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何謂“本真性的行話”？

阿多諾 | 文

《本真性的行話：論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文和德文封面

20世紀20年代初，一群從事哲學、社會學以及神學研究的人曾計劃籌辦一次會議。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改變過信仰；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強調重新獲得宗教，而非宗教本身。他們所有人都對當時仍然主導著各個大學的唯心主義心懷不滿。哲學促使他們出於自由和自主而選擇了“實證神學”——正如克爾凱郭爾已經如此命名的那樣。但是與其說他們對特定的教義，即啟示的真理內涵感興趣，不如說是對“意向”（Gesinnung）感興趣。當時有一個被這個圈子吸引的朋友並未獲得邀請，這還讓他小有不快。人們給他的暗示是，他還不夠本真（eigentlich）。因為他在面對克爾凱郭爾式的飛躍（Sprung）時猶豫不決；他懷疑，透過自主的思維喚起的宗教會因此而低思維一等，並否認自身是絕對者，但宗教按照其本身的概念來說卻是想要成為絕對者的。這個團體的成員都是反智的知識分子，透過排斥一個不承認他們之間互證的那種東西的人，他們便確證了一個更高階的共識。他們在精神上捍衛的任何東西，都被登記為他們的倫理風尚（Ethos），好像一個人追隨一種更高境界的學說，便提高了其內在的精神層次似的；好像在《新約》裡面沒有記錄下反對法利賽人（Pharisaer）的內容似的。——40年之後，仍然有一個退休的主教在一場新教神學學院的學術會議中憤然離場，因為一個受邀的發言人質疑聖樂在今天的可能性。他肯定被告誡過，或者他自己也覺得，要與那種不願簽字認同的人分道揚鑣，不與之為伍：好像批判性的思想沒有任何客觀基礎，而只是表明主觀錯誤似的。他這一類人將“自立為正當”［用博爾夏特（Borchardt）的話說］的偏好與對其自身的反思進行反思的害怕結合為一，好像他們都不完全相信自己似的。他們一如既往地懷疑，他們稱之為具體物的東西，有重新錯失給可疑的抽象的危險，而這種抽象是不能從諸概念中剔除的。他們以為，具體性要透過犧牲而獲得承諾，尤其是透過理智的犧牲而獲得承諾。異教徒們隆重地將這個圈子稱為一群“本真之人”。當時，《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還遠未出版。在這本著作中，海德格爾直接以生存論存在論的方式將本真性（Eigentlichkeit）作為一個專業哲學術語引入進來，這樣他就斷然地將那些本真之人很少在理論上竭力追求的東西澆鑄到哲學之中；他由此而贏得了一批追隨者，他們都含混地滿足於那種本真性。透過他，教派的各種苛求變得可有可無。他的著作為他贏得了聲望，因為它敏感地描述出了1933年之前知識階層的隱秘渴望的走向， 並將這個走向誠實而負責地呈現於眼前。直到今天，在海德格爾以及操著他的語言的追隨者那裡，神學語調仍在迴響，儘管這種迴響在逐漸減弱。因為那個年代的神學嗜好已經滲透到了語言之中，遠遠超出了當年自詡為精英的那些人的範圍。但是同時，本真之物的語言所貢獻的，毋寧說是對本真性的崇拜（Kultus），而非基督教的崇拜，即使有時候由於暫時缺乏另一種可支配的權威性之故，他們這種崇拜看起來也類似基督教的崇拜。先於對特殊內容的考慮，這種語言對思想進行塑形，讓這種思想自身去適應征服的目標，即使在它想要對此目標表達反抗的地方也是如此。絕對者的權威性由被絕對化了的權威性推翻了。法西斯主義並不僅僅是它所是的那個陰謀（雖然它的確是），它也是在一種強有力的社會發展趨勢中發源起來的。語言為它提供了避難所；在其中，正在蔓延的災難表現得好似拯救。

