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是朝陽初升，或是夕陽西下，落日餘暉，一輛腳踏車與一個人形剪影，可能是行進中的背影，又或是里程終了時的一個回眸，少不了的，或許還有一張騎行路線圖，又或者標明騎行用時、平均配速等各項專業資料的騎行記錄。
紀錄片《山地腳踏車之旅》（Life Cycles 2010）畫面（非職業或專業騎手請勿模仿）。
《甜蜜蜜》（1996）劇照。
你的朋友圈，有人“曬騎行”嗎？不知何時起，“單車後座的風景”似乎真的在日漸遠去，關於腳踏車，存在感最強的成了“騎行”。
如果要說今夏朋友圈出鏡率最高的幾大新寵，腳踏車毫無懸念會入圍。前不久，多家媒體也曾報道，腳踏車市場供需倒掛，部分熱銷款平均需要兩到三個月才能交付，“一車難求”現象雖不乏誇張成分，但也折射出腳踏車市場需求之旺盛。不僅如此，各類社交平臺上關於“騎行”的內容也呈現井噴之勢，從腳踏車的選購、組裝，到騎行路線分享與沿途街角抓拍，腳踏車儼然成了“潮人的玩意兒”。
不過，當我們說起“騎行熱”時，我們指的究竟是什麼？畢竟，作為一種代步工具，腳踏車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就已然成為國人的集體記憶，“二八大槓”“鳳凰”“永久”並不陌生，中國也一度被認為是“腳踏車王國”。不論是從街面佔比還是從人的情感寄託來看，當年腳踏車的熱度與今時今日相比，未必遜色。但細想不難發現，上述種種更多是一種“腳踏車熱”而非“騎行熱”。由此，當我們談論“騎行熱”時，此處的腳踏車其實更偏向於一種運動媒介或者說日常消遣，而非純粹的交通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不乏有資深的騎行愛好者表示，現下的“騎行熱”更多是一種社交媒體的群體炒作。那麼，當騎行成為一種運動方式，甚而是生活方式時，來自朋友圈的騎行分享當真會讓人生出踩下腳蹬的念頭嗎？或者說，鍛鍊本身是否具有所謂的“傳染性”？而在這一追問之後，或許更值得思考的是，“騎行”的一夜走紅下，腳踏車的象徵意味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人們出發，又是為了尋找什麼？帶著一連串的好奇，我們且從朋友圈的“曬騎行”說起。
撰文丨申璐
把出行變為運動
就腳踏車而言，潮流似乎真的是個輪迴。今年夏天，腳踏車被認為是與飛盤、露營齊名的京圈談朋友的“三大件”。這個說法頗有幾分熟悉，上世紀70年代，腳踏車也曾與手錶、縫紉機一道，堪稱時人結婚的“三大件”
（也有“四大件”的說法）
。一輛永久牌的二八大槓平均售價往往在百餘元，當時工薪階層一般的月工資大約二三十元，這麼算下來，一輛腳踏車的價格大致相當於今天的一萬多元，尋常人得省吃儉用幾個月才買得起一輛，而且，還是憑票供應。
紀錄片《腳踏車的王國》（1984）畫面。
如今，活躍於朋友圈的“曬車一族”中，愛車自當是分享的主要內容。稍加註意不難發現，當騎行作為一項運動時，其消費門檻並不低。
相較於通勤代步，作為運動的騎行以戶外騎行為主，騎行者往往幾人組隊，選擇在市區或近郊的合適路段進行，短則數十公里，長則可達百餘公里，騎行時間也大多兩三個小時打底。考慮到騎行體驗，今夏的新寵更準確來說，其實是公路車。而公路車的消費區間多在5000元以上，萬元車型只是入門款，不過卻也是最受歡迎的價格檔位。此外，相關的配套設施琳琅滿目，除頭盔、騎行服等必要的防護裝置外，記錄車速、踏頻的碼錶或是騎行電腦也頗受歡迎。若要集齊一套，萬元預算並不為過，這還不包括腳踏車的日常保養費用。如此看來，成為一名“全副武裝”的騎行人，成本確實不低。
有趣的是，價格門檻並沒有阻擋腳踏車的“破圈”。寬幅的價格區間反而為騎行上升為一種社交符號提供了廣袤空間。根據語言學家皮爾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
的說法，符號一經形成，它便同時指向具體的物，以及由該物延伸出來的相關闡釋。而一個符號的生命力在於，它能夠在接收者心中喚起源源不斷的新理解，進而營造出無窮大的想象空間。不同價位的腳踏車、各式各樣的配件，這些都最大程度地滿足了不同人群的需要，各個階層的人都能借此充分表達各自想要傳達的內容，或是身份標識、或是圈友關係，又或只是現下生活還不賴的憑證。
