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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筮是我國古代以龜甲、蓍草推斷吉凶，預測未來的巫術活動。這種巫術起源十分古老，甚至是伴隨人類文明同時誕生。此後歷經夏商周三代，巫術一直佔據文化主流，特別是作為文字始祖的甲骨文，就是商代專為記載卜筮而出現的。
今天我們透過商周時期的甲骨和銘文知道，當時卜筮是決定國家大事是主要手段，它的社會地位也一直比較殊勝，人們對卜筮也有著較為神聖的信仰。
但以春秋為界，此後人們看待卜筮的心態發生了很大改變，卜筮在社會中的地位，轉而日趨下降，逐漸走向衰落。
相對於先秦其它同期著作，《左傳》因對春秋社會的政治、軍事、外交和社會風貌，特別是當時的卜筮活動記載較為詳細，使得我們能夠對這一轉變，看得較為全面和清晰。
那麼《左傳》能夠告訴我們，
作為卜筮發展轉折階段的春秋社會，卜筮有哪些特點？又是什麼原因逐漸導致了卜筮的衰落呢？
《左傳》卜筮敘事和當時卜筮職能
1、《左傳》卜筮敘事特點
《左傳》為後人所詬病者，多因他卜筮敘事的全知視角，這讓歷史事件和人物帶有了濃重的宿命色彩。如晉代範寧就說：“
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
”。
《左傳》這種預言禍福的敘事方式，直接開創了後世敘事文學預言體主流。尤其是對後世神魔和世情小說，影響痕跡嚴重。
如《西遊記》十九回，烏巢禪師以一首佛偈便預言了正個西天取經的經歷脈絡；《封神演義》更是在67回，姜子牙登臺拜將中，諸仙用短詩預言了徒弟們命運；世情小說《
紅樓夢
》更是深受影響，第五回以判詞形式預言了大觀園裡痴男怨女們的各自命運結局。
圖：左傳
上述情節，或多或少都脫胎於《左傳》影響。可我們不能就此斷言《左傳》就是宣揚怪力亂神之作。
因為我們如果結合歷史，仔細推究《左傳》這種敘事特點，就會得出這種敘事並非出於作者個人偏好，而是時代使然。
首先，春秋時期的史官仍舊殘留“巫史不分”的性質。在原始宗教文化中伊始，巫史同源。甲骨文中已經有“
史”“尹
”字樣，說明最晚在商代，史官制度已經確立。商代史官更是同時充任祭祀鬼神、甲骨占卜、傳達上天旨意、指導商王行動等主要角色。
周代建立後，周代史官除了承襲原始宗教祭祀事物外，還參與政治、人事工作。他們主要職責既包含祭祀、祝告、卜筮、歷數、天象、災祥、喪禮等天事職能，又包含冊名、聘問、刑法、盟誓、征伐與籍田等政治事務。
圖：上古巫師
到了春秋時期，史官的紀事、政治職能繼續擴大，與宗教的巫官再次進一步分離，可祭祀、卜筮等天道職能仍舊是史官的主要職能之一。
這種天道職能在《左傳》中則主要體現為解釋災祥，進行占卜、參與各種祭祀活動。因此作為史官記載的史書《左傳》，把這種天道職能包括在內是非常正常的。
再者，春秋時期確實存在重視鬼神信仰的時代狀況。春秋時期的人們普遍相信天是一種客觀存在，並且地位至高無上，可以對人君進行不同形式的懲罰。
如果說這種天命觀是春秋時期的主導思想，那麼作為反映時代客觀思想的《左傳》，不過就是如實記錄而已。因此這也使得《左傳》記載，難免充滿神鬼荒誕色彩。
從以上分析可見，範寧等對《左傳》失之於巫的批評，可能是對《左傳》忠實時代記錄的誤讀。
更值得注意的是，《左傳》同時也記載了當時人對天命觀的懷疑情形，這同樣是當時的時代真實反映。因此這也代表了作者實事求是的史官思想。
2、《左傳》卜筮案例反映卜筮社會應用十分廣泛
《左傳》中有關卜筮的記錄大約有70多處，占卜案例也有50幾個，包含內容和種類十分豐富，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七類：
第一類魯國郊祭占卜。郊祭本為天子專禮，且每年只有一次。魯國因周初周公功高，因此也就有了“
天子禮樂
”的郊祭資格。《春秋》對魯國郊祭記載有8次，其中四次是占卜是否郊祭，4處是卜牲，有6次未進行郊祭。《左傳》對上述祭祀進行了2次概括性記述。
第二類政治占卜。包含了國家命運、繼位者、國都選擇、能否得天下以及任用官員的占卜等諸種情形。
圖：周初分封
第三類是戰爭占卜。《左傳》記載的戰爭占卜最多，大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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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戰爭的占卜主要包括戰與不戰；占卜主帥選擇、占卜退兵方法等多種情形。
第四類為婚姻占卜。《左傳》婚姻占卜主要包括國君是否納某婦為夫人；國君是否嫁女於彼國；大夫娶婦某人和嫁女給某人是否吉利等占卜內容。
