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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小炒特別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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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3月20日，世界各地都在報道這一頭條新聞——德意志帝國首相俾斯麥辭職。當各地的慰問電報、鮮花、信件湧向他時，他絲毫不為所動，而是自嘲道：“這是一級國葬。”
俾斯麥本是說葬送自己，他絕不會想到，這場看似平靜的權力交接，埋葬了德意志第二帝國。
這個時候的德國，工業生產能力無限逼近世界霸主英國。雄心勃勃的威廉二世，一改俾斯麥均勢外交的和平策略，奉行進攻性的“世界政策”，他要把德國從歐陸國家打造成世界強國，實現德意志民族的偉大榮光。
致使英德關係急轉直下，英德矛盾成為世界局勢的主要矛盾，最終一戰爆發，德國覆滅。
關於德國在20世紀初的命運轉折，很多人喜歡用“修昔底德陷阱”來解釋，認為新崛起的大國與現存霸主必有一戰。在我看來，這是用結果來解釋結果，是一種學術上的偷懶和歷史總結的廢話。
“修昔底德陷阱”並不是一種自然規律，而是新崛起大國自身的政治選擇造成的。小編從德國的內政去分析原因：
憲政的缺失
。
1
從落後到改革，普魯士的總設計師
1807年7月，發生了世界外交史上極具戲劇性的一幕。在涅曼河（現白俄羅斯境內）中央的一隻木筏上，兩個年輕的皇帝正在商討一項條約。在岸邊，另一位年輕的皇帝來回踱步，焦急地等待著談話的結果，這一結果將決定自己國家的命運。
這三位皇帝分別是：拿破崙、俄國沙皇亞歷山大、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腓特烈就是岸邊的那位皇帝。
拿破崙狠狠地羞辱了普魯士：
易北河西側的土地割讓給法屬萊茵同盟，東邊瓜分波蘭的土地全吐出來，合併為華沙大公國，最重要的領土全沒了
。還有賠款和駐軍。
這就是喪權辱國的《提爾西特和約》，曾經擁有30萬平方公里土地 、1000萬人口和自稱25萬歐洲最強陸軍的強國，陷於滅國的境地。
普魯士落到這般境地，還是自己太out了。在工業革命之前，普魯士靠專制主義和農奴制，集中全國力量供養軍隊，逐漸打下一方土地，位列歐洲五強之列（英法普奧俄），
也成為歐洲最為專制的國家
。
當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席捲而來時，普魯士毫無知覺，落後的農奴制不見絲毫鬆動。面對拿破崙的兵鋒所指，思想還停留在18世紀的普魯士官員們充滿了無知的自信，不等俄國的援軍到位，直接單挑拿破崙，揚言要讓這幫法國農民瞧瞧什麼才叫精銳。
結果完全相反，即使人數是對方兩倍，普魯士也是潰不成軍，沒有招架之力，20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拿破崙進駐柏林，國王直接逃往東普魯士（現加里寧格勒）避難。
從開戰到首都淪陷，僅僅一個月。落後還要逞強，就得挨最狠的打。
這才有了前面的普魯士版“《辛丑條約》”，普魯士一夜回到解放前。
被拿破崙蹂躪得最慘的普魯士，這才突然意識到，延續了幾百年的封建傳統，再不革除就要亡國了，
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於是，痛定思痛，開始了救亡圖存、大刀闊斧的改革運動，試圖挽救這個積貧積弱的國家。
1807年，施泰因擔任普魯士首相，全面學習西方的英法。
徹底廢除農奴制，反對集權專制，他主張“恢復公共精神和公民精神
”，“重振對祖國的情感，獨立性和民族尊嚴”，認為只有發揮公民的主動性，讓被統治者參加管理，在政府和人民之間建立起緊密的聯絡，才能使國家呈現蓬勃生機。
