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使用手冊》

［法］迪傑·法桑 著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書是人類學家、哲學家迪傑·法桑教授在法蘭克福關於生命倫理的系列演講集。在社會不平等現象日益嚴重的當下，迪傑·法桑教授論述了人類生命價值的問題，對生命倫理進行了綜述和反思。本書透過在三大洲進行的研究，並與維特根斯坦、本雅明和福柯進行批判性對話，以敏銳的哲學洞察力、生動的人類學細節為基礎，以物質和經驗、生命和生活的雙重表現形式來思考生命，揭示了我們對待人的生命所涉及的道德過程，從而調和了自然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方法。

>>內文選讀：

當我們在討論生命時，我們在討論什麼？

但是，當我們談論生命時，我們真的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因為這種種不確定性，我們需要首先考慮這個詞語本身的意思。

“生命，一個不能再熟悉的詞彙。如果追問它到底什麼意思，可能會讓人覺得這是種挑釁”，約翰·洛克寫道。他話鋒一轉，“然而，如果我們問：一顆植物的種子有生命嗎？一枚卵子形成的、還未發育的胚胎有生命嗎？一位暈厥過去、失去感覺一動也不動的男子還活著嗎？可見，並沒有一個清晰、穩定而明確的意思附著在生命這個如此常用的詞語上”。對洛克而言，首要的問題是去確定生命的邊界：從種子或卵子中的源起曖昧不明，圍繞這一議題今天仍存在著關於自主終止妊娠的辯論；在無聲無息中失去意識的死亡亦難以界定，例如後世關於腦死亡認定的爭議。然而，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層面去理解試圖對生命加以定義所帶來的問題，即這個詞語本身的多義性。它同時代表了以下意思：一切有機體所共有的一種特質；一系列生物現象；從生到死的時間區段，以及在此期間發生的所有事件？還有它作為同義詞和隱喻所生髮出來的各種用法，例如偉人的“生平”或是事物的“生涯”等。在所有這些用法中，我們所說的都是同樣的生命嗎？一個人的生命與組成他／她身體所有細胞的生命之總和，是同一尺度上的事實嗎？在所有這些用法中，我們所說的都是同樣的生命嗎？一個人的生命與組成他／她身體所有細胞的生命之總和，是同一尺度上的事實嗎？

當然，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語言不會糾纏在這些複雜的情形中。雖然它的用法紛繁多面，例如“生命科學”（life sciences）、“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鄉村生活”（life in the country）或者“觀念的生命”（life of ideas），大家卻都能明白彼此在說些什麼。而哲學家們則不是這樣，他們似乎無法去嘗試考慮生物學家視野中的“生命”究竟如何與小說家筆下的“生涯”相互聯通。

喬治·康吉萊姆（Georges Canguilhem）對這個問題闡述得很清晰：“即使是今天，也許我們仍然無法超越這個最初的想法：任何能夠在出生與死亡之間的歷史跨度中被描述的、經驗層面上的零散資訊，就可以說是活著的，並且構成生物學知識的物件。”這個看似足夠簡單的定義，實際上將若干異質的元素拼合在一起，產生語義學的張力。知識與經驗、生物學與歷史：或許這就是生命內部最重要的二重性。這個看似足夠簡單的定義，實際上將若干異質的元素拼合在一起，產生語義學的張力。知識與經驗、生物學與歷史：或許這就是生命內部最重要的二重性。漢娜·阿倫特也在《人的境況》中指出：“就人受生物生命的驅動而言，它與其他生物同樣永遠遵循著自然的迴圈運動；但由於人的生命又被一個開端和終結所限制，即被兩個終極事件——在世界上的出現和從世界上的消失——所限制，從而它又遵循著一種嚴格的線形運動。人特有的生活的主要特徵是，不僅它的出現和消失、生和死構成了世界性事件，而且他一生當中也充滿了各種事件，這些事件最終可以講述為故事，或寫成自傳。”自然的往復迴圈與世事變遷，生物性的生命與傳記生平中的生命：這兩條線索所建構的人生，總是同時在物質維度上被提前預定了命運，卻在具體的生涯中充滿不確定性。前者將人類納入到萬物生靈的巨大群體中，與動植物為伍；後者則將人類尊為萬物之長，因其擁有意識和語言的特殊能力。自然的往復迴圈與世事變遷，生物性的生命與傳記生平中的生命：這兩條線索所建構的人生，總是同時在物質維度上被提前預定了命運，卻在具體的生涯中充滿不確定性。前者將人類納入到萬物生靈的巨大群體中，與動植物為伍；後者則將人類尊為萬物之長，因其擁有意識和語言的特殊能力。

我們應該如何去破解這樣的二元主義？

同時去思考生物學意義上和傳記意義上的人生是可能的嗎？

兩千年以來，哲學家們孜孜不倦地試圖攻克這個問題。有的尊崇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將人的生命看作獲得了勃勃生機的物質；有的追隨笛卡爾，認為生命是一種產生運動的機械構成；康德則認為生命是能夠自我維護的有機體。因此，整個哲學史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即從活力論（vitalist）演化到機械論，最終達到以有機體作為理解和再現生命的基本手段，所關注的介質也從靈魂或氣息過渡到肌體和體液，再到器官與內環境。然而，每一種理論解讀都是為了去追問“活著的”和“人類的”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可以說成是前者的基礎設施與後者的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黑格爾的思想中，生命是“一個過渡性的概念，它將自然的領域和自由的領域聯絡在一起”，托馬斯·庫拉納（Thomas Khurana）這樣評價。

人類雖然受到生物學因素的種種限制，但可以透過自組織的過程去產生自主性，進而獲得去追求和實現人生道路的可能性。

和這些早先試圖闡明生命二重性的思想理論相比，這兩重意義之間的對立在20世紀的論述中變得尖銳和固化，近些年來尤甚。這導致生物學與人文之間的分歧變得似乎無法逾越。

作者：迪傑·法桑

編輯：周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