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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文抑武反覆闢

佑文抑武反覆闢

在北宋的立國初期,出了一個著名的宰相叫趙普。趙普生於後梁末帝龍德二年,也就是公元922年,死於太宗淳化三年,也就是公元992年。他的原籍在幽州薊縣,也就是今天的天津薊縣。

佑文抑武反覆闢

後世的人們之所以知道他,大多是因為一句歷史名言,那就是“半部《論語》治天下”。前些日子,一位專門傳授《論語》心得的女教授說,趙普自詡“半部《論語》治天下”。但是,恐怕這句話根本不是趙普說的,很可能是後來的理學家借趙普的故事來神化《論語》罷了。或者說,也可以把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看成是一種比喻,比喻自己文化不高,並不是說這位趙宰相就真的只讀過半部《論語》。《論語》還不到一萬六千字,那時又沒有廣播、電視、網路等資訊渠道和過多的娛樂活動,趙普又這麼愛讀書,總不至於只讀半部《論語》,連一本這麼短的書都讀不下去吧。

“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就像早先在工作單位填表,在填寫“文化程度”一欄時,有的人就填“粗通文墨”。因為古人並不把《論語》當作博大精深的東西,比如詩聖杜甫就曾寫詩說:“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在古代《論語》是作為淺顯的啟蒙讀物來推廣的。換一句話說,趙普的“半部《論語》治天下”,就相當於老百姓說的“粗通文墨”,學歷還達不到“高小”水平。

趙普曾做過太祖、太宗兩朝宰相。但他出身小吏,比起一般的文臣來,學問上確實差了點,當上宰相以後,一天與太祖議政後,太祖勸他早晨不能多喝,上午還有工作;中午不能大醉,下午還要開會;晚上不能喝倒,省得老婆亂吵。沒事時多學習,補上學歷的不足。太祖一句委婉的批評,使趙普養成了讀書的習慣,每次回家,他都關起門來認真誦讀到很晚。第二天上朝處理政事,照樣很有精神頭,這叫不脫產學習,及時充電。據說,後來趙普死後家人發現,他書箱裡藏的不過是一部《論語》。於是後來就有了“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我懷疑這是他的家人為宣揚他的先進事蹟,在湊事蹟編故事,進行炒作。

這裡我們要說的是,即使趙普讀了全本的《論語》,也未必能治理好天下。《論語》更注重的是個人道德修養和社會、人際關係的調節,孔子的治國方略無非是仁治、禮治、德治、孝治、賢治,其中並沒有治亂世的具體辦法。因為孔子在世時,自己都常常混得沒飯吃,似乎也沒資格教人治國齊家平天下了。因此治亂世安天下,《論語》的實用性比法家和刑名之學差遠了,只是到了天下安定後,統治者才會拿它出來,維護君臣父子的綱常關係。所以說,治理亂世《論語》基本用不上,趙普確實為太祖、太宗出了許多主意,他所參與制訂的方針政策,可以說影響了整個宋代以後的三百年,關係到了國計民生的許多大問題。不管趙普的這些主意是餿主意還是好主意,似乎都與《論語》無關。趙普在“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事件上立了大功;為宋太祖提出了“稍奪其權、制其錢糧、收其精兵”的削奪將帥兵權的策略;參與制定了“先南後北”統一全國的謀略;提出“更戍法”,讓京師駐兵輪番到各地戍守抑制武人造反。趙普為宋代的建立和穩定可謂煞費苦心,但所有這些在《論語》中都找不到任何的理論根據。

說到用《論語》治天下的宗師,其實是漢武帝。他採用董仲舒的建議,“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利用儒學的統一思想,調整封建秩序。可加強統治用的卻是法術、刑名之學,這也就是所謂的“表儒裡法”。當時他積極起用酷吏汲黯和對司馬遷使用宮刑都說明了這一點,所以說,趙普走的也是漢武帝“表儒裡法”的路子。道理很簡單,用《論語》治天下,真的是遠水解不了近渴。

