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殷之光】

2022年9月5日，在經歷了近兩個月的保守黨內戰之後，伊麗莎白·特拉斯（Liz Truss）戰勝了包括裡希·蘇納克（Rishi Sunak）等在內的其他保守黨候選人，成為了新任保守黨黨魁，並於9月6日接任英國首相職位。

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必然結果

特拉斯接手的英國，面臨著通脹、生活成本上漲、能源危機等多方面的經濟壓力；蘇格蘭獨立、北愛爾蘭問題也是懸在英國頭上的巨大政治危機。而在這個關口，保守黨卻拋棄具有經濟工作經驗的蘇納克，選擇了特拉斯。這對我們這些吃瓜群眾而言，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一些觀察家將此歸咎於保守黨內部的“種族主義”作祟。

雖然種族主義是英國社會，特別是精英階層的痼疾，但是將此次保守黨黨內選舉的結果視為“種族主義”的結果，未免有些過於簡單化。

實際上，選擇特拉斯這個狠話說盡、辦事不足的弱領導人，很可能是後退歐時代保守黨的唯一選擇。這一局面的出現，也恰恰是上個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改革以來，英國政治去政治化的必然結果。

當地時間7月25日，正在競逐英國首相的英國前財政大臣蘇納克和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參加電視辯論。（圖自澎湃影像）

新自由主義改革，是國家從社會公共事務中的激進退場。對英國而言，這種激進退場透過變賣公共資產，賺取了短期經濟利益，也在政治上，消解了工黨對保守黨形成威脅的政治基礎。

國家的退場，意味著“社會”這個執政黨可以真正發揮政治作用、超越黨派侷限、形塑公共意志、服務公共利益的空間，開始從政黨政治的議程中消失。而沒有了社會公共利益這個最大公約數的存在，議會內外政黨政治的鬥爭，就變成了單純的對部門、甚至小團體利益的維護與分割。

這種現象的出現，自然對工黨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我們看到，特別是在上世紀90年代布萊爾將工黨改造為一個新自由主義的“新工黨”之後，英國的工會也表現得越來越像是封建的、僅僅關心部門利益的狹隘團體。

然而，一個較少為人注意的現象是，這種新自由主義改革同時也消解了保守黨的意識形態基礎。

保守黨的前身是保皇的託利黨（Tory）。隨著19世紀本傑明·迪思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一國保守主義（One nation conservatism）思想的影響，託利黨轉型成為了今天英國政壇的保守黨。不難看出，雖然保守黨始終強調，自身並不存在什麼固定意識形態，而是採用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遵循政治形勢，以求保障英國的最大利益。但是，這種靈活性的基礎，建立在對“英國”整體利益的描述與維護之上。

因此，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麼19世紀以來，一貫強調重視“自由貿易”、維護商人階級利益的保守黨，也會同時樂於推動英國社會福利體系的建立，建立工人與商業貴族聯盟，抑制資產階級對勞動階層高度盤剝等政策。簡單說來，一個強大穩定的國家，與保守黨意圖推動的階級利益最大化的任務之間，是一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關係。

徹底將公共服務私有化的改革，從這個層面上來看，實際上是保守黨將實踐其“保守”目標的唯一工具——國家，拆分給了它希望依賴的利益集團。在換取了短期選舉利益的成果之後，保守黨也徹底拆除了自己賴以生存的舞臺。

在這個去政治化的英國當代政治空間裡，政黨政治於是變成了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對各類社會資源的封建式爭奪與割據。特拉斯也正是在這個前提下，才必然會成為保守黨的最佳選擇。

為什麼是特拉斯？

特拉斯被一些人視為政治變色龍，她父母是工黨的支持者。她本人在進入政界之初也是以自由民主黨左翼的形象出道。但是，很快她就轉投保守黨陣營，並在黨內一路爬升，走到了今天的地位。在退歐問題上，特拉斯也忽而堅定支援留歐，忽而堅定支援退歐。