第五類為個人命運占卜。《左傳》對個人命運的占卜，不僅包含有對未出生的小孩子占卜；還包含人生某個階段的前途命運；以及家族後世子孫的命運占卜。
第六類為疾病、生死、喪葬等占卜。具體包含探求疾病病因和死亡日期，以及喪葬必須擇日，假如錯過擇日，當另行占卜擇日的情形。
第七類其他雜佔。如住宅、宴飲、祭祀、報仇、謀逆、家臣等都包含在這些雜佔之中。
上述詳細占卜案例分類不僅包含涉及國家大事的祭祀和戰爭，而且還包含涉及個人命運、婚姻、疾病、生死等多種情形。
圖：記載武王伐紂占卜的銘文
這種大事、小事都進行占卜的情形說明，卜筮在當時社會有著十分廣泛的應用。並且在當時信奉“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的情形下，《左傳》記載的國家祭祀和戰爭卜筮情形，同時說明，卜筮在春秋社會仍舊有著十分重要地位和發揮著重要作用。
卜筮下移衰落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左傳》記載的卜筮案例，同時也反映了春秋社會的時代特徵。這時期禮崩樂壞，帶有神秘色彩的天命觀和卜筮神聖性已經開始動搖。
在人們理性精神高漲意識情形下，卜筮作為當時少數人支配的神聖活動，開始走向衰敗。在《左傳》中有如下詳實表現：
1、不盲目相信卜筮結果，更相信自己道德理性分析
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穆姜當初因與叔孫僑如私通，還想要廢掉成公另立叔孫僑如，結果事敗被囚。
她曾經剛住進東宮時找太史占卜，得卦
《艮》之《隨》
，太史解釋說隨，是出走意思，她應該很快就能出來。
結果穆姜自己說：
“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穆姜自己認為自己所作所為，是絕對不能對等元亨利貞四德，自己自取其禍，必然難以出去了。
圖：春秋外交
在這裡，穆姜以內心的道德判斷為準則，不僅沒有相信卜筮結果，甚至進行了完全否決，這種情形是之前甲骨卜辭裡是完全沒有出現過的。
還有人意識比穆姜走的更遠。如昭公十二年，南蒯準備發動叛亂，事前進行占卜。占卜得到《坤》之《比》大吉之卦，爻辭為“
黃裳元吉
”。南蒯以此求教子服惠伯。惠伯說：
“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佔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惠伯認為只有
“在下恭敬”、“內心美”“做事善
”三項德行俱全，方能和卦吉象對應。三者中如有欠缺，結果未必吉祥。南蒯沒有聽信惠伯言語，執意發動叛亂，結果事敗出逃齊國。
圖：魯國三桓 譜系
這個例子更是說明，卜筮靈驗與否，竟然還和問卜人的道德水平密切相關。卜人針對卜筮結果，必須結合卜筮之外的理性分析來加以判斷，才為準的。
2、公然違背占卜結果，自圓自話
《左傳》中也有不少公然違背占卜結果的例子，如僖公十九年，衛國準備征伐邢國，以報復菟圃之役。可是戰前占卜結果很不吉利。結果甯莊子仍然建議攻打邢國，陳述理由如下：
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可見占卜結果有時又和道德可以沒啥關係，完全看你怎麼解釋的合情合理，有時甚至還能根據己心，玩弄天意。
圖：春秋戰車
同時我們在《左傳》中，也能看到出於民本思想而違背占卜的例子。如文公十三年，邾文公為遷都到繹地而占卜吉凶。史官說遷都利民而不利於文公自己。文公仍舊準備遷都，理由如下：
文公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
這裡的文公違背天意而選擇民意，無疑是春秋時期人堅持理性精神，甚至可以拋棄神意的時代進步表現。
3、不僅棄卜，甚至責怪天意
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也就是“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的那位楚王。他為想要取得天下進行占卜，結果不吉，結果楚靈王：
“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餘畀，餘必自取之。”
如果說前面事例，還僅僅表現為對占卜結果的懷疑和更改，這裡的楚靈王則把象徵神聖的龜扔在地上，還對天意進行謾罵和反擊。你不給，不妨礙我自己去拿。
圖：好細腰的楚靈王
天意對於楚靈王來說，不再有任何尊嚴和敬畏感，占卜也不過是可有可無的形式而已。並且一旦這種形式不符合自己需要，都是可以指責拋棄的。
卜筮走向衰落的原因
1、商周易代，重德思想不斷致使天命觀動搖
從人對卜筮的絕對崇信到懷疑進而最終摒棄，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最早可以肇始於商周易代，周公提出的“敬德保民”觀念。
