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運動的“大眾化”從來都有多條路徑。在過去，乒乓球、廣播體操、足球、騎行、跑步等都曾成為全民流行的運動。當然，每種運動流行的原因與背景各不相同。而當前，飛盤運動正憑藉其在社交媒體上的傳播迅速出圈流行。

在飛盤之前，從“鄭多燕減肥操”到“劉畊宏女孩”，體育內容向流行文化的轉變早已不再新鮮。然而，前者更多以個別“體育網紅”為中心，其受眾也主要以“玩梗”而非真正參與運動的形式介入其中。同時，其流行大多是一時火爆，較少產生深遠影響。

相較之下，飛盤則是一項有組織、有規則的“運動”，許多宅家久坐的“辦公一族”也真正被它吸引到了體育場上。更重要的是，飛盤的流行帶來了長遠成效——體育總局宣佈將在今年下半年開展國內首屆飛盤聯賽。那麼，一項體育運動的風靡需要滿足怎樣的條件？

更值得注意的是，自其流行之始，飛盤就面臨著“文化變味”乃至被“汙名化”的風險。“飛盤局”演變為“相親局”和“拍照局”的事例屢見不鮮，更有飛盤玩家被貼上“飛盤媛”的標籤。在相當程度上，飛盤以“景觀”的方式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內，並接受著凝視和評點。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也有必要思考，為何針對飛盤的“汙名化”會與其“流行化”接踵而至，而對於一項體育運動而言，“流行”又究竟意味著什麼？

運動的流行：體育作為“共同文化”的表達

當人們在解釋飛盤“走紅”的成因時，大多將其歸結為飛盤運動本身的屬性。當然，這也的確是某一部分原因。正如《新京報》公眾號文章《飛盤是啥？為啥突然這麼火？》所提到的：“飛盤這項運動門檻不高，從兩個人到20個人都可以玩，對場地和器材的需求也沒那麼苛刻，在社群的小廣場、花叢邊，甚至小路上都能玩起來，同時，它還具有極強的趣味性和社交性。”

然而，這樣的理由仍不充分。一方面，許多比飛盤要求更低，且同樣簡單有趣的運動（例如許多人年幼時曾玩過的“丟沙包”）卻並未如飛盤一般流行；另一方面，儘管入門容易，但這項運動的擁躉往往願意花費大量時間練習，併購買訓練課程與優質器材。更有趣的“玩法”也意味著更高的成本，正如《三聯生活週刊》在文章《玩飛盤，只是拍拍照這麼簡單嗎？》中所報道的：“他們會帶著飛盤環球旅行，在貝加爾湖的冰上玩飛盤，裹著羽絨服在雪地裡撿飛盤；他們會帶著飛盤露營，一邊乘著皮划艇和槳板水上漂，一邊帶著飛盤互相傳遞。”

參加飛盤運動的年輕人。新京報資料圖片，圖/飛盤文化。

無論飛盤本身具有怎樣的屬性，作為“流行文化”的飛盤已經與特定群體的生活方式繫結在了一起。相當多的飛盤玩家已經部分實現了“新中產階級”——“財富自由”的企業員工或自由職業者，他們擁有閒暇的精力和多餘的財力，追求富於創造力的生活方式和高質量的人際社交。正因如此，飛盤的流行首先是一種在特定人群之中的流行，正是藉助這一群體的影響力，飛盤才得以進一步出圈並博得更多關注。

一種體育運動能在特定群體中流行，其原因不僅關乎它本身的屬性，更在於它成功表達了這一群體的“共同文化”。飛盤的組織方式和遊戲規則需要與該群體的日常生活及工作方式相契合；同時，該群體的成員能透過參與此項運動將自身塑造為其所認同的理想形象。在這種意義上，飛盤的流行與足球頗為相似——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足球也被廣泛視為一項流行於無產階級之中的運動。正是對足球與無產階級之關係的考察，能為我們理解飛盤的流行提供線索。

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870-1914》一文中，埃裡克·霍布斯鮑姆提到：“足球運動在當時崛起，成為一個全國性的而且是日益無產階級化的吸引眾多觀眾的體育比賽，還出現了一種男性的足球文化，這一文化由於國王自1913年起出席足總盃決賽而得到了鞏固。”而無產階級之所以被足球吸引，正是因為其“共同文化”在足球中得到了表達。

埃裡克·霍布斯鮑姆，霍布斯鮑姆家人供圖，圖源《衛報》。

無產階級的自我認同可被概括為“身體榮譽觀”和“地方性忠誠”的結合。正如布林迪厄所評論的，無產階級的“身體”是其最重要的資本，代表了“力量、速度和敏捷”；而資產階級和中產者的身體則具有更強的“文明化特徵”，力圖展現出“社交自信和個體化的掌控能力”。正因如此，無產階級透過凸顯其“男性氣概”來拉開與所謂“中產階級傻帽”的距離——後者因“女性化”的教養和虛弱的身體而被認為缺乏“男性的驕傲”。同時，由於無產階級的生活長期圍繞著特定的工業城市和地區展開，因而他們更易產生對地方性共同體的歸屬感，並追求屬於“本地”的榮譽。

