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計程車大夫們都比較有個性，常常敢跟皇帝對著幹，真宗朝的翰林學士楊億就是個典型。

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宋真宗的郭皇后病逝，他想立美人劉娥為皇后。但是劉美人出身低微，很多大臣都不同意。

宋真宗就找到楊億，想讓他為自己起草封后詔書，並許以榮華富貴，沒想到楊億公然拒絕，說這是對自己祖上的羞辱。

還有一回，楊億起草《答契丹書》，裡邊用了一句“鄰壤交歡”。宋真宗可能是出於對契丹之恨，在文稿上注了“朽壤、鼠壤、糞壤”等語嘲笑之。

次日，楊億就提出辭呈，說“皇上既然不滿意我的文字，我辭職吧”。

宋真宗很無奈，只有好言相勸，挽留這位大才子，還對宰相說：“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

楊億恃才傲物，和宰相王欽若很不對付。很多時候，王欽若一進辦公室，楊億就揚長而去，一點都不給王大宰相面子。

後來，王欽若罷相離京，按照當時的官場禮節，同僚們都會寫詩相贈，但楊億就是不送詩。

宋真宗對他說：“你不要這麼意氣用事啦，就給點面子，贈人家一首詩吧！大家都是同事，要講大局，講團結嘛。”

按說皇帝發話了，你多少敷衍一下唄，但楊億就不，說不送就是不送，搞得宋真宗很無奈。

趙宋王朝重文抑武，給了文人們足夠的地位與尊重，這才孕育出了一大批極有風骨計程車大夫們。

之後到了明清時代，統治階層便是在極力壓抑士大夫們“治國平天下”、“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遠大理想，更多的是培養他們成為服從君主的國家機器。

所以越到後來，士大夫們就越來越奴化。

直到清末民初，文人們才算是略恢復了一些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