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通的奧秘，是在酸甜苦辣中，蘊藏著那些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

據說愛斯基摩人語言中，表示雪的詞語就有幾十種，諸如aput （“雪在地面”）， qana（下落的雪）， piqsirpoq （堆積的雪），和 qimuqsuq （飄動的雪），mauyak （軟的雪）等等。語言學家、人類學家弗朗茨·博厄斯於1911年出版的《北美洲印第安手冊》中向世人揭示了這個有趣的現象。

而在中文中，雪就只有一個詞語表達，如果算上對雪的描述的話，搜腸刮肚的也只能找到“鵝毛大雪”這樣的內容。在我們的語言環境中，需要用形容詞來對雪進行修飾才能讓人瞭解到下雪的情況，而愛斯基摩人就完全沒有這個困擾，他們創造的詞語完全可以覆蓋到雪的各種形式。

沃爾特·李普曼在他的傳播學領域奠基之作《公眾輿論》中提到“語言絕不是一個完美的達意工具。詞語和貨幣一樣是要反覆流通的，它今天會激發一種想象，明天又會激發出另一種想象。”

越是具體的詞彙，如愛斯基摩人的不同種雪，所能激發人的共同想象就越準確。而那些諸如愛、社會、發展等很寬泛的詞彙就會導致那個著名的結論——一百個人心中有一百個哈姆雷特。

如果為了溝通順暢，理想的情況就是創造出足夠多的詞語，供人們精確交流使用。但按照我國的基礎教育標準，成年人掌握6000箇中文詞彙就已經足以應付一輩子的生活。而一項國外研究表明2000個最常用單詞就覆蓋了79。7%的英文文字內容，當詞彙量增加到5000時，覆蓋率可以達到88。6%。

由此可見，在精確的表達和語言的效率之間，不同的文化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後者。那麼在精簡的詞彙表中人們又是如何保證能夠精準的溝通呢？

如果我們看見菜市場上一個大哥賣著茄子、西紅柿，我們只會覺得他是單純的在賣菜。但如果他把檸檬、西瓜、苦瓜、辣椒四樣東西堆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大腦內部的一種特殊的意義系統就被激活了，這酸甜苦辣，不就是構成了我們人生的百味麼？

就像我們雖然沒辦法像愛斯基摩人一樣窮盡雪的形態，但我們依然可以彼此交流對雪的感受。“鵝毛大雪”就是開啟我們這套意義系統的“芝麻開門”口訣，這背後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賴以生存的——隱喻。

在《公眾輿論》裡，李普曼寫道“語言就是一部暗淡的隱喻組成的辭典”。亞里士多德在《詩學》是這樣描述隱喻的——“以他物之名名此物。”也就是說一個東西，是或者像另一個並不是他自己的東西。與詩歌和哲學一樣，隱喻是一種古老的智力活動。

在美國的兩位語言學家喬治·萊考夫和馬克· 約翰遜合著的《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一書中，他們明確地提出了，“不論是在語言上還是在思想和行動中，日常生活中隱喻無所不在，我們思想和行為所依據的概念系統本身是以隱喻為基礎。”

隱喻——就是我們不用發明幾十種分別描繪雨雪雷電愛恨情仇的詞語，僅僅用上千個詞彙就能夠彼此有效溝通的秘密所在。

據說日本文學大師夏目漱石在當英文教師時，一次帶著學生翻譯“I Love You”這句話。大部分同學都是直接的用日語翻譯出表白示愛，但夏目漱石卻一邊搖著頭一邊說道：“日本人是不會這樣說的。”“那應該怎麼譯？”學生問道，“應該譯作：月が綺麗ですね（今夜，月色真美啊）。”

就像鄧麗君唱到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在東方文化中，月亮是一個極具魅力的隱喻。有明月寄相思的千里共嬋娟，有慨嘆際遇的莫使金樽空對月，更有哲學思考的江月何年初照人。也正是如此，共享漢文化的亞洲地區，會在月亮的基礎上，引申出美好、思念等情感隱喻。

如果對著一個美國人，大談月亮的感受，可能美國人的第一反應是，“我們第一個登上了月球”，“我的一小步，人類的一大步”。在複雜的隱喻系統裡，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歷史長河裡的文化積澱，這種隱喻會給不同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人交流帶來很大的麻煩。

就如東方的龍是祥瑞，但西方的龍就略有邪惡；重視發展的民族會認同“時間就是金錢”，但對於一些慵懶的部落，就完全無法理解這些現代的隱喻；甚至還有一些行為上的隱喻比如大多數的民族點頭都表示認同，但也有一些民族點頭就是表示反對的意思。所以當我們使用這一類隱喻的時候，一定要考察的是對方是否有同樣文化的積累，是不是足以對這些隱喻產生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