他的激進改革立馬遭到了保守勢力（容克貴族）的強烈反對，說：“施泰因在祖國展開革命，發動了一場無恆產者對抗有恆產者、工業對抗農業、變動對抗穩定的戰爭。”他們直接勾結法國佔領者，將施泰因轟下臺。施泰因在位僅僅14個月。
可見，保守勢力是沒有祖國的。哪怕利國利民，只要損害了自身利益，也要千方百計把改革者趕下臺，勾結外國侵略勢力也在所不惜。
總設計師沒了，但順應歷史潮流的改革還得繼續。1808年，哈登貝格擔任新的首相，繼續改革大業。
哈登貝格學聰明瞭，更加地務實，總體思路就是“
君主專制政府下的民主原則
”。
哈登貝格在給國王的奏摺中表示：普魯士“
必須自上而下地做法國人自下而上地做的事
”。舊的統治形式必然消失，統治階級要想生存下去，不被歷史淘汰，就必須建立順應歷史發展的新的資本主義統治方式。如果頑固堅持舊的統治秩序，最終招來的必將是革命的懲罰。
舊的統治階級只有採取以攻為守的“防禦性改革，掌握歷史發展的主動權，才能繼續“把握未來”，在日後社會政治生活中繼續維護自己的利益。
自此奠定了普魯士改革的基本模式：
維護傳統統治者的利益，以穩健的方式實現新舊社會的對接，將可能爆發的革命引入和平的改革發展軌道上
。他們認為“從舊到新的實現，不可能太缺乏過渡，而要使人們一步步地學會自覺行動”。
這就使得，哈登貝格的改革，集中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鮮有成效。
普魯士的政府十分高效，改革的推行力度也很大，被恩格斯稱為“
普魯士的資產階級革命
”。但專制主義色彩和保守勢力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
最大的特徵就是，哈登貝格一直在推動的憲政（憲法與議會制），直到1822年去世也沒有進展。
他認為“普魯士國家沒有國家憲法，其最高政權在國家元首和國家代表之間不加區分，普魯士國家完全是由許多單一的、透過繼承、購買、征服而湊到一起的地區的嶄新的集合。”也就是說，國家經濟是資本主義的，但政權是封建主義的。
施泰因-哈登貝格改革最後的落腳點是
實施憲政
，賦予公民政治權利又必然威脅到君主的專制權力，這就產生了根本矛盾。
但專制權力與憲政之間是沒有妥協的，
是一個二選一的零和博弈
，不存在一個既能滿足保守勢力的專制要求、又能滿足公民參政議政願望的折中方案。
所以，普魯士憲政改革的理想方式，就是由開明的絕對主義君主推行有限制的憲政改革，由此形成倒逼效應和累積效應，最終完成漸進式的改革。
為什麼普魯士的國家轉型必須要實現憲政？這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發展經濟是做大蛋糕，發展政治是分蛋糕
；做蛋糕是政策層面和技術層面，而分蛋糕才是真正體現智慧的制度層面。
只有把蛋糕分好了，才能繼續做大蛋糕。否則，就是一地雞毛，之前的成果得而復失。
這是宏觀的經濟規律決定的，也是微觀的人性決定的。
對於施泰因和哈登貝格而言，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要想透過不流血的改革實現脫胎換骨，那麼，就需要勇敢的後人來接力了。只要改革在繼續，國家在進步，問題總有解決的時候。
不幸的是，普魯士終其一生，也沒等到那個勇敢的人。
2
經濟發展與憲法糾紛
事實證明，在一個專制傳統的國家，發展經濟容易，實施憲政很難。
依靠政府主導，
普魯士的工業化快速發展，到1840年城市化率已經超過25%，鐵路里程達到232公里
，但是連頒佈一部憲法都很陷入難產。普魯士政府固守封建理念，認為國家的方方面面都要服從政府的威權，維護國王的至高地位。
即便是掌握實權的哈登貝格積極勸說國王推行憲法，換來的卻是1817年的《卡爾斯巴德決議》：對教育和新聞出版進行嚴格的監視，禁止所有的公共集會。強勢鎮壓自由主義運動。
經濟與政治駛向完全相反的方向。當然，這種倒退不是最後一次。
既然內部變革很難倒逼憲政改革，那就只能依靠外力了。1848年，革命浪潮席捲整個歐洲，奧地利的梅特涅喬裝成女性逃亡倫敦，普魯士國王被帶到皇宮陽臺觀看街頭暴力的現場直播。
