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綜合報道，當地時間8月15日，阿富汗民族和解高階委員會主席阿卜杜拉在社交媒體上說，總統加尼已離開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發言人當天晚些時候宣佈，塔利班武裝人員已進入首都喀布林。據半島電視臺的最新報道，當地時間8月16日，阿富汗塔利班武裝人員佔領了阿富汗總統府。
過去的 200 年間，阿富汗先後五次遭遇外敵干涉，好些世界強權與地區強國都曾試圖侵略、佔領、征服或控制這片土地。然而每一次外敵來犯，也都延續著一貫的套路——洶洶而來、悻悻而走，似乎都不知道前車之覆乃是後車之鑑。這些外來入侵的行動為什麼總以失敗告終？塔利班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
歷史學家塔米姆·安薩利透過阿富汗人的視角來解讀阿富汗的歷史，他駁斥了“帝國墳場”的論斷，講述了長期以來外部世界從未完全瞭解的阿富汗內部鬥爭，剖析了現代入侵者屢戰屢敗的致命原因。下文經授權摘編自塔米姆·安薩利的《無規則遊戲》第三十二、三十三章，有刪節。
作者 | 塔米姆·安薩利
摘編 | 李永博
《無規則遊戲》，塔米姆·安薩利著，鍾鷹翔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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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的歷史
在城市之外，麻煩的種子從一開始就在土壤中萌芽，但美國干預初期所引發的普遍樂觀情緒，創造了一種反對暴力的環境，因此，這些種子在秘密中悄悄萌發。記者克里斯托弗·魯伊特和博爾罕·尤努斯講述了穆拉·法魯克的一個故事。法魯克住在加茲尼省鄉下，曾在宗教學校學習，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他是一名塔利班成員。塔利班被驅逐，激起了法魯克的憤怒，他決定鬧出一點動靜，向世界宣告塔利班仍在鬥爭，而且他們準備奮鬥到底，直至把血流乾。2002 年底，法魯克找到友人阿卜杜勒·阿哈德。後者曾在戰場上出生入死，比法魯克更具鬥爭經驗。法魯克想要立即舉事，阿哈德表示反對 ： “現在時機未到……人民還不會跟從我們。”因為“人民”
（大多數阿富汗人）
都還對美國寄予厚望，覺得美國人能夠提升他們的生活水平。
阿哈德與法魯克一直在耐心等待，他們覺得局勢遲早生變。機會果然來了。戰後重建失敗，僅是變局到來的原因之一。2002 年夏天，第一次支爾格會議召開的那一段時間，飛臨赫爾曼德省的美軍戰機誤把一處婚禮現場的喧囂聲當成了叛亂分子的行動。其實，賓客們只是在朝天放槍表示慶祝，那是當地的習俗。但悲劇還是發生了。轟炸之下，47 人不幸喪生，死者之中，包括不少婦女、兒童。此外，事故還造成 117 人受傷。事情水落石出之後，喀布林的美軍官員不得不真誠道歉。那次事故給阿富汗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但我在喀布林還是聽到了不少寬容的聲音。有人表示，當時的情況過於混亂，也十分緊急，美軍犯錯在所難免。只要吸取教訓，類似的悲劇不再重演，他們願意繼續信任美國人。
當年底，阿富汗人的觀感卻發生了轉變。大家覺得，美軍的各種暴行似乎已經成為習慣。美軍接管蘇聯援建的巴格拉姆空軍基地後，把它變成了堅不可摧的堡壘，阿富汗人不能隨意接近，更別說進入其中。少數進去過的人表示，基地內已經建起了一個規模不小的美國城，城中到處是夜店、影院、飯店和商店
（這些描述有些太過誇張）
。巴格拉姆不但駐有軍人，還有來自其他國家的承包商。為了維持基地運轉，美國人投資了數百萬美元，但是，基地附近的阿富汗人並未因此受益。畢竟，基地所需的物資全數從國外空運進來，就算是牛肉，美國人也更喜歡澳大利亞產品。有人甚至謠傳，美國人在基地裡養豬。
