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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沒有淪為失敗國家,是塔利班執政一年的最大政績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孫迦陵】

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進入喀布林,時任總統加尼出逃,尚未完全撤離的美軍只能狼狽加速。一片混亂中,阿富汗正式變天。

彼時對於塔利班的二度掌權,全球輿論場激烈對峙。在歐美的主流媒體與學術體系內,“哀嘆阿富汗的命運”是無庸置疑的政治正確,此派論述傾向強調塔利班的惡名昭彰、滿手鮮血,並會細數其1996年至2001年執政期間的種種暴行,包括炸燬巴米揚大佛、屠殺哈扎拉人與什葉派、大規模壓迫女性等。

而在亞非拉等非西方輿論場內,卻有不少人對阿富汗的變天拍手叫好,甚至將塔利班浪漫化為“阿富汗的解放者”,並稱此一政治變局為“阿富汗人民的選擇”。此派敘事往往強調美國扶持的前共和國政權如何腐敗無能,阿富汗政府軍如何編造“幽靈部隊”吃空餉,美國又是如何踐踏阿富汗的民族尊嚴等。

平心而論,兩種敘事都有市場,是因其都建立在一定程度的事實基礎上:塔利班的統治之術確實不怎麼高明,之所以會在2001年垮臺,除了美軍的強攻外,阿富汗反對勢力的裡應外合亦為關鍵;美國也著實在擊潰塔利班後強硬扶植了前共和國政權,而這一政權當中許多軍閥出身的政治精英,同樣手染鮮血、不比塔利班乾淨,腐敗更是習以為常。

但全球輿論場之所以為此激烈撕扯,塔利班的本質恐非癥結所在,敘事背後的輿論陣地鬥爭才是真關鍵:在以西方為核心的“自由主義”話語圈內,為了證成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強硬扶植傀儡政權的正當性,塔利班必須是十惡不赦的存在,尤其是在這套話語已因“阿拉伯之冬”、顏色革命而逐漸破產的當下,塔利班更要邪惡到底;而在亞非拉的反西方輿論場內,為了證成“自由主義”話語的虛偽、美國的長年雙標,塔利班的部分暴行會被選擇性淡化、甚至忽略。

簡言之,在阿富汗變天所引發的全球辯論中,塔利班的角色在許多時候只是填充敘事的工具。面對眼下“東昇西降”的國際格局變動,這幾乎是無可避免的發展,正如此次俄烏戰爭引爆的全球輿論博弈,在30年前冷戰剛結束、西方一片“歷史終結”的大勝氛圍下,同樣是令人難以想象的存在。

如今塔利班執政已屆滿一年,但上述輿論博弈格局仍在發揮作用,西方主流媒體持續以女權倒退、經濟萎縮、恐襲重演等敘事,描繪“淪為人間煉獄”的阿富汗;反西方輿論場則持續表彰“阿富汗終於獨立自主”、“人民安全感大幅提升”,來抗衡西方的輿論攻勢。

阿富汗沒有淪為失敗國家,是塔利班執政一年的最大政績

當地時間2022年4月18日,阿富汗喀布林,塔利班士兵在站崗。圖源:視覺中國

事實上,要對塔利班的執政給出黑白分明的純粹正反評價十分困難,阿富汗的特殊政經情勢與國際處境,讓塔利班的二度開局困難重重,其自身的意識形態立場亦是短期難移。

但平心而論,就執政一年的整體成果而言,阿富汗沒有徹底淪為中央失能、軍閥割據、內戰再起的失敗國家,便是塔利班的最大政績,而這包含了貫徹統治與經濟執行的兩方面成就。

阿富汗的政治形勢:“包容”但有限制 “安全”但有漏洞

在貫徹統治上,評價阿富汗政治尚不能以“成形的民族國家”為標準,而是要考慮其“國族整合不全”的現實。以2001年塔利班倒臺時的民意版圖為例,其主要支持者多為西南農村的普什圖人、毛拉、遜尼派保守勢力,但諸如城市居民與知識分子,便大多是塔利班的反對者;烏茲別克人、塔吉克人、土庫曼人亦然;什葉派穆斯林與哈扎拉人則因遭受塔利班迫害,而成了當然的反對派。