來軟的不行，來硬的很有效果。1848年12月，普魯士頒佈憲法，建立議會。
上議院成員全部由國王任命，下議院成員由選舉產生。立法和徵稅，需要國王、上議院和下議院的一致同意。
國王依然掌握著行政、司法和軍事的最高權力，但國王專制權力的為所欲為已經受到一定的遏制
。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依然被禁止，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透過議會開始登上政治舞臺，以配角的身份參政議政。
有了政治上的這場破冰，人們才能承認：普魯士正在由傳統封建社會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轉變。
普魯士的經濟發展也更加快速
，之後的10年，普魯士投入鐵路的資金增加10倍，股份制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向英國和歐陸的出口迅猛增加。
時隔40年，普魯士透過改革重回歐洲列強之位。
紅火的經濟和穩定的秩序，普魯士政府沒了深化改革的壓力和動力，一直停留在1848年的水平，但是商業發展與專制權力必然是不相容的，更核心的矛盾逐漸暴露出來：
國家是國王的，還是議會的？軍隊是國王的，還是國家的？
在國王眼裡，自己才是這個國家的王者，議會只是個青銅。
在議會眼裡，國王遲遲不願意交出行政權和軍權，還想當著皇帝。
雙方的衝突在軍事預算上爆發出來。國王要加強軍備，下議院擔心軍隊會進一步提高王權，拒絕批准預算。
1861年、1862年，國王兩次解散議會，但事與願違：
新的下議院不僅沒有帶來順從的代表，反而帶來更多的自由派，國王在下議院逐漸失勢
。
國王站在了時勢的對立面，政府公信力急劇下降，普魯士的政治矛盾一觸即發。
俾斯麥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上臺的。
3
俾斯麥的倒退
1862年9月23日，俾斯麥走馬上任。
我們的歷史讀物，總是推崇俾斯麥；但當時的普魯士人，和二戰後的德國人，
對俾斯麥普遍持負面評價。
中外的這種兩極分化，大家看完我的論述，就會明白。
俾斯麥是一個傳統的容克貴族，對民主和平等深惡痛絕。1848年革命爆發時，他說：“我是一個容克，我一定要壓倒革命。”
當他擔任普魯士首相時，普魯士的問題是
憲政危機
，政府在無情踐踏1848年的革命成果。他卻在下議院的首次演講中說了一句很反動的話：
“今天的主要問題不是透過演講和多數決議解決的，而是要用鐵和血來解決。”
他的演講一出來，
整個德國都在罵他
，德國媒體給了他一個綽號“鐵血宰相”，意思是“兇手首相”，完全不是我們的歷史讀物翻譯的那個意思。
就連當時的皇帝也對他斥責：“我很清楚這個結局，他們會在我的歌劇廣場的窗戶前砍下你的頭，過些時候再砍下我的頭。”
然後在1863-1866年，直接繞過議會，徵收新稅，提升軍備。
政府如此公然違憲，政治如此倒退
，顯然需要壓制媒體聲浪，他就下令查禁報紙，解散下議會。
他也不怕抗議，因為只要能控制軍隊，反抗活動就不可能成功。他曾對國王說：“只要你掌握了軍官團，就可以為所欲為。”
如何為自己公開的反動政策尋找合理性呢？
除了依靠戰爭改變國內輿論之外別無選擇。
寫到這裡，就必須把德意志統一運動和俾斯麥的三場王朝戰爭區分開。
在我們國人看來，俾斯麥的武力才是德意志統一的關鍵因素。這是大錯特錯！
在德意志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努力下，1815-1862年，
德意志統一的大部分成就已經完成
。普魯士主導的關稅同盟已經覆蓋了整個德意志，共同的經濟政策、共同的貨幣、鐵路的聯通、還有共同的文化打造，在俾斯麥上臺之前都已經實現了。
1815年就成立了德意志邦聯，德意志統一早就是人心所向，成為公開討論的政府議題，只是在統一方式、政府形式上意見不同。