美軍在巴格拉姆基地中設立的一座監獄，其惡名堪與關塔那摩監獄相提並論。任何阿富汗人只要被美軍特種部隊或情報人員懷疑為恐怖分子，就可能被押往此地接受調查。附近地區的拘留營地當中，巴格拉姆監獄的規模最大。獄中聘有好些人，負責對囚犯進行審訊，這些人除了來自軍方，還有一些是美國政府僱傭的私人承包商。美軍承認存在冤枉無辜的情況，雖然無辜的人得到了釋放，但此前一定經受了相關審訊。據親歷者回憶，巴格拉姆監獄中的囚犯常常遭到毆打，獄卒還會使用枷鎖、頭套限制囚犯的自由，囚徒甚至會被罰站數天。一名計程車司機遭遇毆打的時候，總會痛苦地大喊：“哎呀，真主！”審訊人員據此認為他可能有宗教極端傾向，並因此加緊用刑，最終，司機不幸慘死。事後證明，他和塔利班並無關聯。巴格拉姆的故事和關塔那摩的恐怖傳說一模一樣，阿富汗社會無不人心惶惶。
卡爾扎伊政府很快建立了阿富汗國民軍和阿富汗國民警察部隊。軍警自然有助於恢復秩序，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可能也將隨之結束。但是，他們的上崗實在太倉促。幾萬名毫無作戰經驗的男性匆匆提槍上陣，他們要和最兇惡的極端分子作鬥爭，卻沒有人能夠提供指導，而且很多強力機關的人員還會仗勢欺人。加茲尼省的布料商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就遭遇了類似的不公。一次生意，國家情報局的一位軍官想向他索取極低的折扣，卡里姆並未應允。結果，對方立即指控他與“基地”組織勾結，並把他抓進了監獄。卡里姆在獄中飽受毒打，最終他只能付出 1 萬盧比賄款，才得以出獄，而他的生意因為耽誤了一年而荒廢了。
卡里姆的遭遇並不稀奇，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更糟糕的是，新政府的軍警部門幾乎被塔吉克人和烏茲別克人把持，因為他們也是得勝一方的主力軍。這些軍警大多來自北部，但多駐紮於亂象頻起的阿富汗南部。南部是普什圖人的聚居地，如此安排不免讓人產生誤會——政府在有意扶植少數族裔迫害普什圖人，這樣的誤會可不利於阿富汗社會的安定團結。
怨恨一旦生成，關於新政府種種不堪行徑的謠言自會不脛而走。從喀布林回來的人說，“喀布林大街上到處是亂扔的酒瓶”，鄉下的一位毛拉在週五的祈禱儀式上，痛心講述了喀布林大街上男女恬不知恥當街苟且，而民眾對此置若罔聞的駭人見聞。他痛心地表示，喀布林已經墮落，就快變成歐洲的一部分了。甚至有謠言說，美軍性侵關在巴格拉姆的老者。當時，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的虐囚秘照已被公諸天下，即便身處阿富汗農村，人們也能看見照片上駭人的場面：美國女兵用狗鏈鎖住一名穆斯林男子的脖子，迫使他在獄中裸體爬行，好像遛狗一般，旁邊還有好些赤身裸體的男人被迫疊在一起，活似一堆木頭。有了這樣的新聞，村民自然對內容相似的謠言深信不疑。
阿富汗總統加尼
2003 年 8 月，法魯克覺得時機已經成熟，只要一點火，馬上就能呈燎原之勢。那麼，法魯克及其追隨者打算在哪裡打響第一槍呢？他們的目標並非巡邏的軍隊，也不是美軍的兵營，他們甚至不打算襲擊政府機構，他們殺害了兩名紅新月會
（即伊斯蘭國家的紅十字會）
的志願者。法魯克的暴行激起了人們的義憤，不過，法魯克的目的已經達到。他才不想贏得民心，他只想出名。雖然大家都對法魯克指責紛紛，但這反倒讓大家都認識了這個人。紅新月會人員的慘死，讓法魯克的小團伙出了名，人們由此知道了這個魔鬼的存在。
幾個月後，兩名槍手騎著摩托車射殺了 29 歲的法國人貝蒂納·格瓦斯拉爾
（Bettina Goislard）
。她是聯合國的一名工作人員，幫助安置流離失所者
（阿富汗國內難民）
，她的不懈努力惠及了 5 萬多人。她的工作充滿善意，深受愛戴。當地人民憤怒了，他們抓住兇手，並狠狠毆打了一頓。隨後，兇手被移送司法機關，聽候法律的制裁。你可能認為當地人的這一反應會導致法魯克和他的組織重新考慮他們的策略，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認為非常正確，沒有創傷的日子就是在支援喀布林政府及其外國支持者的事業；任何可怕的殘暴行為，無論是誰犯下的，都能迫使大家放棄幻想，不再期待未來，同時，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卡爾扎伊的統治。法魯克認為，要想驅逐外國勢力，暫時的戰爭與苦難是一種歷史必然。等傀儡政權垮臺，外敵離境，他們可以重建秩序，恢復法律。當然，那是塔利班統治下的秩序與法律。
