲、奴婢告主，非謀反、逆、叛者，皆絞；告主之期親及外祖父母者，流。（卷二四《鬥訟四》）
至於主告奴，且為誣告，該得何罪？同書又云：
其主誣告部曲奴婢者，即同誣告子孫之例，其主不在坐例（同卷同條）。
主誣告奴，既不在坐例，若非誣告，更不用說矣。
法律雖如此規定，然奴告主，縱是謀反，謀逆，亦“官官相護”，奴反受罪。《新唐書》卷九七《魏暮傳》記載，即足證明：
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首，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曙嶺外，慶免。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暮引律固爭，卒論慶死。
奴隸告主，律有明文，惟議者反謂“奴訴主，法不聽”，究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可知唐代社會，乃以“入主出奴”為原則，固不斤斤於法律也。
然賤民身份，雖然卑下，不過遇本主勢盛一時，亦常狐假虎威，欺侮良人，以下記錄，可為一般之鑑：
《唐律疏議》雲：
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值，朝隱取主奴杖之。（《新唐書》卷一二九《李朝隱傳》）
時大行將蕆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同書卷一三〇《裴諝傳》）
張易之家奴，凌暴百姓，橫甚，元忠笞殺之。（同書卷一二二《魏元忠傳》）
不過此舉，總非賤民之幸，蓋憑勢侮良，取得財物，不一定歸為己有，惟發生禍端，則一身承當。所謂“小人得勢，自忘形穢”，可笑亦復可憐也。
正文/黃現璠
圖片/侵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