俾斯麥的執政，結束了普魯士的自由主義時期，將原本健康的德意志統一運動的主導權，把持到急病亂投醫的普魯士容克貴族手中，終結了自由主義德意志的理想。
1864-1871年，俾斯麥接連發動普丹、普奧、普法三場戰爭，將德意志變成“大普魯士”，把德意志統一打上了深深的專制烙印。德意志統一的產物，沒能成為歐洲進步的民主共和國，反而成為後來歐洲戰爭的策源地。
這一切，都能從俾斯麥的反動政策中找到根源。
三場戰爭都以獲勝告終，但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普奧和普法戰爭，都是在拿國家命運做豪賭。
即便賭贏了，俾斯麥在德意志統一的進步運動中，扮演的也是一個開倒車的角色。而且，就像我在《真正的民族主義：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很多人只知道一半》所說：1871年僅代表了統一這一漫長程序的儀式和尾聲。
事實證明，一時的賭贏，為日後埋下了更壞的後果。因為，不去解決而是試圖轉移或掩蓋國內自身矛盾，只會招致更大的反噬。
那麼，回到另外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如此褒揚俾斯麥呢？這是一種歷史誤解，箇中原因，頗具玩味。
4
大普魯士，經濟繁榮，政治滯後
1871年，普法戰爭結束，德意志第二帝國成立。
德意志的經濟模式和政治結構沿襲了普魯士的專制傳統。
德國政府將手伸向各行各業，就像一個企業家似的實際經營工業企業。最核心的銀行和鐵路，直接國有化；政府控制全國最大的44個礦山、12個鋼鐵企業、6個化學公司和2個電氣公司，花重金支援他們；還從私人手裡接收發電廠、煤氣廠、自來水廠、公共運輸公司等等。
政府主導，德國經濟飛速發展，
經濟增速和人口增速歐洲第一
。到1900年，鋼鐵產量全球第二，電氣產品全球第一，鐵路網歐洲最密集，1913年工業產值超過英國，全球第二。
德意志的鐵路網
德意志的政治結構也照搬普魯士。議會由聯邦議會和帝國議會組成。
聯邦議會為上議院，最初有58個席位，普魯士17，但規定有14票即可否決，意味著普魯士主導聯邦議會。帝國議會是下議院，共397個席位，由選舉產生，
職能是協商法案和表決預算。
行政、司法、立法，行政權和司法權由皇帝掌握，
皇帝就是普魯士的國王
，皇帝有權任命帝國所有的官員，
軍隊直接服從皇帝指揮，不受議會的控制。
議會掌握立法權，但聯邦議會也是由皇帝掌握，由於所有法案都需要帝國議會、聯邦議會和國王的一致同意，這就使得議會沒有獨立的立法權，也就沒法監督政府。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普魯士國王對當皇帝初心不改。
因此，普魯士實際控制著德國，普魯士模式主導著德國社會。與其說是德意志第二帝國，倒不如說是普魯士帝國。
依靠人口紅利和擴大的國內市場，統一的德意志在快速工業化和商業化，
但是在最關鍵的憲政改革上，還比不上1848年。
馬克思就深刻地指出：“第二帝國不過是一個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雜著封建殘餘、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官僚制度組織起來，並以警察保衛的
軍事專制國家
。”
帝國議會依然是配角，而且政府一旦控制了帝國議會，整個政府體制與專制就沒有了區別。這就是俾斯麥一直在做的事，十足的倒退。
他壓根就不相信自由主義和議會政治，總想著減少對帝國議會的依賴性；他從來不想建立穩定的政府形式，就想維持普魯士在帝國內的絕對主導地位。他曾對威廉二世說：
“對德意志意思意思就好，請務必維持普魯士的強大。”
從1871年到1890年，俾斯麥的政治風格就是獨斷專行，怎麼合適就怎麼來，政治路線飄忽不定。一會兒打壓中央黨，一會拉攏中央黨；帝國議會的自由派聽話就用，不聽話就打擊，甚至以各種藉口解散帝國議會。
1876年他就出臺法案，將反對政府的言論定為破壞社會穩定的刑事犯罪。
他與威廉二世討論工人罷工時，直截了當：“有人搞事就派警察用槍去鎮壓他們。”