美國、北約和卡爾扎伊政府在某種意義上為法魯克的事業作出了貢獻。格瓦斯拉爾遇害之後一個月，北約戰機對一處房屋發動空襲。據稱，那是塔利班領導人的藏身之地，不過，屋內的住民卻是９個孩子與一些無辜平民，他們和塔利班毫無關係。這一行為引起了與殺害格瓦斯拉爾同樣的反感，並激起了人們一種道德上的對等感：塔利班殺害了無辜的慈善工作者，美國及其盟友正在殺害無辜的兒童，兩者有什麼區別？
每當美國誤殺平民時，它會承認錯誤，受害者家屬也會得到賠償。不過，賠償本身就是一種有問題的做法。在阿富汗普什圖部落，對於謀殺案件存在一種獨特的處理法則。有些時候，只要案犯一家願意用金錢賠償受害者家庭，案件可以就此了結。我覺得，一些美國人可能因此產生了嚴重誤解，覺得誤殺事件可以透過交易而輕鬆擺平。在華盛頓特區的一次培訓會議上，我結識了一位認真的研究員，他告訴我，據他的分析，在伊拉克發生類似案例的補償標準是多少，又問我阿富汗“當前的價格”是多少。
塔米姆·安薩利，歷史學家、專欄作家，美國曆史上最悠久的舊金山作家工作坊（San Francisco Writers Workshop）的指導人。1948年生於阿富汗，1964年移居美國，擁有阿富汗和美國兩國血統，現居舊金山。他長期在《舊金山紀事報》《洛杉磯時報》《沙龍》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和評論，著有《喀布林以西，紐約以東》《中斷的天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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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爆發的臨界點
轉眼 2005 年就快走完了，混亂與秩序的競賽仍然不分上下。橋樑遭到轟炸，診所不斷被毀，無辜平民死於非命。與此同時，橋樑也在不斷新建，手機得到普及，新開了好多學校，甚至邊遠鄉村的人們也開始參與大選。2006 年，混亂局面進一步擴大。漫不經心的觀察家和政策專家都認為，這一年將是一個轉折點。對於塔利班分子而言，2006 年的目標是學校，他們將對學校實施襲擊。
許多人認為學校是必需的。所有父母都希望子女接受教育，這種想法的前提是人們對教育的意義存在普遍共識。學校是傳播思想的工具，當一種戰爭傾向的思潮大行其道，建造一所學校就是一種戰爭行為。在阿富汗，當心地善良的人們來到農村地區興辦教育，戰亂地區因此多了好些不設防的建築——學校，裡面塞滿了最脆弱的目標——兒童。2006 年，塔利班叛亂分子意識到這是一個多麼好的機會。
此前，他們還不敢對學校下手。那個時候，他們不想得罪人民，不願隨意突破底線，畢竟他們還想有朝一日重新統治全國。但是，2002—2005 年，激進主義的宣傳攻勢不斷襲來，塔利班分子也漸漸放開了顧忌。奎達舒拉出言偏激，巴基斯坦那些伊斯蘭學校同樣在大打心理戰，他們要在民眾中間製造“學校恐懼症”。目不識丁的父母得知了一個駭人的訊息：孩子一旦進入西方人辦的學校，長大了肯定背棄伊斯蘭信仰。其實，類似的手段早在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便已不鮮見。當時，農村公立學校的孩子成了“共產主義者”，並駕駛著蘇聯戰機轟炸自己的祖國。如今，宣傳機器再次開動起來：喀布林的大街上滿是空了一半的威士忌酒瓶，市集裡到處售賣色情影片，政府唆使年輕女孩半裸著上街到處遊蕩，美國飛機源源不斷地把豬肉運進巴格拉姆基地，而造成這一切的人，正在誘騙家長讓孩子去學校“接受教育”！