不難看出，此種自我認同既能夠在足球中獲得表達，又塑造了一種具有無產階級特色的足球文化：足球顯然是一種適合於展現“男性氣質”，並凸顯“力量、速度和敏捷”的運動；足球比賽往往以地方為單位組建隊伍，因而易被視為地方性榮耀的載體。同時，隨著排他性的地方認同和“男性氣質”中的暴力因素被引入足球運動，“足球流氓”的氣質也構成了英國足球文化的一部分。

此外，一支足球隊有著固定的位置分工和戰術配合，其比賽也依靠專業的裁判和複雜細緻的判罰規則而進行。在某種程度上，此種組織架構與19-20世紀工人階級的勞動生產模式也具有相當的同構性：嚴密高效的分工協作與高度“合理化”的規則體系構成了大工廠生產的突出特點。足球既與無產階級的日常工作模式形成了呼應與契合，又能表達工人群體的“理想自我”，而足球也正是因為適於表達無產階級的“共同文化”方得以風靡。

飛盤的“走紅”：“玩飛盤”與“新中產階級精神”

對足球與無產階級之關聯的分析讓我們獲得了一種解釋“流行運動”的普遍性視角：一種運動在特定群體中的流行緣於其對該群體“共同文化”的表達。如要採取這一視角對飛盤的流行做出更加具體的解釋，就有必要闡明飛盤的玩傢俱有何種“共同文化”，而此種“共同文化”又如何在飛盤運動中獲得了表達。

如前所述，大多數飛盤玩家來自於已部分實現了財富自由的公司員工和自由職業者。如若對他們的“共同文化”加以剖析，我們便將看到一種屬於“新中產階級”的社會想象。

他們的工作方式已經和19-20世紀的大工廠勞動截然不同。在《資本主義的新精神》一書中，作者呂克·博爾坦斯基指出，相較於過往，當下的工作模式允許勞動者保有更大程度的“靈活性”和“自主性”：他們在勞動時已經不再是按照流水線的要求進行片段化的重複作業，而是可以自主開展一個完整的工作流程。他們也沒有被限定在某個機械的分工環節之中，而是可以隨時與自己的同事展開商討和協作。這種勞動模式強調自發的創造力，鼓勵工作者將自己的想法“注入”工作流程，而非一味遵循既定準則。因此，它進一步弱化了外部的監管和規制，而強調內生的創造性和能動性。

《資本主義的新精神》，［法］呂克·博爾坦斯基 / 夏娃·希亞佩洛，高銛譯，2012年，譯林出版社。

不難發現，這樣的工作模式恰恰和飛盤的規則有著契合之處。不同於足球比賽中每支隊伍必須滿足一定的人數要求，飛盤是一種“從兩個人到20個人”都能靈活玩轉的遊戲。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差異正可以與工廠“流水線”與當代公司中“專案組”的差異相類比，後者可以專案為導向，靈活配置人手。飛盤比賽雖有規則，但可以不設裁判，讓場上選手自行裁決。此種“自判”規則恰與當代企業弱化外部監管規制，透過內部協商解決分歧的機制相映成趣。

除此之外，飛盤比賽中雖然也有“控盤”和“接盤”的分工，但相較於足球等運動，此種劃分相對模糊了許多，讓玩家有很大的空間自主擬定策略。如此便可以解釋，為何許多辦公室白領甫一接觸飛盤便覺得與它“一見如故”——這不僅是因為飛盤本身容易上手，更是因為其規則的底層邏輯與新中產階級的工作樣態頗有類似。

飛盤不強調“男性氣概”，被視為一種男女可以同臺競技的遊戲。圖/ic photo。

當代新中產階級的“理想自我”也能在飛盤運動中找到表達的出口。對這一群體而言，其“理想自我”具有兩方面的特徵：其一是強調“自我實現”的可能——這意味著以文明、自律且富有審美意味的方式來塑造自己的生活；其二則是注重“主體間性”的確立——這意味著在“工作之交”以外，他們還試圖和他人建立起健康穩定，具有個人性的人際交往關係。

而上述的“理想”都能被飛盤運動捕捉。已經有許多玩家意識到了飛盤的“文明化”和“審美化”特徵。相較於足球和籃球等身體對抗激烈的運動，飛盤恰恰以“避免身體接觸”為基本規則。在飛盤比賽中，選手被禁止阻擋對手的跑動，也不應遮擋對方的視野。不難發現，飛盤玩家想要在運動中展現的不僅是“力量、速度和敏捷”，更是一種時刻保持“自律”和“文明”的精神狀態，也正因如此，飛盤弱化了在許多運動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的“男性氣概”，而被視為一種男女可以同臺競技的遊戲。同時，正如《三聯生活週刊》所報道的，部分玩家格外看重“飛盤美學”——玩飛盤的姿勢輕盈舒展，兼具力量美和線條美。