趙普為奪取和穩定宋代天下立了大功,那麼他的政治人格咋樣呢?原來趙匡胤當權時,趙普跟趙匡義的關係並不怎麼樣,他曾經秘密上書皇上要警惕自己身邊的野心家。趙匡胤和趙德昭父子接連暴死,趙匡義當上皇帝以後,趙普為了挽回過去政治投機上的失誤,以自己的開國元老身份,到處宣傳趙匡義繼承皇位的合法性。他有意無意透露的“金匱之盟”的內容,更讓趙匡胤、趙匡義的異母弟趙廷美感到大禍臨頭。

太平興國七年,朝中有人落井下石,沆瀣一氣地誣告趙廷美圖謀不軌,這讓廷美感覺到自己的太平日子就要結束了——廷美很快就被下放到了洛陽。後來,這些人都因為告密發了筆小財,不用說,背後的指使者正是趙普趙宰相。

作為太祖時代的老臣,這正是考驗趙普人格的關鍵時刻,他不是為杜太后做過超級公證員嗎?現在該是他站出來說明真相的時候了。可是他卻向宋太宗密報,說杜太后的遺書確是自己記錄的,裡面確有命太祖傳位於太宗,太宗傳位於廷美;廷美再傳位於太祖之子德昭的意思。但這時的趙普不惜逆龍鱗“犯顏直諫”,嚴厲批評太宗:雖然這樣,你也應該吸取太祖傳弟不傳子的歷史教訓呀,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堅決不能再走“兄終弟及”的老路了!這叫犯顏直諫呀?這叫賣身投靠,而且是專往太宗自己撓不到的地方下手,怎麼舒服怎麼給趙匡義撓癢癢!

不光如此,他還繼續往井裡扔石頭,陰毒地告訴太宗,前些日子被貶到洛陽的廷美,仍然死不悔改,妄圖復辟,我看應該把他貶到更加不易犯罪的地方去。宋太宗自然樂樂和和地接受了他的建議,一天也不耽誤地把這位同父異母兄弟貶到了房州涪陵去了。趙普這招兒可以說是把太宗所有的心病一攬子都治好了:既證明太宗繼承兄位合乎老孃遺旨,又找出理論根據制止太宗再繼續搞“兄終弟及”,同時還為趙匡義清除了廷美繼位的威脅。您說太宗能不感謝他嗎?可其他人的死活趙普就顧不上了,最後廷美以38歲的盛年被迫害致死,連太宗的長子趙元佐都感覺到這件事實在是太骯髒了,因良心受到嚴厲苛責而發狂發癲,並讓這病折磨了自己一生。在人家兄弟相殘時,趙普不是積極進行斡旋而是推波助瀾,關鍵時刻顯示出他的人格,跟《論語》中的仁義孝悌觀念相差太遠了。

當然,這次政治交易中的最大贏家,還是太宗的次子昭成太子。太祖長子德昭暴死,太祖之弟廷美暴死,太宗長子自己的親哥哥趙元佐被逼瘋了,這一切的政治變故讓元僖揀了個大洋落兒,排名一下自動從老四躥到了最前面,這一切又都跟趙普密不可分。昭成太子也不含糊,立刻投桃報李,上表請求,再次委政於開國元老趙普。這個政治交易的結果,是趙普重獲了太保兼侍中的相位,並兩朝三次為相。從中您可以看到趙普善於攀附政治強者的本事,關鍵時刻犧牲自己的人格也不當回事兒。當然趙普這樣做,可能是因為一種斯德哥爾摩情結——為了儲存自己的生命,向綁匪獻媚。

當然,對於有斯德哥爾摩情結的趙普,趙匡義也在精神上給予了很大獎勵——賜給了趙普不少御詩。您可別看不起這些詩,這可叫御詩呀。收到御詩的趙普先生,感動得流著眼淚拍馬屁:“我一定要把陛下的詩,刻在石頭上,不,應該說是銘刻在心頭,並且還帶進墳墓,就是做鬼也幸福。”其實,趙普先生也用不著這麼激動,其實軍人出身的趙匡義,眼下上了作詩的癮,逮誰給誰送詩,逮誰給誰送材料,就連躲進深山隱居的陳摶也不放過,上千裡地給這位老神仙送詩送材料,那個積極性絕對不讓十年浩劫中的“文化旗手”江青。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真的給拍馬人士評選段位的話,趙普先生絕對應該被評為專業馬屁九段!並且還能借此走向全國,走向世界。