但以塔利班第一次執政的粗糙度來說,其之所以能維持政權數餘年,除了鐵血軍事實力外,民眾支援也是關鍵,而這表示光是普什圖民族主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所能動員的人群,便足以構成阿富汗民眾的相對多數。

簡言之,這個政權即便樹敵不少、統治方式也令人咋舌,仍是阿富汗經歷了殘酷近代史後,自屍山血海鎔鑄而出的第一批本土統治集團,擁有一定的阿富汗社會代表性,若非當年美國的強硬介入,其政權壽命或許還能更長。

然也正因垮臺的教訓,讓塔利班知曉了“統戰”的重要。故在美國強硬扶持阿富汗前共和國政權期間,塔利班持續向非普什圖人伸出招募之手,企圖以伊斯蘭的意識形態大屋頂,彌合民族主義的情感鴻溝。

以普什圖人佔比較低的阿富汗北境為例,塔利班拉攏了對政府不滿的烏茲別克、土庫曼武裝分子,並在巴達赫尚省與前競爭對手伊斯蘭黨接觸,結成了某種共抗世俗政府的同盟關係。由2021年塔利班的勢如破竹來看,多年“統戰”顯然不是白費功夫。

而觀察2021年至2022年這段執政期,塔利班的統治雙管齊下,一方面打壓並肅清反對勢力,一方面展現自己的“包容性”,如此不僅能最大程度維持統治集團的穩定,也是意在爭取國際承認。

在肅清反對勢力上,塔利班以壓倒性武力,迅速弭平潘傑希爾谷地叛軍與其他武裝組織,鞏固了對阿富汗絕大多數地區的實質控制,建立了安全秩序;在應對民間的反抗聲浪上,塔利班大力壓制言論自由與政治示威活動,但與前次執政的大規模血腥鎮壓、法外處決有所不同,此次執行方式大體是選擇性的逮捕、拘留、毆打和威脅,當然如此做法還是相當粗暴,但與塔利班的過往經驗相較,已算“人道細緻”。

例如在2021年9月各國人員相繼撤出後,塔利班便驅散了第一批全國抗議活動,其成員主要是喀布林和各大城的知識精英,以及阿富汗各地的婦女組織;接下來幾個月裡,策動示威、在媒體上批評塔利班的知識分子、媒體人、人權活動家等,紛紛被情報部門拘留,有些人只被拘留數天,有的則被拘留長達數月。

雖說多數人的結局都是平安獲釋,但這般恫嚇已然引發寒蟬效應,如今的阿富汗從媒體到學術界,皆開始自我審查。對只能留在阿富汗、無法遠赴海外的反塔利班人士來說,其必須學著適應新生活,並設法在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氛圍下求生。

而在展現政治包容度上,塔利班此次學會了適時“容納異己”,但依舊是“有所為與有所不為”。以烏茲別克人、塔吉克人為例,即便其可進入塔利班成為戰鬥人員,高階軍事指揮官的職位仍多由普什圖人擔任,塔利班高層依舊是普什圖人的天下,建政後的國家安全關鍵職位則由“哈卡尼網路”(Haqqani network)成員擔任。

如此現象引發了部分少數民族武裝的不滿。2022年1月,塔利班以涉嫌綁架之名逮捕指揮官馬赫杜姆·阿萊姆(Makhdum Mohammad Alem Rabbani),法里亞布省的烏茲別克人便群起暴動,原因是阿萊姆身為極少數擔任塔利班指揮官的烏茲別克人,在北境具有一定影響力,卻不僅沒高升還鋃鐺入獄。如此境遇誘發了烏茲別克人的普遍共情,認為自己正被塔利班過河拆橋、兔死狗烹。此次危機最後以塔利班大軍壓境、同時派出當地亦頗有威望的塔吉克指揮官前來勸說,才緩緩散去。

