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抑商似乎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正確，不管華夏處於統一還是分裂狀態，國家中央核心領導層，都不允許帝國內部出現過度繁榮的商業行為。這幾乎是全球近代文明以前眾多政權的共識了，不過畢竟商業貿易行為能帶來大量的稅收和財富，帝國高層肯定也不想放棄豐厚的利潤，故在保證不破壞農業生產的前提下，官商就自然應運而生了。

官商顧名思義，就是指集權的中央政府，為了謀取高額利潤所採取的經營手段，任命官員從事商業活動，諸如漢武帝的鹽鐵專賣、明成祖時期的鄭和下西洋都屬此類。其實官商制度出現時間，是晚於封建制度的，直到戰國早期官商制度仍然處於萌芽狀態，還未真正成型。

官商制度起源於春秋時期的齊國，始創者就是輔佐齊桓公稱霸的管仲了。官商制度之所以會在齊國出現，除了管仲個人所具備的卓越才能外，還有齊國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商業傳統有關。

齊國所在的山東半島，早在五帝帝舜時期就出現商貿活動，以商業著稱的商部落和商朝，其始祖契就在這裡開展商業活動的。由於商代屬於東夷部落分支，故盤踞在山東半島的東夷部落有很濃厚的重商傳統。

而當週代商後，姜太公被敕封為齊侯，負責管理附近的東夷部落。才學過人的姜太公，在對營丘附近進行考察過後，決定大力發展工商業。

姜太公之所以如此施政，除了簡易禮節好讓東夷部落儘快安定下來以外，也與當時山東半島的特殊情況有關。當時的山東半島不像現在這樣，是重要的農產品基地。在周代建立之前，佔據山東半島的是東夷部落和商部落（商代的前身），他們是以遊牧打獵和經商為生的，並不注重農業的發展。

由於當時山東半島的主體經濟是遊牧產業，遊牧產業與農業生產有著很大的差異性和不相容性。故當擅長農業的周人來到這裡後，起碼在短時間內生產不出足夠的糧食來。況且周代始封齊國時，齊國的土地面積還不像後世那麼遼闊。也正是由此，姜太公才決定改造土地以適合糧食生產的同時，也大力發展著本土工商業，透過利潤豐厚的魚鹽貿易，才最終致使齊國迅速強盛的。

姜太公將大農、大工、大商稱之為齊國的三寶。姜太公面對齊國極其惡劣的自然條件，採取因地制宜的方式，在注重發展黍、稻等糧食作物生產的同時，利用境內礦藏豐富、魚鹽資源豐富的特點，大力發展冶煉業、絲麻紡織業、漁鹽業等手工業；除此之外，姜太公還利用齊國交通便利、民眾有重商傳統的習俗，大力發展本國商業互通有無，推行與列國通貨的外貿政策。

也正是在這種“農、工、商”三寶並舉的宏觀戰略指導下，齊國製造的冠帶衣履暢銷天下，魚鹽流通列國。在很短的時間內，齊國從周邊諸國吸引來了大量人口，增強了齊國的綜合實力。齊國周遭的眾諸侯們見狀，便紛紛前來朝拜齊侯。至此齊國逐步由偏僻荒涼的小國窮國，發展為雄居於東方的大國富國，即使當齊國霸業凋零時，這個海濱強國實力依然不容小覷。在《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國語·鄭語》和司馬遷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等諸多文獻中，都將齊國評價為春秋四大國之一。

管仲也正是在姜太公因地適宜的基礎上，才引領齊國成為春秋首霸的。管仲的父親管莊是齊國的大夫，後來由於齊僖公時期的動盪，家族中道衰落了，管仲也由此淪為商人了。管仲在從商期間，遊歷過許多地方，接觸各式各樣的人，見過許多世面，管仲也由此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經驗，與此同時，管仲也明白了商業的重要性和價值了。

