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的讀者對潘岳的接受繼承了唐代潘岳接受的方式並進一步深化。在文學批評領域，道德意識逐漸納入審美評價範疇，文學批評越來越重視創作主體的作用，由唐代開始發生轉移的對潘岳的態度繼續向“非其行”的方向靠攏。宋代的詩話作為一種新型的文學批評形式，反映出宋代讀者對潘岳接受越來越細緻和深入。
在應用典故方面，詞這種新興的文學樣式使潘岳最擅長表達的私人化情感得到了新的共鳴。在潘岳創作的影響方面，隨著悼亡詩在宋代的興盛，潘岳悼亡之作的影響也越來越走向深化。在遼金元三個少數民族統治的朝代，文學相對不夠發達，對潘岳的接受基本繼承宋人方式，發展性的成果不多，其中元好問的接受情況頗具代表性。
宋代社會思想文化的特點
從中唐的古文運動開始，道德意識逐漸介入文學之中，宋代已經開始強調道德修養對文辭的決定作用，文學批評本身越來越重視創作主體的作用，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導者歐陽修所提倡的“詩窮而後工”之說強調創作主體作用，這對宋代文學批評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因而在實際的批評之中，把作家的人品納入到審美評價的範疇之中，有時甚至置於對作家藝術作品的評價之上。
在這種批評風氣的籠罩下，潘岳人格汙點漸漸凸顯出來，甚至不斷地放大，唐人的那種對潘岳人生經歷、姿儀才華的讚美之聲日漸稀少，而站在倫理道德的角度上的批評之語日漸增多。對潘岳個人來說，總體接受呈現出多元化的形勢並日漸深化，但批評之聲逐漸增多，宋代是潘岳聲名真正下滑的開端。
宋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個積貧積弱的封建王朝，國家疆域較漢唐時期已大大縮減，綜合國力從建國之初就已顯示出疲弱的端倪。對內宋朝統治者從唐朝的滅亡中吸取教訓加強中央集權制；外部長期受到遼、金、西夏的滋擾，在抵禦外族的戰爭中節節敗退，南宋後期，蒙古又興起於北疆，面對外族的入侵，宋王朝統治者一向採取妥協投降的政策，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
宋代士人生活在統治者對外妥協退讓、對內強化集權的兩極矛盾的擠壓之中，上層統治階級進取精神的衰竭和自信心的萎縮，造成了整個社會形成內向保守型的文化心態。兩宋文人從一開始就缺少漢唐文人那樣的盛世豪情，而形成了總體內斂的文化性格。
然而“學而優則仕”仍是他們難以擺脫的生存方式，進取心和社會責任感在“先天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患意識和“壯歲旌旗擁萬夫，錦簷突騎渡江初”的愛國豪情中表現出來。
儒家思想中淑世濟世的主張在民族危機和社會矛盾日益加深的過程中再度發揮重要的作用，尤其到了南宋時期，更多知識分子參與到國家政治中來，他們有著慷慨悲歌的淑世情懷，時刻不忘國破家亡給他們帶來的沉重打擊，時刻關心著國家的前途命運，在心理層次上，他們特別重視民族氣節，重視社會價值的實現。
受到政治文化環境的影響，宋人的文學批評重視人品與創作的關係，認為人品德行的高下制約或決定著文學創作，對於文學作品的評價不是對文字進行審美的領悟，而著重於的創作主體道德人格的認知。
宋代文學批評中的潘岳
詩歌創作經過了唐代的繁盛之後，宋人開始在理論上探討詩歌的發展方向，開始更加註重於總結詩歌繁盛的成就與經驗，因而宋代以詩話為代表的文學理論探討相對活躍，詩話形式的文學批評同樣為潘岳接受帶來了新的面貌，宋人對潘岳的接受在唐人的基礎上得到了深化並開拓了文學接受的新領域。