然而，恰是這種變色龍的能力，使得她更符合後退歐時代保守黨的政治口味。

9月5日，特拉斯在選舉開票現場

特拉斯在保守黨內獲得較多支援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首先，在幾個月的黨內競爭中，特拉斯始終表現出的形象是堅定維護保守黨小政府、低稅收原則的撒切爾主義者。同時，她還強調自己將堅定延續鮑里斯在退歐、英美聯盟等方面的主張。這種撒切爾+鮑里斯“主義”組合也的確呼應了後退歐時代英國保守黨的基本理想，即將英國與美國利益深度捆綁，透過美國補償因為退歐而失去的一系列能源、食物、經濟、市場等方面的便利。

同時，在文化政治方面，特拉斯也表現出了堅定的符合保守主義“人設”的傾向，對目前影響廣大的同性戀平權運動等身份政治議題，採取了較為強硬的態度。這些檯面上的表演，都符合保守黨對自身公眾形象塑造的基本預期。

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是，特拉斯這個政治能力平平，政績表現甚至略有些慘淡的變色龍政客恰恰是這個時代保守黨需要的前臺黨魁。

事實上，在過去很長時間裡，以退歐為核心任務的保守黨便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內部派系分裂。這次“藍色內戰”（Blue-on-blue）的首相競爭，也是退歐以來保守黨不斷換帥、內鬥不斷的最新表現。這樣一個缺少核心政治意識形態任務、缺少強力領導人的議會政黨，只能在不同派系利益的鬥爭中謀取短暫的和解。

特拉斯這樣的變色龍式政客，可能更符合保守黨議員們的利益。畢竟，一個弱領導人就意味著，黨內各派系能夠繼續原有“割據紛爭”局面，維護自身派系既得利益的同時，還存在牟取更大利益的可能。

撒切爾的“表”+鮑里斯的“裡”

毋庸置疑，當下的英國面臨著巨大的經濟壓力。稍加審視我們就能發現，特拉斯雖然積極在形象上，試圖將自己塑造為更年輕的撒切爾。但實際上，特拉斯更像是撒切爾表加鮑里斯裡的四不像。

特拉斯與約翰遜（資料圖）

今天的英國，幾乎沒有什麼可供變賣的公共福利。這也就註定了撒切爾主義的經濟政策極難實現。特別是在如今經濟持續低迷、政府財政緊縮的情況下，加上能源危機與通貨膨脹的多重壓力，特拉斯減稅的主張基本是鏡花水月。

錢從哪裡來，這個問題將會是新政府面臨的核心問題。而特拉斯的上位，則給出了一個明確的訊號，即保守黨並未打算處理這些經濟問題。一個最可能的結果是，特拉斯將延續鮑里斯時代的保守黨行事模式，將經濟問題做政治化處理。

實際上，經濟問題背後本質上是英國發展模式的危機。而新保守黨政府的特點決定了，根本無可能在發展模式上做出任何改變與反思。因此，可以預想的是，特拉斯政府除了繼續在俄烏問題上投機、堅持跨大西洋同盟關係之外，還會積極將自身塑造為美國離岸制衡歐亞大陸的核心據點。

保守黨關心的另一個問題，是2024年的大選。而能夠影響這場大選的政治因素，在目前看來可能會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特拉斯政府在對北愛問題可能採取的強硬立場，有可能會在英國重新點燃愛爾蘭民族主義反英的怒火，甚至會促進愛爾蘭對英恐怖主義的抬頭，這便會對英國民眾的生活造成直接影響，進而影響保守黨大選計劃；

另一方面，由於通貨膨脹而造成的罷工可能會成為新保守黨政府的另一個危機。

當然，我們可以將罷工視為部門利益矛盾衝突的公開表達。而英國處理罷工的經驗也非常豐富。其方式基本遵循了傳統的處理部門利益衝突的手段。罷工-協商-重分利益-調停-矛盾重啟-再罷工的迴圈持續不斷，而英國政府處理的手段，基本都圍繞著怎麼分蛋糕問題展開。