動畫片《我和我的莫頓腳踏車》（
Me and My Moulton
2014）畫面。
不過，朋友圈的“曬騎行”中，多數時候曬的並非只是愛車。
新手入門騎行者偏重體驗分享，重視情緒反饋。他們也許並未配備碼錶，但大多會下載一款騎行APP，在設定的目標里程完成後“髮圈”記錄，分享配速、用時的同時，也樂於表達長距離騎行帶來的成就感。除此之外，沿途見聞也常常是“曬騎行”的標配。部分分享或許走向有儀式感的即興打卡，而其中長期堅持的玩家，則逐漸加入騎行“發燒友”行列，他們更看重騎行的路線，不斷解鎖新的地圖，在循序漸進的提速中獲得自我突破的快感。當然，這之中也不乏有專業騎行者，他們熱衷參加騎行比賽，朋友圈儼然成了微縮版的訓練日誌。
無論分屬哪類，這些日常的騎行分享確乎在社交媒體上掀起一波“騎行熱”。那麼，持續接收騎行運動社交訊號的我們，是否會在某一刻產生出門一試的念頭呢？換言之，作為一種健身潮流的“騎行熱”，當真會“傳染”嗎？
騎行，也是會傳染的
動畫片《瘋狂約會美麗都》（
Les triplettes de Belleville
2003）畫面。
在騎行圈，比利時車手阿維馬特
（Greg Van Avermaet）
名聲在外。2016年8月，這位出生於1985年的天才騎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奧運會上一舉摘金。那場令騎手們精疲力竭的“拉力賽”中，他僅用時6小時9分便完成了150英里
（約為241。35千米）
的賽程，平均速度每小時23。3英里，最高時速每小時67。1英里，而最高踏頻則達到了每分鐘173轉。要知道，當天的最高氣溫可是超過了37攝氏度。
當然，天才騎手的頂級表現並不是我們今天談論的重點。之所以在此提及，是因為他在賽後的一個舉動為今時今日的“騎行熱”隱約埋下了伏筆。比賽結束後，阿維馬特將上述一系列專業資料上傳到了名為“Strava”的社交鍛鍊APP上，可以粗略將其類比為時下的健身應用程式Keep。在這次分享中，他累計收到超15000個“點贊”，一時間轟動全網。據稱，這些來自網路世界的“點贊”帶給他的榮譽感，超過了他在一年間參加的任何線下活動。
更何況，這一分享行為本身幾乎沒有任何成本。此類健身APP往往會詳盡記錄運動的全過程，從視覺化的路線圖，到數字化的各項分析，一應俱全。同時，它們還與各類社交平臺打通，使用者能夠一鍵與朋友分享鍛鍊記錄。健身的數字化與分享性讓“鍛鍊身體”不再是一項僅與個人有關的事情，它逐漸成為一種社交談資。
《憤怒的腳踏車》（
The Bikes of Wrath
2019）劇照。
有趣的是，據平臺方釋出的對比資料來看，當我們與朋友一起跑步、騎行時，我們的確花費在這些運動上的時間會更長。而當線下的集體鍛鍊受限時，社交平臺的運動分享提供了一種打破時空的社交在場。運動中的同伴效應藉由這些社交訊號在虛擬世界持續發揮影響，在朋友圈撒播式的騎行分享下，不斷有新的成員被感染，加入這場運動狂歡。
不過，僅憑集體鍛鍊與獨自鍛鍊的投入對比就能說明鍛鍊具有“傳染性”嗎？或許，朋友圈“曬騎行”的人，只不過碰巧都是潛在的騎行愛好者罷了。這一問題同樣引起了美國“資料狂人”錫南·阿拉爾
（Sinan Aral）
的興趣。為了弄清楚健身在數字化後是否具有傳染性，他和團隊設計了一項經典的“自然實驗”。以跑步為例，在前期蒐集110萬名跑者的鍛鍊資料後，團隊得出天氣與戶外鍛鍊之間具有相關性。聽上去，這個結果並不意外，我們很容易理解，天氣晴好時，人們出門鍛鍊的慾望更強，而當大雨傾盆時，多數人則會選擇待在家裡。這和社交分享有什麼關係？
《練習曲》（2006）劇照。
彆著急，阿拉爾道出了其中的關鍵——我們的朋友往往遍佈各地，很可能彼此正經歷著完全不同的天氣。這意味著，如果上海騎友分享的晴好天氣，讓身處陰雨連綿的北京的你騎行更遠的話，這很可能是因為朋友間的社交影響。最終的研究結果證實了這一猜想，鍛鍊本身確有傳染性。也就是說，當我們在朋友圈看到好友多騎行了10分鐘，這很可能促使我們在同一天再騎3分鐘，而當我們注意到朋友額外燃燒了10卡路里，我們很可能會加把勁兒，再多騎行一段距離。