而哈扎拉人的待遇更差。當塔利班於2021年9月宣佈成立看守政府時,哈扎拉人既沒有出現在塔利班33名臨時內閣名單中,也沒能在全國34省、387 區中擔任市長或警察局長;在巴米揚、戴孔迪和加茲尼三個哈扎拉人聚居的省份中,哈扎拉人亦沒能擔任任何高階政府職位。

而後塔利班為展現自己煥然一新的“包容性”,爭取國際承認,便象徵性地任命兩位哈扎拉人:第一位是本在薩爾普勒省擔任低階指揮官的毛拉維·馬赫迪(Mawlawi Mahdi),其被派至巴米揚省擔任情報局局長,但不久後便被解職調任他處,據稱是因政府擔憂其身為哈扎拉人,“或許不能公正的與塔利班分享情報”;第二位是阿卜杜勒·拉帝夫·納扎裡(Abdul Latif Nazari),其被任命為阿富汗的經濟部副部長。

但與此同時,大量前共和國政府時期的哈扎拉公務員、法官,正被塔利班以“組織改革”為藉口強制解職;戴孔迪、巴爾赫、赫爾曼德、坎大哈和烏魯茲甘省等地亦出現大量針對哈扎拉人的土地掠奪,許多家庭的房產與農園被沒收,充作塔利班士兵與其支持者的“獎賞”,倒黴的哈扎人只能流離失所。如此現象,塔利班中央政府雖未必授意,卻也顯然沒能有效阻止。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塔利班的政治“包容”仍有條件,大抵是軍功越盛、反抗能力越雄厚者,獲得拉攏與優待的機率便越高。

例如與塔利班軍事合作多年的烏茲別克、塔吉克、土庫曼人,即便不能在中央與普什圖人平起平坐,卻仍有與塔利班喊價的本錢,且能最大程度避免塔利班基層士兵的劫掠;相較之下,哈扎拉人長年缺乏自己的民族武裝,能獲得多少政治與生存空間,皆須仰賴塔利班“垂憐”。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如若不是開放哈扎拉人參政有助改善塔利班形象、爭取國際承認與援助,馬赫迪與納扎裡的任命或許根本不會發生。

而女性權益也是如此。在外界看來,阿富汗女權或許是純粹的性別與個人尊嚴問題,但在阿富汗的歷史脈絡內,婦女政策本質上還是政治問題,即開明政策與保守政策,究竟哪一路線對執政者最有利。

阿富汗沒有淪為失敗國家,是塔利班執政一年的最大政績

當地時間2022年7月31日,阿富汗喀布林,一間空教室。阿富汗的大多數女孩已經很久沒有踏進教室了。圖源:視覺中國

平心而論,從塔利班的角度來看,開明女權政策的唯一短期好處,就只有改善塔利班國際形象、增加被承認的機率這一點,畢竟婦女同樣沒有自己的武裝部隊,與必須被拉攏的烏茲別克等少數民族武裝勢力不同;但壞處卻是顯而易見:第一,開明的婦女政策可能引發統治集團的分裂,破壞執政之初最需要的團結基礎;第二,在女權問題上展現開放,可能導致民間的伊斯蘭保守勢力質疑塔利班“捍衛信仰的決心”,並讓諸如“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IS-K)等恐怖組織漁翁得利。

故即便塔利班曾在2021年8月掌權之初承諾,將在伊斯蘭法框架下,確保女性受教育的權利,卻仍於今年3月23日宣佈,正式撤回開放女子高中的命令。

而這背後的政治邏輯,或與塔利班始終未得國際承認,且內部保守派以此為由反噬溫和派有關。雖說眼下大學教育仍在繼續,但若此令未改,未來阿富汗女童的最高學歷,將只停留在小學六年級。