管仲相齊後，實施的經濟政策是“遂滋民，與無財”。與姜太公不同的是，他沒有放任民間商人團體的發展，而是採取相反的措施，採取鹽鐵官賣的辦法，想以此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不過與漢武帝的施政措施不同的是，管仲反對向“樹木”、“六畜”和人口抽稅，只是主張“唯官山海為可也”罷了，其對經濟的干預程度不僅弱於漢武帝時期，甚至不如戰國初期的魏國李悝變法。

齊國雖在齊桓公死後霸業迅速凋零，可齊國的經濟仍然極其強勁，這與在姜姓齊國中後期，掌權的田氏家族名士輩出脫不了關係。當時山東半島是商賈雲集的地區。除了齊國外，諸如魯國和曹國等眾小國也有著很強的經濟實力，尤其是曹國，當時的曹國之域可謂是“襟帶河濟，扼控魯宋”，居於要衝，諸侯四通，是諸侯各國往來必經之地。

其國都陶丘直到春秋戰國時期仍然被譽為“天下之中”，是名至實歸的全國性經濟大都會。這座經濟大都會（當時已屬宋）的富庶程度，就連商祖范蠡也頗為心動。

淘丘的經濟繁榮，自然對齊國造成了些許影響，故齊國在發展陸上貿易的同時，還將諸如冠帶衣履、絲綢等產品透過近海航線遠銷至朝鮮半島，齊國的商船甚至抵達了日本列島。

齊國豐富的絲綢類資源，是當時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除此之外齊國還有魚鹽鐵等重要物資可以用來出口。在戰國時期成書的《管子》中就曾提到，齊國早在春秋時期就與朝鮮互通有無，朝鮮的“文皮（有花紋的獸皮，多指虎豹皮）、毤服（即皮衣）”就頗受齊國人的喜愛。

由此齊國還開闢了從山東半島沿海起航，東通朝鮮半島的海上貿易路線。有學者將其稱為海上絲綢之路，其實這種說法並不嚴謹，絲綢之路其實是1877年由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來的。與其說是海上絲綢之路，還不如將其稱之為近海貿易之路，畢竟以當時的科技水平，商貿船隊還只能沿著海岸線航行。不過畢竟是齊國開創了政府倡導和組織海外貿易的先河，這點值得肯定。

據考古資料證實，來自齊國的商品主要發現於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列島南部的九州境內，而在朝鮮半島北部區域則鮮有文物出土。這也說明了春秋戰國齊國的商品多數透過海上向東運輸的，商船從齊國各海岸港口出發，途徑廟島群島，循海岸線從朝鮮半島南部西海岸透過對馬海峽，停泊在日本九州島，這在科技不發達的古代，絕對是一條相對安全又便捷的航線。

對馬海峽被稱為進出日本海的“咽喉”，其交通戰略位置非常重要，最窄處41。6千米，水深50～131米，這種水文條件還是比較利於古代貿易開展的。漢代著名文學家司馬相如在《子虛賦》中也曾提到：“齊東陼巨海，……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這也間接證明了齊國，在春秋戰國時期海上貿易往來已經相當頻繁了。

近些年來，中日兩國學者從考古學、歷史學、航海學、民俗學等多學科對徐福船隊的去向進行了全面的探索，其從山東半島啟航到朝鮮半島，再由朝鮮半島南下至日本列島的東渡路線已成為學者們的共識。

此後的徐福的船隊也是沿著齊國近海貿易路線，沿途傳播中原的先進生產技術，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向海外的一次大傳播，也為此後各個重要時期的中日之間更大規模地交流提供了便利。後世的中原王朝與日本和朝鮮之間的貿易路線，也是在這條近海貿易路線上，發展出了多條航線。在明代末年，漢學、明代西儒學派和蘭學基本也是透過數條古老的航線傳播到日本的，尤其是蘭學和明朝西儒學派的重要學術作品，透過長崎出島向日本輸入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日本，最終致使日本明治維新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