如此說來，朋友圈的“騎行熱”本質上確實說明社交媒體是一種大型“炒作機器”。看到夜幕降臨時“下餃子”一般的騎行車隊駛過，或許你也在某一刻為一場夜騎而心動，儘管並不是每次心動都能化成行動。社交化的同伴效應還有後半句，它的影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減弱，朋友圈裡今天的騎行分享到了明天對你的影響就會減小，更別提到了後天，這種影響會更小。
《炒作機器：社交時代的群體盲區》，［美］錫南·阿拉爾 著，周海雲 譯，中信出版社，2022年5月。
超越“現象”，迴歸身體感受
無論騎行同伴效應的影響力如何隨著時間遞減，今年夏天，騎行確實成為了一種潮流。它掀開了原先蓋在腳踏車上的那層“遮光布”，讓騎行圈之外的人看到了作為一種鍛鍊方式的騎行，也恢復了那些將腳踏車視為通勤工具、“日用而不知”的潛在騎行愛好者的感受力。即便沒有一輛專業的公路車，掃碼一輛共享單車也依然不妨礙加入這場“騎行熱”，重要的是，以怎樣的心情。
只不過，一旦生活中的日常上升為一種“現象”，似乎都無可避免地延續著“盛極而衰”的敘事，“騎行熱”也不例外。這波浪頭在吸引一批即興“弄潮兒”追逐的同時，也逼退著一些經年累月堅持騎行的愛好者，往日分享訓練日誌的習慣也在“蹭熱度”的擔憂下被迫收斂，似乎一不小心，昔日靜水深流的熱愛就會被這波呼嘯而過的熱浪收編。畢竟，過往200年的騎行史上，腳踏車的潮起潮落髮生了不止一次。
《偷腳踏車的人》（
Ladri di biciclette
1948）劇照。
200年間，腳踏車曾被更為現代化的汽車擠出道路、也被上流棄置，一度成為“窮人的座駕”，可相似的是，幾乎每當人們以為騎行可能就此消失時，它總會奇蹟般地留存下來，甚至，不久便迎來一波新的繁榮。每一次，騎行的發展轉折都超乎時人的預期，就如人們很難料到，腳踏車會在今年夏天意外成為社交新寵。或許，正如英國職業腳踏車手邁克爾·哈欽森
（Michael Hutchinson）
所言，騎行的歷史本身不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而是由樂觀主義者書寫。人們之所以熱愛它，從來不是因為能用它做什麼，而是它是什麼，或者說，對於騎行者而言，它意味著什麼。
《騎行200年：車輪上的社會史》，［英］邁克爾·哈欽森 著，孔德豔 譯，社科文獻出版社·方寸，2020年10月。
不妨回想一下騎行時的瞬息感受。你雙腳離地，在車輪與地面的恰當阻力中獲得前進的動力。好在騎行要比步行省力，它能帶你去到更遠些的地方，但又是“安全的遠方”，畢竟你很難一下騎出城去，也就不必為返城居家隔離而憂慮。當目的地暫時擱置，周圍的環境便被重新喚醒。
如果說步行時的沉溺容易鈍化感受力，車流間的飛馳讓人來不及片刻停留，那騎行就是快慢隨心的約會，眼前的景象化作流動的畫卷，你甚至看得清路邊商鋪內的陳列，聽得到路人交談的話語，鼻尖飄過道旁紫薇花的香氣。這些，都構成了日常生活的真實感，穿城而過時或許會發覺，人確乎是為了這些非必要而活著。
《腳踏車的迴歸：1817-2050》，［法］弗雷德裡克·赫蘭 著，喬溪 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4月。
在《腳踏車的迴歸》中，弗雷德裡克·赫蘭
（Frederic Heran）
稱這種真實感是“現實的呼吸”，是當世界正快速步入虛擬環境時，腳踏車可以幫人們短暫留住的東西。這大約是過往200年的騎行史中，腳踏車被賦予的新的意味，人們曾騎著它遠遊，追逐現代化，也追尋自由。如今，人們騎上腳踏車，出發，是為了迴歸真實的生活。雙腳離地的剎那，暫時懸浮於居住地與工作區之間兩點一線的生活模式，嘗試不設目的地去出發，將注意力從外部收回，重新放歸身體的感受當中。
職業騎手哈欽森曾在一次騎行出發後不久，偶遇了另一位騎行者。他正在修理被扎破的輪胎，哈欽森把氣泵借給了他，兩人將輪胎裝回去後，又支著車聊了一會兒。在路口準備分開時，他們有過這樣一個對話：
“從這裡到劍橋哪條路線最合適？”這位騎行者隨口問道。
哈欽森反問：“最短的路線還是最長的？”
“哦，我是說最長的路線。”騎行者回答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