文行至此,回顧塔利班執政一年的統治術:普什圖人依舊壟斷了政治核心,但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等少數民族的軍事參與機會,明顯高於1996年至2001年的前次執政期,其政治代表性也有所上升;哈扎拉人雖未如前次被塔利班系統性屠殺,卻依舊位處政治體系邊緣,且底層民眾要承受被塔利班基層剝削的風險;婦女權益同樣比前次執政改善,但明顯劣於前共和國政府時期,儘管塔利班認為自己已有“顯著改善與讓步”。

而上述架構看似安排了阿富汗政治秩序,卻仍有一股勢力自成一格,那便是屢次發動恐襲的“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此處簡稱“伊斯蘭國”)。

阿富汗沒有淪為失敗國家,是塔利班執政一年的最大政績

8月11日,塔利班宗教領袖哈卡尼在喀布林一所神學院的爆炸襲擊中喪生,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宣佈對此負責。圖源:視覺中國

如今的阿富汗盤踞著兩大恐怖組織:“基地”與“伊斯蘭國”,其中“基地”是塔利班的長期盟友,其在阿富汗的組織結構相對完整,並宣誓效忠塔利班領袖阿洪扎達,即現今的阿富汗最高領導人,其武裝勢力也與塔利班的“哈卡尼網路”有所合作,高層領導人更是相互聯姻,故“基地”並未在阿富汗內部製造恐襲,而是主要進行“海外作業”。

然“伊斯蘭國”與塔利班存在競爭關係,尤其是2019年“伊斯蘭國”在伊拉克、敘利亞的總部遭推翻後,其便將治理脆弱的阿富汗當成復興基地,大力招募當地民眾;但與此同時,也有不少“伊斯蘭國”戰士轉投塔利班,加上塔利班亦大力掃蕩“伊斯蘭國”,好維護自己“阿富汗唯一合法聖戰代表”的身份,往復之間,“伊斯蘭國”的壯大之夢似乎沒能實現。

但儘管如此,其仍具備持續發動恐襲的能力,而塔利班雖說善於掃蕩,卻對反恐的細緻作法十分生疏,故也無法完全遏止“伊斯蘭國”的騷擾式恐襲,使其演變為眼下阿富汗最難控制的安全陰影。

如今“伊斯蘭國”正在積極招募阿富汗的烏茲別人、塔吉克人、土庫曼人,利用的便是塔利班依舊濃厚的普什圖民族主義本位,及其引發的族群嫌隙,畢竟這一要求仍有市場。短期之內,“伊斯蘭國”恐將持續猖獗,而不諳現代反恐的塔利班,則必須與其進行一場艱苦的持久戰。

整體來說,當今的阿富汗政治情勢,在二代塔利班的統治貫徹下,形成了“包容”但有限制,“安全”但有漏洞的狀態。雖說西方所期待的“各族共融的包容性政府”短期之內不易出現,女權發展亦不樂觀,“伊斯蘭國”的威脅也無法立即根除,阿富汗卻終究沒有重演軍閥割據的失敗狀態,並在塔利班的政治肅清與拉攏並行下,成為一個政治相對一統的新生國家,安全狀態也是近十年來最高。

阿富汗的經濟形勢:沒有崩解但前景艱困

而在經濟形勢上,塔利班成功遏止了2021年8月以降的經濟危機,各式資料不再自由落體,但阿富汗的產業與發展前景依舊艱困。

而綜觀這場經濟危機的根源,約由以下幾大因素共同導致:

第一,西方國家以制裁塔利班為由,停止了經濟援助。早在前共和國政府時期,西方外援便在阿富汗GDP中佔比高達45%,如今一朝抽手,自會導致阿富汗的財政急劇萎縮、預算崩潰。此外阿富汗過往為提供民眾的基本健康、教育服務,同樣要仰賴大量國際援助,而這一架構亦受政治的改朝換代波及,導致基本民生受到衝擊。

第二,阿富汗央行有高達92億美元的海外資產遭到凍結,代理銀行更以反洗錢和打擊恐怖主義為由,停止了國際支付服務。此舉直接重創阿富汗企業支付進口貨款與結收出口貨款的能力,同時嚴重干擾了當地金融秩序,阿富汗央行無法穩定阿富汗尼和美元現鈔的供應,連帶引爆了國家規模的銀行系統流動性危機,影響企業和家庭的營運資金和儲蓄。此外出於對金融不確定性的恐懼,外界對阿富汗的投資信心也迅速下降。