海德格爾和《存在與時間》德文書影

在德國，一種本真性的行話被談論更甚於被書寫；它是社會化精英分子的標誌，是精緻高貴和賓至如歸的合一，是一種作為高階語言的亞語言。它從哲學和神學（不單純是新教學院）開始延伸，經教育學，經業餘大學和青年團體，直到經濟和行政部門的代表們那種高雅的談吐方式。這種行話充斥著人類深層情緒的偽裝，然而卻將自身標準化得好似它公開否認的外部世界一樣；其原因部分在於它的大規模成功，部分也在於它透過那純淨的特性就自動地設定它的資訊， 並藉此將自己與那本來賦予了它靈魂的經驗阻隔開。本真性的行話操弄著為數不多的詞彙，發出閉門羹似的訊號。在此，本真性本身並不是最緊要的；緊要的毋寧說乃在於它照亮了行話得以茂盛發育的天空，以及秘密滋養著這行話的意向。首先，“生存狀態的”“在判定中”“委命”（Auftrag）、“召喚”“照面”“真正的言說”“陳述”“關切”（Anliegen）和約束等就足以堪稱典型；還有為數不少的這類非專業術語可以被新增到這個清單中來。有一些術語——例如《格林詞典》（Grimmschen Worterbuch）介紹過的“關切”，本雅明（Benjamin）還無辜地使用過——自從掉進那個緊張區域（Spannungsfeld）之後（這個詞也是一個恰當的例子），才染上了這種色彩。我們不是要編制一份暢銷高貴名詞的“禁用詞彙目錄”（Index verborum prohibitorum），而是要探究它們在這種行話中的語言功能。當然並不是這種行話的所有詞彙都是高貴的名詞；有時候它也會揀起平凡的詞彙，抬舉得高高的，按照法西斯主義的習慣將它們鍍上青銅色，這個習慣聰明地將公民表決和精英主義混合在一起。那些卓爾不凡的新浪漫主義詩人，如格奧爾格（George）和霍夫曼斯塔爾（Hofmannsthal）根本不用這種行話來寫散文；反而是他們的某些代理人如岡多爾夫（Gundolf）才會這麼幹。這些詞彙只是透過它們所否認的星叢（Konstellation），透過每一個單個人唯一性的舉動才成為這種行話的高貴名詞。單個詞彙失去的魔力，猶如透過某種措施以國家調控的方式被購置回來。單個詞彙的超驗性，是一種第二位的、由工廠生產供應的東西：失卻了的原初性的怪胎。經驗性語言的諸構成要素（Bestandstucke）的永續性被操控著，好像這些構成要素就是真正的和由啟示而得的語言的構成要素似的；神聖詞彙在經驗上的親切性偽裝成了說者和聽者都能感覺到的切身之近。穹頂被機械地噴塗，原子式的詞彙未經改變就被用來做裝飾。透過這種行話所謂的“架構”（Gefuge），它們獲得了相對於這個架構的優先性。這種行話從客觀上說就是一個體系，它將結構混亂，以及語言崩塌為自在的詞彙作為組織原則。它們中的某些詞彙或許在其他的“星叢”中可以不用顧及這個行話而被應用；確切地說，“陳述”，在知識理論中用來表示主謂判斷的意義，“本真的”，也作為形容詞，（當然是謹慎地）用在要區分本質性與偶然性的地方，“非本真的”，表示某種斷裂，即與其所表述的東西不相一致的表述；“電臺播送的音樂相對於傳統的、以現場演出的範疇構想的音樂來說，就被塗上彷彿（Ａｌｓｏｂ）的底色，塗上非本真的底色。” “非本真的”在此是批判性的，是對一種包含假象之物的規定了的否定。但這種行話卻從任何一種如此透明的背景中將本真性或者其對立面抽取出來——肯定沒有哪個公司在接受一個訂單委託的時候會當面闡釋一下“委託”（Auftrag）這個詞。但是這類可能性仍然是狹隘和抽象的。誰若對這種可能性過度誇張，那麼他就走向了赤裸裸的唯名論語言理論，認為詞語就是可交換的遊戲籌碼，全無歷史的印跡。然而歷史卻滲入任何詞語之中，並從原初意義的復興那裡抽走每一個詞語，而這種行話正是要追蹤這種意義的。什麼是行話、什麼不是行話，這取決於詞語是否以這種語調書寫，在其中這個詞語處於超出其本身含義的位置；取決於單個詞語的意義充實是否以命題、判斷和所思考的內容為代價。據此這種行話的特徵還是非常形式性的：它關心的是，它想要的東西單憑其被報告的方式就會被廣泛地追捧和接受，而全然不顧及這些話語的內容。它駕馭著語言中前概念的、模仿性的要素，以服務於它所期望的、處於支配地位的效果關聯（Wirkungszusammenhange）。例如“陳述”就是要使人相信，言說者的生存同時溝通著事物，並將這種生存的尊嚴賦予事物；他讓我們完整地看到，若離開言說者的這種溢位，言說就已然是非本真的，表達對事物的純粹顧及就已然是一種原罪。這種形式性的東西有利於蠱惑人心的目的。精通這種行話的人，不需要去說他在思考什麼，甚至他從未真正思考過什麼：這種行話剝奪了他去思考點什麼的可能並使思想貶值了。本真的事情據說是：整個人在言說，這才應該是核心的。在此出現的是，被這種行話自身風格化處理為“自行發生”（Sich ereignen）的東西。交往戛然而止，併為這樣一種真理作宣傳，這種真理由於不假思索的集體贊同而必定是可疑的。這種行話的氣氛帶著某種古羅馬占卜官的嚴肅，藉助於任何聖物都可以隨意宣誓。