殷商統治者歷來鬼神觀念嚴重，並且認為天命觀是永恆不變的，所以事事占卜，遵從天意。他們認為只要尊從占卜透露出的天意，就可以王朝永久。就連紂王在露臺自焚前還高呼“
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
圖：紂王
然而處處敬事鬼神、遵從天意，事事占卜問詢的殷商卻最後滅亡了。周初的統治者就據此認為天命對人庇護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對人德行的考驗。所以提出了“敬德保民”的主張，這在《詩經》裡也有多處體現。
所以在此前提下，穆姜和惠伯才會不顧占卜結果的吉兆，而依據占人的德行來對應解釋卦理。
《左傳》裡類似以德解卦的例子還有很多，如晉獻公當初沒有聽從史蘇占卜結果，把自己女兒嫁給秦伯。後來導致兒子惠公被秦軍俘虜，惠公因此埋怨獻公不遵從史蘇卜筮，而一同被捕的韓簡子則不這樣認為，他說：
“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佔，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韓簡子認為卜筮不過是象數操作，即使昭示吉凶，假若人敗德作孽，一樣上天不佑，即使占卜吉，也不會實現。
韓簡子一再強調德的作用，並且引用了《詩經》原話，也說明德是超越卜筮吉凶般存在。不修德行，只遵從卜筮天命，上天是不會庇護，卜筮也不會準驗的。
圖：天命惟德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中期前的卜筮案例，並沒有對德行的要求和關注。而到了春秋中期以後，佔問者的德行甚至可以成了超越卜筮，決定吉凶的前提。在這種重德背景下，卜筮的社會地位下移，也就毫無疑問了。
2、占卜結果的不準確性
《左傳》也真實反映了卜筮結果在有些情況下，仍舊存在不準確性。
如僖公十九年，衛國征伐邢國占卜不吉，衛國仍舊堅持征伐，最後結果就與占卜相違；另有昭公十七年，吳楚交戰，司馬子魚在令尹陽匄占卜不吉前提下堅持出戰，卻取得了勝利。
圖：吳楚交戰
這些與占卜結果相左的事實，也會促使人們對占卜進行懷疑和反思：即占卜究竟能不能完全真實的預示未來，又有多大程度的準確性？
隨著這種事例和反思行為的增多，人們對占卜的懷疑，難免不會升級。這也是春秋後期，人們對卜筮拋棄的一個重要原因。
3、人理性精神和民本思想的崛起
隨著天命觀的動搖和人們對卜筮不準確結果的不斷懷疑，人們內心的理性精神開始不斷崛起。這表現為充滿理性實證精神，仿類世俗觀念的解釋越來越重要，反而宗教信仰、怪力亂神的敘事，逐漸地位不斷下降。
與此對應情形就是《左傳》中多處出現了“
民，神之主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等類似說法。
圖：古代祭壇
在這種認識下，事物吉凶更取決於人的行為和品德，僅僅乞求於神庇護是不夠的。要處理好民眾關係，關注民眾福祉，上天才會真正降福，占卜吉凶才會完全對應。
這種理性精神和民本思想認識，不斷讓神意降格，甚至屈從於民意之下，由此卜筮地位下降是自然而然的了。
結語
《左傳》反映的春秋時期卜筮，有著承上啟下的特點。即這時期的卜筮仍繼續發揮著預言、決疑的傳統作用，然而也同時呈現出了新的時代特徵，巫術外衣之下，表現出更多的理性道德人文色彩，這也導致卜筮的地位不斷下移，乃至最終走向衰沒。
春秋後期卜筮中的人文理性思想，對我國古代思想還有著深遠影響。如直接影響了儒家對卜筮的理性繼承態度。儒家儘量弱化卜筮的巫術色彩，而深入挖掘其中的義理思想，最終形成了《易傳》。這也使得本是用於占卜的《周易》，成為儒家六經之首。
這種影響是如此深遠，儘管戰國以後卜筮活動仍有流傳，但人們關注的重點已經不再是預言、決疑的巫術特點，而是更加關注其中的道德理性，這也為我國宗教、巫術早期奠定了人文道德理性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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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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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帆雲舒，喜歡點個“在看”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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