你說,趙普處事如此圓滑、善拍馬屁吧,可歷史上他又有犟相之稱。什麼叫犟相,就是倔強的宰相的意思。據說,有一次趙普向太祖推薦一位官吏,太祖沒有馬上同意。可趙普卻不灰心,第二天臨朝時,他再次向太祖提出了這項人事任命方案,請太祖來裁定,可太祖還是沒有答應。太祖沒答應,可趙普仍不放棄努力,第三天又重提這事兒,太祖對此憤怒至極,當庭就將奏摺給撕了,扔在了地上。趙普先生啥話沒說,將那些碎紙片一一撿起,心說,你不給我來個碎片化嗎?我回家粘好了再給您拿來。第四天上朝,他話也不說,將粘好的奏摺,再次舉過頭頂,站在太祖面前來了個紋絲不動。

太祖心說,這人怎麼這麼犟呢?於是嘆了口氣,只好准奏了。

還有一次,某位官吏按政績已該晉職升官了,身為宰相的趙普得負這個責呀,於是就上奏提了出來,可因為太祖平常不喜歡這人,所以就對趙普的奏摺又來了個不予理睬。

但趙普出於公心,不計較皇上的好惡,前邊的那股擰勁又表現了出來。

太祖問:“若我不同意,這次你會怎麼樣?”

趙普面不改色:“有過必罰,有功必賞,這是為政者不能改變的原則,皇帝也不該以自己的好惡而無視這個原則。”這意思是說,即使你貴為天子,也不能用個人的好惡來處理褒賞刑罰的大問題。好傢伙,跟皇上講原則,教育皇上沒有規矩就不能成方圓,這等於是當面衝撞自己的頂頭上司啊,所以太祖氣得一甩袖子就走了。

就這,趙普還不依不饒,緊跟著來到皇帝的宿舍,不,應該叫寢宮,站在門外,低著頭又一動不動了。他認準了皇帝佬不出來,他就賴著不走。給你來個老頭進澡堂子——泡了。要說,太祖還真的泡不過他,只得同意了。這大概算得上趙普為國舉薦人才,公正無私的另一面。一個官場中的人不可能是單色彩的,這是為了宰相的職責,上面說的那些事大概是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

他所輔佐制定的鞏固中央君主集權和地方分權的方針、政策,對於結束長期的軍人干政、政治動亂、實現中原統一是很有效的,但由此引發的後患也是非常嚴重的,作為兩朝宰相的他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我們說,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只是一個笑談,還因為太祖、太宗兄弟本來就愛讀書,剛才我們就說過趙普的讀書習慣還是在太祖督促下養成的。宋代初年,宋太祖趙匡胤就說過,宰相還是要由讀書人來當,可見他對於趙普的學歷是不滿意的,隨後就逐漸形成了文人執掌政權的宋代政治特色。

大宋剛建政時,趙氏兄弟選拔高階幹部的途徑大致有三條:一是留用前朝舊文臣;二是選用趙普這樣粗通文墨,半文半武之人;三是利用科舉制來選才。但當時國家尚未安定,透過科舉制選拔的人才有點兒遠水解不了近渴,而前朝舊文臣又不大可靠,而且文化人在亂世當最高行政長官也不太實用。比如西漢的開國皇帝劉邦,身邊雖然有張良、陳平這樣的高階知識分子,可還是用蕭何來做了宰相。趙普的文化水平、政治履歷和處事方法,整個一個漢代蕭何的克隆。所以在天下初定、撥亂反正時代,蕭何、趙普這樣的人倒是挺合適的宰相人選。用一句文詞來說就是:歷史選擇了趙普。

綜觀趙普一生在北宋政治舞臺活動的五十年,算得上是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晚年的趙普因病求退,歲已無宰相之位,但仍領宰相之祿。趙普71歲時病死,正史對於他有褒有貶。

雖然在宋代開國之初,太祖、太宗兄弟用了粗通文墨的趙普做宰相,但卻建立了比較開明的文化政策。他們對文化人的重視,甚至到了矯枉過正的地步。當然這些文化人也對前人哲學、史學、文學、藝術等文化進行了有效的繼承。太祖和太宗在戎馬倥傯之餘,令部下廣泛收集文化典籍,同時還到民間徵求散佚的書籍,安排專人校刊整理“經史子集”,編纂類書、史書和文獻目錄,大力進行圖書建設。國家經濟稍加好轉後,他們又重現建設被毀的“三館”,發揮了藏書和整理古籍的巨大功能,同時也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文人賢哲。