當人們都在為學校問題而惶惶不安時，塔利班分子針對學校發動了襲擊。2005 年 12 月中旬，赫爾曼德省的一名教師在學校門口慘遭殺害。次月，扎布林省的一名高中教師慘遭斬首。同月，坎大哈、赫爾曼德和拉合曼三地都有學校遭到焚燬。接下來的幾個月，教師橫遭虐待的事件愈發常見，打砸、焚燒和毀壞學校的事件屢見不鮮。哈法爾·拉坎瓦爾設在霍斯特省的學校便遭遇了一場劫難。反政府武裝把校內所有的課桌集中在一間教室，而後縱火焚燬。在納迪·阿里小鎮，哈羅提的“綠色鄉村學校”陷入了塔利班武裝的重重包圍之中。一年之內，南部和東南部便有 200 多所學校被迫關閉。無論如何，家長都不希望孩子處於鬥爭的前線。於是，沒人願意上學了。
針對學校的恐怖襲擊驅散了希望之光，一時間，未來又變得血腥起來。在南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邊境地區，武裝叛亂活動急劇增加。2007 年，赫爾曼德省共發生了 751 起襲擊、謀殺和越獄之類的暴力事件。
2007 年，看來是困難的一年，但下一年的形勢還要更加糟糕，驅動叛亂的態度彷彿嗜肉細菌感染一般蔓延開來。我所說的“態度”，是一種普遍的感覺，即攻擊任何與外國專案有關的人都是值得稱讚的。政府官員及來自美國、北約、聯合國和非政府組織的人員等都該統統被消滅，沒有任何區別。
塔利班運動不再是一盤散沙，國外的理論家與奎達舒拉提供的那種意識形態作為一種溶劑和黏合劑，給了“異質”運動一種團結感，使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男子能夠形成一種統一的意識，即他們是誰，他們在為什麼而戰。這種感覺更容易被喚起，因為它來自傳統的部落和宗教，無論阿富汗農村的社會體制以及農村群眾有何分歧，基本上都認同這一觀念。
叛亂分子當中，哈卡尼、曼蘇爾、希克馬蒂亞爾和毛拉·圖爾
（黑毛拉）
等所在的組織規模最大，他們的旗下有多支武裝協同作戰，同時，他們與巴基斯坦方面保持著聯絡。在巴基斯坦，類似的塔利班叛亂組織正在形成，如斯瓦特山區的貝圖拉·馬哈蘇德及其家人領導的武裝。情況和反蘇戰爭時期幾乎一樣，叛亂組織的頭目負責籌措資金、管理資金、提供軍備。
他們下面有一群戰場上的作戰指揮及專業的武裝分子和全職殺手，他們的職責唯有叛亂。這些人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從農民那裡討取食物、尋求庇護。時機一旦成熟，他們就會對目標發起攻擊。事成之後，這些人會撤回巴基斯坦休整，補充軍需。
除了這些以戰爭為職業的武裝人員，塔利班還有一個更為龐大的群體。阿富汗各地的鄉村當中，無數業餘戰士躍躍欲試，只需一聲令下，他們就會在家鄉投入叛亂。當然，他們的活動地點僅限於家鄉附近。平日裡，這些人不是務農，就是在幹其他農村活計。除非有明確的舉事意圖，否則他們不會輕易放棄本業。奎達舒拉一旦發出號召，這些人就會群起響應。
所謂叛亂，莫過於謀殺、暗殺和小型游擊戰這幾種手段。他們的目標雖然人員眾多、錢財充裕，武器軍備也要精良得多，但是，面對叛亂分子的作戰手法，政府軍與美國人空有多重優勢，根本無處施展。有時候，塔利班分子會聚起 100 人左右的隊伍，向警察局及其他關鍵部門發起挑戰。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也從不戀戰，幾小時內，所有叛亂分子都會撤得一乾二淨，待到北約部隊趕來，他們已經沒了蹤跡。這些人看起來就像農民，事實上也是如此，他們中的不少人就是普通農民而已。過去，蘇軍也面臨同樣的問題，而在更久以前，英國人的麻煩也大致如此。
2008 年，阿富汗的塔利班分子已經組成了“影子政府”。有權有勢的武裝首領被任命為“影子市長”“影子警長”“影子區長”和“影子省長”。這些 “影子官員”是否實際掌權，我們並不清楚。不過，塔利班有了這一套完整的班子，阿富汗的百姓似乎也有了另一種選擇：除波恩計劃扶植的新政府之外，還有塔利班政權。後者似乎隨時可以奪權，將卡爾扎伊及其外國朋友驅逐出境。
最重要的是，塔利班發展了一套替代政府司法系統的司法體系。塔利班的流動法庭開始在這片土地上巡遊
（就像古代英格蘭的巡回法庭）
，他們不必聽從上頭的指揮，這些“法庭”建立在已有的司法系統基礎上，並且已經發展了 15 個世紀。法律非常具體，關於法律的書籍汗牛充棟，那些在學術上享有聲望的人——名字中包含大毛拉、穆夫提和卡茲的人——都可以主張根據沙里亞法行使權力。就此而言，任何被稱為毛拉的人都可以這樣做，儘管從技術上講，毛拉並沒有足夠的學識立法或者判決。在緊要關頭，即使是一個哈吉