隨著詩歌理論研究的日漸深入，宋人對詩歌細緻入微的研究、錘鍊字句之功愈加明顯地體現出來，對潘岳來說，其詩文中被認為是“詩誤”的地方就常常被細緻的宋代研究者所發現，這是前代批評者較少關注的地方。
宋人將潘岳視為詩歌發展過程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詩人，雖然宋人並不看好以潘陸為代表的西晉詩歌，但對於潘岳在當時的地位和貢獻是持肯定態度的，張、嚴等人對潘岳詩歌藝術的理性、宏觀的批評為明代辨體意識主導下潘岳文學批評指引了方向。
潘岳的文章在宋代，至少是在知識分子階層流傳甚廣，他們常將潘岳的詩文與其他文學家進行比較，可見潘岳詩文在宋人心目中還是具有典範意義的。
在帶有一定隨意性的詩話中，潘岳的詩文被評家信手拈來作各種比較，這一現象本身已經說明了潘岳詩文在當時流傳之廣，但是他們是從迴歸詩文傳統的角度著眼而對包括潘岳在內的西晉太康文學持一種貶抑的態度。
宋代興起的詩話形式對於潘岳詩文及故事的傳播意義重大，批評者在評議其他作家作品時，由於作品涉及到潘岳的事蹟而間接地對潘岳的傳播和接受也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如唐白居易的名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北宋詩評家歐陽修、蘇軾等人都曾予以品評；唐沈彬的詩句“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也受到了宋人的反覆評說，阮閱、胡仔等評家均就此句予以評議，這是潘岳在宋代的新的接受方式，經過這樣的反覆傳頌，潘岳的故事想不為人所知恐怕都很難。
宋人的文集序跋也是詩評家對於潘岳的接受研究主要途徑。宋人論文強調實用、強調義理，反對浮靡，對魏晉以降的文風是他們不主張學習效法的。
宋詞中的潘岳
詩歌由唐入宋繼續著它的創作繁榮狀態，而且宋人在唐代詩歌難以超越的情況下另尋創作途徑，詞這一創作形式在宋代不可遏制地繁榮起來，詩詞在宋代的新的發展使得潘岳接受呈現出了新的面貌。
唐詩中潘岳的典故除“白首同歸”外，其他在宋詞中無一例外地出現過，型別也並沒有超過唐詩中所見到的幾種，但是情感重心發生了轉移，潘岳最擅長表達的私人化的家庭生活和敏感細膩的個人情感與要眇宜修的詞找到了契合點，詞這種新興的文學創作形式使潘岳式的細膩真誠的倫理感情找到了一個更加合適的表達埠。
要眇宜修的詞更適宜於表達表達女性細膩、幽微的內心世界，宋代詞人或以代言體的形式直接表達女性情感，或是從女性的角度落筆，無限接近女性真實的心理狀態，表達刻骨相思的主題。需要指出的是，宋詞中有許多描寫男女情愛的作品並非僅限於正統倫理的夫妻感情，更有一些寫給姬妾的，這是在越來越趨向嚴肅正典的詩歌創作中難以看到的。
在這一主題之中，潘岳成為最易於聯想到的典故之一，有時甚至具有了象徵的意義，是位才貌雙全的完美情郎，在這裡，潘岳的美貌、才華、深情被放大，而關乎其政治生命的內容幾乎被忽略不計，因為在女性的眼中，有這樣的夫君或情郎已經足夠完美，為這樣的戀人而身形憔悴、相思成災的理由足夠充分，潘岳的形象已經超越了典故應有的意義，而成為一種才貌雙全又飽含深情的理想情人的象徵。
潘岳詩文中所表達的生命意識，也是宋詞中經常表達的內容，對於人生遲暮的憂思，強烈的生命流走意識在宋詞中比比皆是，而潘岳的二毛之嘆又常常成為詞人委婉表達青春逝去的合適載體。
宋詞中也有借用潘岳典故表達壯志未酬的苦悶、人生失意的悲涼的，較之唐詩，宋詞更增添了細膩的世俗的情感，更加接近作者本真的生活和心理狀態。
