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讀者朋友們千萬不要有什麼誤會，以為我要學做太史公，真的想寫什麼鴻篇鉅製，記錄下我們這個社會30年來的變化發展歷史軌跡，我沒有這個資格，也沒有這個野心，更沒有這個能力。我只想擷取杭州大學歷史系興替盛衰一個小小的個例，看看其所透露的世象變幻，說說其所反映的文化落差。

41年前的今天，正是我跨入杭州大學門檻的時候。當時的杭州大學，文科方面除了外語系之外，也就是中文、歷史、政治三個系科。在這三個系中間，中文、歷史並駕齊驅，一時瑜亮。至於政治系，則只能當個附庸，不但中文、歷史系的學生瞧不起它，連它自己的學生也有點兒灰頭土臉、自慚形穢，這也是事出有因，它的學生入學考試分數普遍低於中文、歷史兩系，據說平均達到近10分。在我們這個推崇應試教育的社會里，分數成了衡量學生水平高下的主要標尺。政治系學生的分數比較低，自然臉上不怎麼光彩，在言行上也顯得謹慎和收斂，不同出頭露面的好事者去沾邊。

我很高興自己選擇了歷史系。因為自己雖然沒有什麼能耐，可是歷史系在當時的風光，卻讓我能跟著出彩，正所謂“水漲船高”、“狐假虎威”。

那可真的是歷史系最具輝煌的歲月，它的名頭在全校叫得最為響亮，它的學生在莘莘學子中備受尊敬。這種地位不是它自封僭稱的，而是真刀真槍靠本事自己打出天下的。這裡有具體的依據可作證明：

連續四五屆全校學生百科知識競賽，歷史系始終獨佔鰲頭，蟬聯團體總分第一名簡直是小菜一碟，易如反掌。個人一等獎5個名額中，歷史系學生少則3席，多則4人。有一回居然獨吞獨吃，半點謙讓也沒有。15個二等獎中，歷史系學生通常也佔據半壁江山，至於三等獎、優勝獎，更是過江之鯽、不可勝數，將全校規模的競賽，幾乎回回變成了歷史系內部的一場遊戲。在其他系，得個三等獎就算英雄豪傑，可在歷史系，得三等獎就等於是打了一場滑鐵盧，只有回寢室反思的份兒。在全校同學的面前，歷史系的學生差不多成了知識的象徵，“書櫥”的代稱。

更令人叫絕的是，當時歷史系的學生不僅讀書上是出類拔萃的尖子，而且玩得也讓人心跳，他們興趣之廣，智商之高，體能之棒，玩法之精，足以讓其他系的同學為之折倒：圍棋比賽團體折桂，橋牌角逐名列第二，乒乓球系際團體賽上豪居冠軍，籃球場上奪得亞軍，足球場上打入三甲，即便是全校田徑運動會上，人單勢薄的歷史系，也連克諸路高手，站到了團體第三名的領獎臺上。只有排球，似乎一直起色不大，與前三名無緣，給歷史系輝煌的“征戰史”留下了小小的遺憾。

不過，幾乎和國內其他高校的歷史系一樣，杭州大學歷史系的輝煌也是短暫的，耀眼的光彩不久就變得黯然，青春的活力轉眼就消褪得無影無蹤。這是命運的無奈，也是歷史的必然。

大約在我們畢業的那一年（1982年），杭州大學的政治系被一分為三，分別建成哲學、經濟、法律三個系科。除了其中的哲學系依舊是“門庭冷落車馬稀”之外，經濟、法律兩系可是一出世便氣度不凡，笑傲江湖。使它們一炮走紅的原因不是別的，就是它們的學生畢業後幾乎都能夠分配到稱心如意的單位，捧上一隻裝滿了魚肉、香味撲鼻的飯碗。於是乎，原先在大家眼裡的“醜小鴨”的政治系，馬上變成了令人垂涎欲滴的“香餑餑”。打這之後，更一發而不可收拾，又在經濟等系的基礎上，派生出金融、旅遊、工商、財會等系科，就像滾雪球似的，沒幾年的時間便佔領了杭州大學文科的大半壁江山，名頭是越來越響亮，實惠是越來越豐厚，生源是越來越優秀，前途當然也是越來越光明。

相形之下，不要說歷史系，便是杭州大學整個文科專業中的龍頭老大——中文系，也是風光不再，日顯萎靡和寒酸！

杭州大學歷史系的沒落，從我們畢業那一刻已現端倪。80餘號曾有過光榮經歷的“老夫子”，放在畢業分配這口大鍋裡一煮，頓時蔫吧，可憐兮兮讓人同情和憐憫：不是分去當中學的教員，就是去檔案館、文管會、方誌辦等清水衙門領上一份幹餉，曬太陽看雲彩。同經濟、法律、甚至中文系系科的學生畢業去向相比，歷史系的學生實實在在成了可憐的“棄兒”，只好和哲學系那些“準哲學家”淚眼相對婆娑，同病相憐。

儘管系裡的頭頭腦腦不甘心讓自己的弟子受委屈，遭冷落，變著法兒辦起文博、圖書館、檔案等專業，到了後來，更乾脆將歷史系“升格”，易名為“歷史文化學院”（上世紀90年代，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浙江醫科大學四校合併後，校政主事者在工科思維的指導下，又將歷史系打回“原形”，“院”重新降格為“系”了），以此來光大門面，包裝自己，吸引社會上的考生，穩定日益萎縮中的生源質量，然而依然是“可憐無補費精神”，無法扭轉歷史這門學科走向沒落的趨勢，真可謂是“王二小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到如今，歷史系雖然還能勉強開門，可招收到的，總是那些高考中剛剛過了學校錄取分數線的學生，而且往往是其他文科系科所揀剩下的倒黴者。這樣的處境，這樣的生源，要想續寫當年我們在母校時的那種“輝煌”，在院、系際各類競賽中笑傲群雄、盡展風流，自然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美麗幻想了。這樣的春夢，不做也罷！

四十餘年的時間並不算太長，可是包括杭州大學（現在該算是“浙江大學”了）在內的國內高校的歷史系，都經歷了大起大落的變遷，嚐遍了亦喜亦悲的滋味。從文科的中心，不可逆轉地滑向文科的邊緣；從眾星拱月般的高處，無可奈何地跌落入無人問津的塵埃。真可謂“其興也勃，其敗也速”。其實，這並不奇怪，正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樣，在學科前途上，利祿資源的配置乃是決定學科盛衰的最有力槓桿。英國大哲學家培根曾經說過：“讀史可以明智。”這話固然不錯，可是，我們得清醒地明白一個最普通的道理，即“明智”畢竟不等於沉甸甸的飯碗。為了這隻飯碗能夠裝滿魚肉，也只好暫且把“歷史”這碗堅硬的稀飯擱置到一邊。

如果站在更高的歷史層次看歷史系這30餘年來的榮辱盛衰，我們還可以發現，這實際上是折射出社會進步的痕跡：經濟建設早已經成為一切的中心，“GDP”始終是執政者最為關注的問題，社會生活中多了幾分務實與功利，少了一些空泛與崇高。這是非常正常的現象，也是十分合理的變化。若是讓歷史系一直“輝煌”下去，那才真正出了問題呢！因為，現實意味活力，未來預示希望！

所以，比較明智的選擇是，且把當年的輝煌，連綴成歷史的一頁，無妨偶爾翻翻，卻大可不必顧影自憐，自怨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