我國在中晚唐時期開始雕印佛經,由於到北宋時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因此民間刻書印書的小作坊已經很普遍。書籍大量印行,著作容易收集和流行,這無疑大大開闊了宋代文人墨客的眼界。比如南宋大詩人陸游就自幼好學,讀書很多,他自稱:“我生學語即耽書,萬卷縱橫眼欲枯。”這說明宋代學者讀書比前人多多了,所掌握的文化知識,也比前人更豐富了,套一句時髦的話就是:資訊渠道比過去多了。所以宋代私家的著述活動也就遠遠超過了前代。

私家著述空前,學人思想活躍,學術派別林立,但宋代統治從不強行扶持一派,壓制一派,而是使之共存,互相爭鳴討論,大大促進了學術事業繁榮。由於當時的學術思想能夠相容儒釋道,從而推動了糅合儒釋道三教的新儒學——程朱理學的產生和發展,使宋代的哲學思想發展到了更加高遠的境界。

宋代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可以說它的文化發展是依賴於經濟發展而發展的。沒有經濟的繁榮,文化事業的繁榮是很難的,學術自由和思想活躍也是不可能的。但宋代政治、軍事體制和冗官、冗兵、冗費以及對外戰爭中的鉅額賠償又嚴重製約了宋代的經濟發展,所有這些也最終反映到宋代的文化思想中來。

由於北宋王朝是中國統一王朝中最虛弱窩囊的一個,所以兩宋文學即使是在人才最鼎盛的慶曆到元豐期間,也就是公元1041年至1085年這段時間裡,它也沒有像西漢賦家和盛唐詩人那樣,表現出開闊恢弘的氣象來。文學折射政治,宋型文化歸根到底是這種積貧積弱的現象造成的。

宋王朝在培養和選拔文士方面繼承了前代學校、科舉的制度,在都城汴梁設有國子學、太學培養一般官僚的候補人才。此外還有律學、算學、書學、畫學、醫學等培養專門人才的學校,這有點兒像眼下高職院校,專門培養生產一線的高階藍領。到宋仁宗時,更明令全國州縣都必須建學校、設定學官教授,並有一連串考試提升的辦法。

後來,由於官辦學校仍然不能滿足士子學習文化的要求,民間的私立書院也就應運而生。當時最有名的有廬山的白鹿書院、衡州的石鼓書院、南京的應天府書院、潭州(也就是今天長沙)的嶽麓書院,並稱為四大書院。白鹿書院在宋太宗時學生達到了幾千人,應天府書院在宋真宗時修建了一百五十間校舍,這些私立學校規模比官辦的還要大,而且這些私立書院,還不以科舉為目的。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兩宋,尤其是北宋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是十分開明開放的。

當然,宋代的“佑文”制度,也直接推動了隋唐以來科舉制度的完善。宋初科舉制度承唐五代餘風,偏重詩賦;到宋仁宗以後,就更重策論。范仲淹的“慶曆新政”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改革科舉制度,避免只以詞賦取士,更加註重對官員的品德和實際辦事能力的考察,培養德才兼備的幹部。科舉考試的偏重策論,也直接影響了當時的文風。蘇軾《擬進士廷試策表》說:“昔祖宗朝崇尚詞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乎熄。”宋文長於議論,就是詩歌也表現出了議論化、散文化的特點,都同科舉考試內容的導向作用有關。

“策論盛行於世”說明宋代的思想和言論也是相對自由的,統治者基本上做到了不以言治罪,不搞文字獄。據傳大宋開國皇帝趙匡胤,曾在太廟寢殿的夾室中秘密刻了一塊石碑,碑文是“不得殺上書言事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以後北宋的歷代皇帝即位,都必須到這塊牌前去默唸,因此可以說不殺士大夫及言事者,是趙宋政權的家法和優良傳統。

