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順治十八年，棲霞人於七在膠東半島重新舉起反清大旗。此時已經基本平定雲貴的清廷，對“於七方面”不再採取招撫策略，而是騰出手調動八旗、綠營共數萬大軍，向登萊進發，意圖一舉蕩平對方。

對於清軍主力入境一事，時任登萊地方官們又喜又憂。喜的是，有大軍作為後盾，他們守土之城被於七方面攻陷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憂的是，數萬人馬入境，地方不僅要供應大批糧草，並且武人素質不一，遇到驕兵悍將，很容易有擾民、殃民之舉。輕則擄掠財物，重則扣上於七同黨的帽子而“誅”之。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比較開明的地方官，就會在大軍和民眾之間“折衝樽俎”，儘量調和雙方之間的關係。很顯然，當時軍強民弱，地方官的這種調和，對轄區內的居民更為有利。也正因為這一點，後世修撰的縣誌當中，對這樣的地方官都會感恩戴德、大加稱讚。

其中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時任萊陽知縣鄒知新。鄒知新是湖廣麻城縣籍的舉人，他在萊陽任職時，正好趕上於七第二次反清之戰。清軍到達萊陽後，聽到傳言說“當地有很多於七的同黨”，因此準備大開殺戒。鄒知新向主將再三懇請，保全了不少人的性命。後世萊陽人感念他的恩德，將他供奉在名宦祠中。

而在當時的萊州城內，也有一位類似舉動的地方官。就級別來說，他比萊陽知縣鄒知新要高不少。他就是時任“青登萊道”的楊奇烈。

相對於“青登萊道”，現在的人們對“登萊青道”這個稱呼更熟悉一些。實際上在清初的順治、康熙時期，“青登萊道”的寫法則更常見。在《清順治實錄》當中，就有不少記載。當然了，不管是“登青萊道”，還是“登萊青道”，指的都是以山東省東三府為轄區的道員。

楊奇烈的官職，對於普通人來說有些高不可攀，但對於清代正史編撰者來說，級別還是偏低。因此，正史當中關於他的生平記載很少。

在《掖縣誌》當中，只提到他是正紅旗漢軍，順治十七年，以副使分守海防到萊州赴任。此事在《清順治實錄》中也有記載，“夏四月丁酉山東濟寧道副使楊奇烈、為山東布政使司參政、分守青登萊道。”（注：《掖縣誌》中記載楊奇烈的正式官職為分守萊州海防道，不過，《清實錄》和《招遠縣誌》中都寫作“青登萊道”，本文即採用此稱呼）。

楊奇烈作為“青登萊道”，駐地本在萊州。但在於七第二次反清期間，他離開萊州前往登州地界，作為大軍的監軍一起行動。登州期間的事情，《掖縣誌》記載不多。但在大軍返回路過萊州（掖縣）時，他的舉動有濃墨重彩的記載。志稱：

“寇平，班師，或議掖（縣）之朱橋、王徐諸村，有於七黨翼，欲盡殲之。奇烈曰：‘登寇跳梁，與萊民何與？請以首領保之。’師欲次於城，奇烈詣軍前，力陳不便狀，乃止。布袍敝冠，步巡街市，有不靖卒攫民食物，與軍司馬力爭，置諸法。是役也，師行而民不擾。”

這段記載或許有溢美之處，但萊州城鄉因此大體沒有受到侵擾，也的確是事實。

經此一事，楊奇烈在萊州民間也留下了很好的口碑。根據《掖縣誌》的記載，後來楊奇烈左遷（貶官）為膠州知州。當時膠州為萊州府下屬七州縣之一，楊奇烈貶官之後有時也要到萊州府城辦事。志稱：“（楊奇烈）過萊時，人見之必泣下。”

而楊奇烈擔任“青登萊道”時的萊州知府穆爾謨，在保全掖縣方面也出力不少。《掖縣誌》也說：“爾謨與守道楊奇烈，百計維持，民獲安堵……人述之，皆墜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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