（hajji， 至少去麥加朝聖過一次的人）
也可以說自己有資格主持正義。如果人們接受判決，他就擁有其所聲稱的權威，因為這就是伊斯蘭教在基層的運作方式。事實上，並不是所有法官都知道伊斯蘭教法，他們所知道的是他們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固有的判斷和習俗。
塔利班分子的影響日益擴大，許多地區的民眾因此陷入了兩難，他們如有訴訟需要，恐怕都要掂量再三。新政府開設的法庭確實是一種選擇，但是選擇了政府，就得準備賄賂法官。很多時候，判決結果和雙方提供的賄款多寡息息相關。如果不願意，他們也可以等塔利班“巡回法庭”的到來。
似乎越來越多的農村人都更願意相信塔利班。首先，求助政府可能為他們帶來殺身之禍。而且，即便政府的法官清廉剛正，政府的判決也可能有失偏頗，畢竟政府提倡的法律制度一向罔顧農村地區的禮俗、傳統與部落關係，對於農村人口也是多有偏見。例如，一名男子給了遠親一定數量的鴉片來交換他 12 歲的女兒，他的親戚賣了鴉片還錢，但因為女孩反對而沒有交出女兒。塔利班的“法官”肯定會對原告表示理解；相反，一個誠實、正直的政府法官會按照喀布林政府頒佈的法律行事，可能會說：“你把女兒賣給這個人？用鴉片來交換？好了，別喊冤了，你們都給我蹲監獄去吧！”
叛亂無疑荼毒了鄉村社會的生態，很多地區漸漸脫離政府的控制，外人根本無法涉足。2007 年，聯合國派專員來到鄰近巴基斯坦的帕克蒂卡省
（Paktika）
調查當地人民對新政府的觀感。可是，他們每走一步都困難重重，在很多地方，即便是聯合國人員也會遭到襲擊。
戰火也悄悄地蔓延到了城市。巴格蘭的一間糖果工廠遭遇自殺式襲擊，造成 75 人死亡。2008 年 1月，4 名持槍歹徒潛入喀布林的塞萊娜酒店放置炸彈，殺害了一名警衛。最終，有兩名槍手死亡，兩人被抓獲。這次恐怖行動驚人的不是死亡數量，而是目標，要知道，商務旅客來到喀布林多在塞萊娜酒店下榻。一個月後，坎大哈再次發生人體炸彈襲擊。自殺式襲擊者混進觀看鬥狗的人群，最終約有 100 人遇難。7 月，有人駕駛汽車炸彈衝入印度大使館，造成58 人死亡，其中多數為阿富汗平民。媒體猜測塔利班應該對此負責，但在我看來，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此時，塔利班歷經摸索，已經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斂財手段，即對所有利潤徵收 10% 的稅。農民是被壓榨的主要物件，當時，阿富汗的農產品中，唯有鴉片最有價值。在很多鴉片生產地，鴉片已不僅僅是一種商品，其本身已經成了貨幣。人們隨身攜帶鴉片作為現金，用於交換布料、雜貨等常用消費品。當然，鴉片之所以經歷如此轉變，是因其具有貨幣所需的一切屬性：它不易損毀
（主要是因為大家不捨得損毀）
，可以精確計量，價值得到廣泛認可，而且產量相當有限
（擁有鴉片的唯一途徑是生產鴉片或參與其貿易體系）
。作為一種上佳的貨幣替代品，鴉片甚至穩定了整個社會經濟。
就這樣，塔利班分子有了稅收制度、影子行政系統、快速發展的
（移動的）
司法系統和
（模擬的）
貨幣。塔利班似乎可以宣稱自己是卡爾扎伊政府的替代者，至少在各省是這樣。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們沒有明顯的機制來實際管理一個國家。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所擁有的是使阿富汗無法治理的力量。
因此，塔利班叛亂對北約和美國構成了挑戰，正如 20 世紀 80年代“聖戰”武裝對蘇聯人構成挑戰，以及一個世紀之前英國人面對阿富汗部落的挑戰一樣。英國放棄了擊敗他們那個時代叛亂的努力，只要一找到能把領導權交出去的人，他們就會抽身離去。這個人既強硬到可以統治這個國家，又足夠精明，可以在國際和戰略上充當英國的合作伙伴。如果美國能找到一個像阿卜杜爾·拉赫曼這樣的強勢領導人，那麼它也會這麼做。可是，阿富汗政壇上似乎沒人能夠擔起這個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