飛盤也開闢了一種頗具特色的社交空間。在足球、籃球比賽中，參賽者主要以相對固定的“隊伍”為單位進行訓練和比賽，從而和隊內其他選手結成密切的“隊友”關係。但在論及飛盤時，人們更多談到的是“飛盤局”——這是一種類似於劇本殺“組局”的構成方式，其中可能會有幾組互不相識的選手一同成隊參賽，並在比賽的過程中逐漸熟識。

概言之，正因“飛盤”適合於充當新中產階級“共同文化”的表達，它才在這一群體中流行開來。也正因新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在部分社交平臺上表現強勢且廣受追捧，飛盤運動的影響力也便由此擴散開來，逐漸形成我們當下所見的盛況。

飛盤的汙名化：不堪重負的“文化符號”

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飛盤運動充當了“新中產階級精神”的表達，進而成為了一種標定社會身份的“文化符號”，它才會不斷遭受包括“汙名化”在內的風險。在當前，飛盤運動面臨的主要風險可被歸結為二：首先，它有可能蛻化為一種純粹的“景觀”；其次，它可能被其他功利性目的“殖民”。

飛盤局向“拍照局”的轉變最好地說明了前一種風險。

作為文化符號的飛盤代表著廣受追捧的“新中產階級”生活方式，而在當下的“景觀社會”中，一個人是否能真正玩轉飛盤很少受到關注，重要的是他／她能否呈現出“參與飛盤運動”的“表象”，而這種表象又標定了一種備受欣羨的生活樣態。因此，正如媒體公號《外灘TheBund》的文章

《飛盤走紅、汙名化，我不敢說自己愛玩了》

所報道的：“在任意社交網路搜尋‘飛盤局’，大多數俱樂部都會表示價格包括請攝影師的費用。還有的專門以拍出美照為賣點，並會進行動作指導——這個指導不是為了把飛盤玩得更好，而是拍照的姿勢更好看。”這樣的“網紅擺拍”既是一種對文化符號的“挪用”，也是一種對身份界限的“僭越”和“解構”，也正是在這樣的解構之中，飛盤運動原本所承載的文化內涵變得越發單薄。

飛盤局向“相親局”和“社交局”的轉變則有助於說明第二種風險。

這項運動所標定的身份意味著一系列適於在“婚戀市場”和“社交市場”待價而沽的“搶手商品”：飛盤所吸引的“新中產階級”往往既有財富，又有閒暇，更擁有自律的品質和豐富的生活情趣。換言之，飛盤不僅是一項運動，更在特定的情境下充當著象徵性資本，“飛盤玩家”往往被視為合適的婚戀物件與社交夥伴。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將飛盤作為組建相親局、聯誼會的紐帶也便不難理解。也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功利性的目的“殖民”並“擠佔”了飛盤運動原有的文化內涵，使之成為一種服務於其他意圖的手段。

同時，恰恰是兩種風險之間的密切勾連使得飛盤運動易於蒙受“汙名化”的困擾。正因“飛盤局”有助於實現其他功利性目的，因而才會有如此多的人嘗試打造與飛盤有關的“表象”和“景觀”，藉以讓自己融入到以“飛盤”為名的“相親”或“聯誼”活動，並在其中有所斬獲。如此一來，所謂“飛盤媛”的出現和飛盤運動的“汙名化”也便接踵而至。經由對文化符號的挪用和塑造，他們得以逾越既有的身份界限，並以此實現象徵性資本的“原始積累”，攫取更多的文化和社會資源。

飛盤可能成為不堪重負的“文化符號”，圖/ic photo。

事實上，讓飛盤運動維持其“本真性意涵”，並促使其“健康發展”的關鍵恰恰在於進一步的推廣和“大眾化”。

飛盤之所以易於遭受“汙名”，正是因為其所標定的仍是一種帶有精英色彩的，只有“小眾群體”才能享受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獲得了“象徵性資本”的地位——對於飛盤運動而言，此種地位既是使之流行的關鍵，又是它的“不可承受之重”。

當下，飛盤的流行仍以“新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在社交媒體上的“強勢”為前提，但如要實現真正的“大眾化”和“國民化”，則需要讓那些無法在社交媒體上備受欣羨甚至發聲的群體也能享受到這門運動的快樂和真意。而一旦達成了這樣的“大眾化”和“國民化”，圍繞飛盤的“汙名”也就將迎刃而解。

本文參考文獻：

［1］ “三聯生活週刊”：玩飛盤，只是拍拍照這麼簡單嗎？：

https：//mp。weixin。qq。com/s/9gLx1WXBYMFagKAaHyh1sA

［2］ “新京報”：飛盤是啥？為啥突然這麼火？：

https：//mp。weixin。qq。com/s/D2BRu9SIT8hik4JpwHDY-g

［3］ “外灘TheBund”：飛盤走紅、汙名化，我不敢說自己愛玩了：

https：//mp。weixin。qq。com/s/7QLsJuL7iDvJDYJtdn04oQ

文/謝廷玉

編輯/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