潘岳詩文的在宋代傳播和影響研究
宋代悼亡詩詞的創作呈現出繁榮的景象，與唐代中後期才大量地出現悼亡詩創作的現象不同，宋代悼亡詩無論在數量規模還是作者總數上都遠遠超過了唐代，更為可貴的是，許多詩詞大家如歐陽修、梅堯臣、蘇軾、賀鑄、陸游等人都留下了感人肺腑的悼亡作品，帶動和促進了悼亡題材創作的發展，留下了許多影響深遠的經典名篇。
北宋初年著名詩人梅堯臣寫作的悼亡詩在數量和規模上超過了兩宋其他詩人，悼亡詩的內容豐富，從各種角度表達對亡妻的無限思念，有記夢之作如《來夢》、《椹澗晝夢》、《靈樹鋪夕夢》等，有睹物思人之作如《悲書》、《梨花憶》、《憶吳松江晚泊》等，也有透過子女表達對亡妻思念的如《悼子》等，梅堯臣的悼亡詩有著明顯受到潘岳影響的痕跡，一方面是形式上的繼承。
宋人把悼亡詩的創作推向繁盛，其成就不僅在於對前人的繼承而推向深入，更在於能夠在前人創作的基礎上有所創新，蘇軾《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不僅發展了以詞的形式進行悼亡的傳統，而且改變了潘岳以來悼亡詩委曲婉轉、陰鬱感傷的風格傳統，以一種疏蕩豪放、清朗明麗的筆調開闢了新的悼亡風格，成為又一標誌性的經典之作。
從潘岳接受的角度上看，不是所有宋代悼亡詩都是因為受到他的影響而取得了成功，但是絕大多數的悼亡作品仍是沿著潘岳所開闢的悼亡傳統進行創作的，除了以上所舉的具體作家在寫作方法、藝術風格等方面受到潘岳影響之外，宋人悼亡詩在總體上在如下幾個方面延續了潘岳以來悼亡詩歌創作的傳統。
宋代詞的繁榮拓展了悼亡文學創作的空間，出現許多悼亡詞的佳篇如前面提到過的蘇軾《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賀鑄《鷓鴣天•半死桐》，但是宋代悼亡文學的主流仍是以潘岳以來的詩歌作為主要形式，北宋的張耒、南宋的王十朋、陸游等都是完全採用詩歌形式以悼亡，在宋代的悼亡作品中，悼亡詩的數量也是遠遠超過了悼亡詞的，這當然與宋人用詩來寫嚴肅、端正的情感的態度有關，也是對潘岳以來悼亡詩歌傳統的有意繼承。
潘岳在遼金元的接受狀況
遼、夏、金、元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採取的漢化的文化政策，促進了漢籍在這些地方的流播，但他們對中原文化的接受畢竟有限，對潘岳的接受更顯寥落，就在這為數不多的接受內容裡，元好問對潘岳的接受在當時乃至整個潘岳接受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
短短詩歌形式的文學批評對後來影響之深遠並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上說，這是有宋以來文學批評重視創作主體作用的突出顯現，是將道德品格納入到審美評價之中的典型。
潘岳的為人一直以來都受到了質疑和詬病，元好問則直接揭示了潘岳的為人與為文的不一致而導致的“矯情”現象，元好問的批評本身是混淆了文章與人品的批評標準的，雖然如此，其“據事廢言”的批評標準在後世的影響卻很大，後世的批評尤其是儒家詩教觀迴歸之後的清代批評領域，學者多囿於元好問的批評標準，使潘岳從此遭受不絕如縷的苛責和批判。
結語
元好問雖然對潘岳人品持否定的態度，但他的詩文仍然暴露了其潘岳情結，其詩文中應用潘岳典故的內容沒有超出唐詩所應用的範圍，但是在少數民族統治下的文化荒蕪狀態下仍有人如此關注潘岳，已經證明了潘岳及其詩文的傳播和接受從未終止或間斷。
圖片來源於網路，如有侵權，聯絡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