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客春遊嶺南十二韻》：“路足羈棲客，官多謫逐臣。”
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制建設經過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而往往與法形影相隨的就是“刑”。在唐朝以前，古代就已經形成了笞、杖、徒、流、死五大刑法系統。總體而言，古代王朝的刑法懲治手段皆是這五類。“流”刑，即流放之刑，漢代以前，就有流放之刑。嶺南從秦朝開始，便是流放之刑的目標地區之一。特別是在唐朝，嶺南已然成為流放的首選之地。不僅如此，唐代官員以及貴族，遭遇貶謫，常常被貶至嶺南地區。可以說，嶺南地區是唐代流放、貶謫的“聖地”。為什麼貶謫、流放嶺南呢？其中隱藏著怎樣的歷史真相呢？
嶺南，流放與貶謫的“聖地”
以嶺南作為流放之地，唐朝以前就有此傳統。最早向嶺南一代流放大批犯人的是秦朝。《史記》曾記載，秦始皇的第三十三年，將一批違反秦國律法的人“遣戍”至“桂林、象郡、南海”，以做懲罰，同時也是略去南越一帶的一種策略，即以罪犯充作兵卒。此後，兩漢至隋朝，一直保持著流放嶺南的做法。至唐代時，犯人流放嶺南以及還原貶謫至嶺南的規模增大，甚至流放嶺南成為當時流放之刑的主要方式。
與唐代黔中、劍南、隴西等流放之地相比較，流放嶺南地區的人，主要是犯重罪或者重罪免死減流的官員。嶺南地區路途遙遠，自然環境惡劣，遠離整個大唐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經濟文化水平更是普通“窮荒”，可謂是不毛之地。尤其是唐朝時期，流放之地主要是嶺南的桂、柳、雷、環等州郡，皆是“夷獠雜居”的荒野之地。對唐朝統治者而言，用於流放重罪之人再合適不過。唐代就有不少貴族以及官僚士人因為參與謀反而獲罪流放嶺南，神龍年間，張柬之、袁恕等“五王”都被“長流於嶺南各地”，中途還慘遭政敵武三思等的“鴆殺”。
不僅如此，唐朝還首次將嶺南地區作為官員貶謫之地。《廣東通志》曾記載：“唐以前得罪至嶺南者，皆遷徙為民，至唐時始謫為宦。”被貶謫雖然不同於流放，卻有嶺南共同的目的地。唐代重罪流放的人，沒有皇帝特赦，是不允許返回原籍。貶謫之官員，雖然有起復的可能，但因此留在嶺南的不在少數。
帶有強制色彩的“移民”
流放嶺南，雖有懲罰的性質，卻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移民”的作用。特別是官僚士人的貶謫嶺南，雖然有仕途失意或者違紀之過，也同樣在唐代“移民”一事上發揮極大作用。《唐律疏議》明確規定，對於流放的犯人，“妻妾隨之，父祖子孫欲隨其者，聽之”，“移鄉人口家，亦准此”。可以看出，唐代流放之人的妻妾、祖孫皆可隨其一同加入被流放地區的戶籍，這基本上就是強制性的移民了。用“重罪”換取的“移民”特權，自然只能是不毛之地。
被貶謫的官僚士人中，亦有不少人遵從了這種帶有強制性的“移民”。往往被貶謫至嶺南地區的唐朝官員士人，多會攜妻帶子，舉家南遷，從此定居於嶺南地區。不僅如此，隨著流放以及貶謫至嶺南地區計程車人增多，他們之間會相互聯姻，讓彼此定居嶺南地區的整體情況更加穩固，也有利於他們在嶺南地區的長久生活與發展。
家族南遷，崛起於仙鄉之間
舉家被迫“移民”至嶺南地區，實際上並非毫無裨益。許多官僚士人來到嶺南地區之後，見嶺南一帶蠻荒如野，會將中原以後的文化禮儀與生產生活技術播撒在嶺南一帶的土壤之上。而且隨著移民至嶺南地區的人越來越多，這種教化的力量愈加顯著，十分有利於嶺南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與此同時，嶺南地區的人口增多，物質生產與文化水平得到提升，當初被迫搬離原籍，來到嶺南地區的家族，亦可更好地乘勢而起，成為當地的世家大族，造福一方。
根據歷史資料的記載，唐代許多著名詩家文人皆與嶺南有不解之緣。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就曾因貶謫而至嶺南，對嶺南地區的社會文化發展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同時，唐代時，許多家族因為流放或者貶謫，從北方遷到嶺南地區，其後代子孫不斷努力壯大家族，在五代時期或者宋朝時期，成為聞名於世的傑出之人。
值得一提的是，從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偏居一方的嶺南地區，成為北方的人們逃避戰亂或政治鬥爭的主要地區之一。這也為嶺南地區的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動力，也使得唐朝流人以及被貶官僚士人至嶺南後，可以更快適應與發展。
唐代流放之刑以及官僚士人的貶謫，多是至嶺南地區，表面上看，其二者皆有一定的“懲處”性質，實際上卻是一種“強制性的移民”。不難發現，這種“移民”對發展邊疆偏遠地區以及維繫社會穩定有很重要的作用，可以極大地促進偏遠地區的開發與教化。
參考資料：
《唐律疏議》
《史記》
《廣東通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