說起來,軍人出身的趙匡胤未必對文化人有多大的好感,他之所以做出“杯酒釋兵權”的軍事體制改革,之所以立下這樣的碑文,實際上是出於“兩害相較取其輕”的考慮。您從趙匡胤為碑文所做的註解中就能理解他主要擔心的是什麼:“縱使百名文官貪瀆,也比不上一個武將為禍。”在唐代“安史之亂”後的二百多年裡,文官的地位被無情踐踏,完全失去了對武人集團的有效制衡,趙匡胤的目的就是要重新提升和強化士大夫集團的地位,儘快恢復被戰亂破壞的文武制衡機制與正常統治秩序。正是為了這個目的,作為開國皇帝的趙匡胤不惜以立碑的方式來訓誡他的兒孫,以收縮皇權為代價來擴大文官集團的許可權。這其中最有效的一條,就是建立不同於前朝的樞密院制度。樞密院長官一般由文人擔任,主管全國軍隊的調動,而禁軍的三衙則掌握軍隊戰鬥的指揮權。調兵權和領兵權分離且相互制約,這與歐美國家設定的文官國防部長職位非常相似。這樣的制度設計在一千多年前的大宋王朝出現無疑是十分超前、令人驕傲的,假如老趙家真有嫡系子孫留下來,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去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

綜觀整個大宋王朝,統治者在大多數時間裡,還是恪守了“不得殺上書言事之人”這個優良傳統的,同時也沒有形成規模性的長期政治迫害或文字獄。

就善於納諫來說,宋仁宗是大宋王朝得分最高的皇帝。說起原因,一是因為他本來就性情寬厚,仁恕愛民;二是他襟懷寬廣,能夠接受臣下的規諫,並且能夠在執政過程中做到廉潔自律,在私生活方面也能夠時時約束自己。張貴妃是仁宗最喜愛的妃子,雖然生前沒能被冊立為皇后,但死後沒幾天,就被追封為溫成皇后,可見她在仁宗心中的位置。然而就是這位愛妃,一次,仁宗在她閣中發現一件名貴的紅色定窯瓷器,一問說是某大臣贈送的,就憤怒地用撣衣服的拂塵將這件文物掃下了地,立馬摔了個粉碎。

仁宗之所以如此廉潔自律、小心謹慎,是因為他駕下有一班敢於直言的大臣,看見腐敗的事,就是發生在皇上家裡也敢管!比如,宋人朱弁在《曲洧舊聞》裡就講過一個宋仁宗拒吹枕邊風的故事:說是有一回朝中諫官,以皇宮中陰盛陽衰為由,建議皇上對宮中的嬪妃宮女進行分流。一個專門為仁宗梳頭髮的宮女聽說了這件事後,自以為她在皇家洗頭房為皇上服務得好,很討皇上喜歡,肯定不會被裁減掉。於是,她就大著膽子在仁宗面前詆譭大臣,併為其他宮女說情,並且還矯情地說,如果真要裁減宮女的話,那就從我做起。沒想到,仁宗從皇家洗頭房裡出來後,馬上下了一道詔書,下令立刻裁減掉包括這個洗頭女在內的三十名嬪妃宮女。皇后聽說後,馬上親自督辦,以一天也不耽誤的精神落實皇上指示,那個倒黴的洗頭女,就成了皇上拒吹枕邊風的反面典型。

說起來,這個宮女比眼下一些洗頭房、泡腳屋的小姐可倒黴多了。她不但沒有因為伺候好首長,鬧個大專案批件或是混上個宣傳部長啥的,還因此丟了公務員的飯碗。不過,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當時的文人還是敢於說話,敢於直陳時弊,敢於獨立思考的。

正是在這種自我權利約束與制度安排下,在仁宗親政的三十年裡政治是相對清明的,經濟科技文化事業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唐宋八大家的“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六家都活躍在這個時代。活字印刷、火藥和羅盤的實際應用,也都在仁宗一朝。這不能不說與仁宗的自我約束和相應的政治制度建設密切相關。

無奈這種開放開明的文化傳統,卻被落後的遊牧民族的鐵騎無情地踐踏成了文化碎片。雖然成吉思汗的鐵騎同樣也掃蕩了歐洲,但卻僅僅是掃蕩,它對於中原大地卻是長期的軍事佔領。由於這個原因,宋以後,出現了令人痛心的文化大斷層,社會生活也出現了嚴重的大倒退,這實在是一個令人扼腕的跨世紀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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