本雅明《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德文版

行話的詞彙脫離上下文，也脫離概念性的內容，它們聽起來彷彿是說出了一種比其所指更為高尚的東西，似乎應該用靈暈（Aura）這個術語來表示。本雅明在同一時刻引入這個術語，並非偶然，此時他借這個術語所想到的東西（按照他本人的理論）對經驗而言乃是消亡了的。本真性的行話的關鍵詞乃是靈暈衰落的產物，是沒有神聖內涵的神聖性，是被凍結的流溢（Emanationen）。靈暈伴隨著一種非約束性，這種非約束性讓它在祛魅了的世界中變得可任意支配，或者用準軍事性的現代德語來說，就是讓它隨時待命。對這種行話所呈現的物化的長期指責，也被物化了。理查德·瓦格納（Richard Wagner）針對糟糕的藝術提出的對效應的定義，即沒有原因的效果，是適用於這種行話的。在神聖的精神被耗盡的地方，人們就用機械的舌頭說話。但是，暗示的和非現成的秘密是公開的。不掌握這個秘密的人，只需言說，說得好像他掌握著秘密，而其他人都不掌握似的。表現主義的陳詞濫調，“每個人都是被選中的”——這是被納粹黨徒殺害的保爾·科菲爾德（Paul Kornfeld）的一部戲劇中的臺詞，按照對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jewsky）的錯誤引用，很適合於一個被社會發展威脅和貶低的小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自我滿足。小資產階級無論在現實層面上還是在精神層面上都跟不上社會的發展，從這個事實出發它便匯出它的恩賜，來自原初性的恩賜。尼采活得不夠長久，沒能面見這本真性的行話而噁心：這可是20世紀傑出的德國怨恨—現象（Ressentiment Phanomen）。尼采說的“這聞起來不好”，只有考慮到以下這種罕見的康寧生活的沐浴禮，才具有意義：

尼采《不合時宜的沉思》德文版

真正說來，禮拜日從禮拜六晚上（Ｓoｎｎａｂｅｎｄ Ａｂｅｎｄ）就已經開始了。當手工藝人清掃他的作坊，當家庭婦女將整個房子都收拾得一塵不染，甚至將房前的街道都打掃得乾乾淨淨，將一週積累下來的垃圾清理完畢，當最後給孩子們洗完澡，大人們徹徹底底地衝洗掉這一週的塵土，新衣服也已準備得整整齊齊——當所有這一切都以一種田園詩般的細緻和從容辦理停當，一種安息的深深祝福的氛圍便聚攏到人們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