在經濟領域，他拒絕政府退出，透過政策鼓勵來獲取受益者的支援。
當時的知識分子稱他為“
波拿巴式獨裁
”。
而俾斯麥在宣傳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
愛國主義
。反對軍事預算就是背叛自己的祖國，攻擊政府就是破壞對祖國的熱愛，社會民主黨和天主教徒都在勾結國外勢力，“給敵人遞刀子”。所有愛國公民都應該支援俾斯麥他自己。
俾斯麥手法高超、算計精明，維持了政府的穩定運轉，
但沒有制度性的約束，德國政府始終停留在人治的階段，憲政的裹足不前使得政府的治理能力低下
，整個政府充斥著盡職、聽話而沒有判斷力的官僚。
1890年俾斯麥辭職時，德國的問題，與60年代他上臺時的普魯士一樣：
憲政危機
。
帝國議會與政府在軍事預算上針鋒相對，自由派議員想方設法扳倒俾斯麥。
不幸的是，接任俾斯麥的威廉二世，也是一個專制主義者。
5
普魯士王朝戰爭的重演
威廉二世同樣不信任自由主義和憲政。他不允許出現政治民主化，強勢壓制著資本主義的衝擊，連公務員跳探戈舞都不允許。
威廉二世沉迷於皇帝的美夢中，德意志註定陷入不穩定。
60年代的普魯士資產階級嚮往德意志統一，與容克貴族的專制主義傳統結合在一起，催生出三場王朝戰爭，成功轉移國內的憲政矛盾。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意志資產階級面臨產能過剩，需要尋找國外市場，威廉二世故技重施。
這就是威廉二世放棄俾斯麥和平的“大陸政策”、轉向進攻性的“世界政策”的根本原因。
如果他不願意採用順應時勢的憲政來化解國內矛盾，那就只有華山一條路——
對外戰爭
。
威廉二世一上臺就提出一個誘惑性的概念——
陽光照耀之地
。
德國人正沉醉於本國迅速發展為經濟強國，大部分都經不起成為“世界強國”這一想法的致命誘惑，他們認為德國應該有最強大的海軍，應該擁有殖民地，還要有世界最快最大的輪船，德國應該抓緊機會去實現經濟滲透，獲取世界廣闊的“陽光照耀之地”。
這一想法很符合普魯士專制主義和資本主義擴張主義的需求，受到熱烈歡迎。
建造於1902年的威廉二世號郵輪
於是，威廉二世對國家做出貢獻的科學家授予榮譽勳章，熱情宣揚德國成為世界強國的必要性，專制主義和強權政治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
反對者的數量也很多，他們譴責德國落後的政治制度，認為威廉二世是德意志的掘墓人和歷史罪人，當前的統治方式維持不了多久，但是在德國的現行政治體制和德國人的非理性熱情下，這種反對是沒有用的。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13年阿爾薩斯小鎮扎本，爆發了大眾遊行示威，皇帝直接派兵對小鎮實施軍事管制，抗議之聲立刻銷聲匿跡。
未能建立憲政的德國，就這樣莽撞地闖入世界政治格局。
1914年，一戰爆發；1918年，德國戰敗，德意志第二帝國和普魯士王國滅亡。
這一次，他們賭輸了，輸得理所當然。
小結
湯因比在《歷史研究》論述“文明的成長”時提到：“
如果創造性天才不能實現自身的轉變，那麼他的創造性對他來說就是毀滅性的
。”
普魯士在1807年率先開始改革時，便成為德意志地區的引擎；1871年德意志統一時，經濟總量就已經超過法國，便成為歐洲的引擎。但很遺憾的是，
憲政的缺失，使得創造經濟奇蹟的普魯士未能完成高階文明的轉變。
自此，他走向了自我毀滅，也給歐洲帶來了沉重災難。
事實上，在任何社會歷史中，一旦少數創造性群體墮落了，試圖依靠強權去維持已經變質的統治地位，那麼，它不僅離文明的衰落不遠了，也辜負了歷史的期待，對於大國而言尤其如此。
普魯士的經濟和武力，多麼亮眼，如今卻被西方史學家當成反面教材，德國甚至不允許用普魯士的名字當做地名。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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