但是，在帝國時代的英國，可以透過不斷向外擴張、攫取殖民地與英聯邦紅利的方式，滿足各社會部門的胃口。而今天，這種模式顯然不可能重複。那麼這種罷工-調停的模式便只能陷入反覆死迴圈。這種由於發展模式侷限的社會危機可能會成為政治危機。醞釀這種危機的導火索可能不一定是罷工，但一定會是罷工背後，英國面臨蛋糕越變越小的發展模式困境。

新首相可能會在通貨膨脹問題上做文章，但解決方式一定不會是反思自身發展模式，而是希望透過重走老路的模式，攫取外部資源。在目前的情況下看，俄烏危機應當會成為新政府繼續抓住的機會。將內部問題外部化，並試圖透過俄烏危機常態化，拖垮歐洲，並趁此機會汲取歐洲紅利。

對華問題將會是可供保守黨利用的另一個危機點。特拉斯強調，只有選她才能保證在下次大選中戰勝工黨。

透過過去英美政界的多次選舉，我們發現，在當前這種政治化的時代，取得選舉勝利的關鍵很多時候並不在於各個政黨對政策路線與行政方針等問題的認識；更重要的是政黨在選舉時左右輿論、危機公關的技巧，以及在幕後對早已封建化的利益部門群體的妥協與平衡能力。近些年，我們也看到，製造危機、建構敵人等手段，也成為英美政黨常用的武器。

我們看到，在這次保守黨黨魁選舉中，對俄、對華態度，均是候選人們津津樂道的議題。在競選時，蘇納克被人攻擊的一個點就是他對華態度曖昧。因此，我們很快便看到，蘇納克立刻積極表示了自己對華的強硬態度。

蘇納克（資料圖/英媒）

而特拉斯可能會在這個問題上走得更遠。在她擔任內閣大臣時，特拉斯就習慣地發表一些極右的“狠話”。在這次競爭上崗保守黨魁職位時，她甚至表示，不惜對俄國動用核武器，宣佈中國為英國“威脅”。在她接任首相後，這類言論可能會產生更強烈、更無法預期的國際負面反應。保守黨出於黨派與黨內宗派利益選擇了這樣一個領導人，是新自由主義改革之後，去政治化的必然結果。

相比美國而言，英國在美國的壓力下，在對華脫鉤問題上可能會表現得比美國更加積極。最近針對港資在英收購高技術企業的審查與叫停，也許就是一個前奏。不難想象，未來英國可能還會在港資、國家安全、人權以及所謂“強迫勞動”等問題上繼續創造議題，大做文章。

因此，在特拉斯政府內，我們更應當關注內政大臣這一職位的人選。這一職務可能會是未來特拉斯政府對華試壓的重要抓手。現在有訊息稱，英國反華急先鋒，先前也參與保守黨黨魁競選的湯姆·吐根哈特（Tom Tugendhat）將會接任內政大臣一職。

無論如何，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新內閣成立，香港、臺灣都將會是未來對華輿論的重點。其背後的目的，可能就是透過點燃亞歐大陸的東端，來實現對整個亞歐大陸的吸血目的。而在英美同盟的前提下，原有鮑里斯政府內，為中國在英經貿活動、中英經濟聯絡等留出的活動空間可能會越來越小。

結語

英國國內因為特拉斯當選而出現的悲觀情緒也並不少見。關於特拉斯“沒有立場”、“沒有能力”的聲音不但在主流媒體上，也在推特等社交媒體上大量出現。

英國將向何處去，這也許並不是一個太值得追問的問題。因為，明天英國的命運，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便被註定了下來。

我們需要追問並反思的是，今天的英國，是如何走到了這裡。而我們怎樣做，才能不至於重複這場命中註定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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