第三,在恐懼塔利班的情緒驅使下,有數十萬難民逃離阿富汗,其中有不少是工程師、科學家等高技術人才。此一現象直接導致人力資本的大幅流失,且塔利班後續對婦女施加的就業限制,也會影響未來的阿富汗勞動參與率,衝擊國家經濟產值。

平心而論,任何國家遇上如此狂烈的經濟風暴,不論結局如何,過程都註定艱辛,更何況是阿富汗這般體質羸弱、發展全靠援助的國家。但就在塔利班一陣大刀闊斧猛力操作下,阿富汗硬是挺過了危機低谷。

首先,塔利班在入主中央後,便迅速對腐敗的大本營——邊境口岸體系開刀。在前共和國政府時期,邊境口岸檢查站(Borger Crossing Point)是油水豐富的大肥缺,也是各方政治勢力進行分贓的平臺。

據阿富汗共和國時期統計,全國邊境口岸檢查站的年收入約為2。45億美元,但中央和各省的權力掮客(例如阿富汗警察、國家安全部隊人員)皆會在官方過境點和路邊檢查站收取大量賄金,以包庇走私與未申報商品,侵吞金額估計超過7億美元,而稅金上繳的過程又會發生層層盤剝與貪汙,導致中央的實收稅金少掉不少。

但伴隨塔利班上臺,其開始對跨境貿易稅收進行監管,並整肅了邊境口岸官僚群,同時大量拆除過往供各省權力掮客收取賄金的路邊檢查站。一陣整頓下,出於對塔利班的恐懼,邊境口岸的官員腐敗現象大幅銳減,故儘管阿富汗的整體進口額急劇下降,邊境口岸的稅收收入卻依舊顯著,可見過往腐敗之嚴重。

第二,塔利班擴大了阿富汗的煤炭出口量,而這一舉措既涉及國內產業扶持,也與外貿體系的調整息息相關。前共和國時期,阿富汗在諸鄰國中與伊朗的貿易往來最積極,巴基斯坦居次;但塔利班上臺後,其積極改善與巴方的關係,拒絕向巴基斯坦塔利班(TTP)提供資金,同時表態願意輸出便宜煤炭,助力巴基斯坦的電力與水泥產業,此一提議對巴基斯坦頗具吸引力,畢竟若能由鄰國的阿富汗陸路輸入煤礦,其便不用依賴經海路而來的印度尼西亞與南非煤礦。

故在塔利班上臺後,阿富汗便開始向巴基斯坦大幅出口煤礦,數額是前共和國政府時期的兩倍,高達每年400萬噸;巴阿的貿易額亦直線上升,如今已超越伊朗。

阿富汗更是藉此賺取大量收入,畢竟在身為全球最大煤炭出口國的印度尼西亞於2022年實施出口禁令後,又逢俄烏戰爭爆發,如今的全球煤價接近歷史高位,塔利班從而持續提高煤炭出口價格,例如6月28日,阿富汗財政部便將煤炭價格從每噸90美元上調至每噸200美元,並將煤炭出口關稅上調10%,來到了30%的額度。

第三,塔利班保持了負責任的宏觀經濟和貨幣立場,在經濟制裁嚴重衝擊阿富汗金融秩序後,其下令除了聯合國的現金援助外,全阿富汗禁用外幣進行交易,也就是藉著強硬阻絕美元的流動性,來穩定阿富汗尼的幣值,同時限制每人提款數額,以防止銀行體系崩潰。

簡言之,藉著打貪反腐、擴大煤炭出口、控制金融秩序等手段,塔利班成功挽救了阿富汗經濟,避免崩潰浩劫的發生。

如今的阿富汗企業倒閉潮已然緩和,商品也已恢復流動,工資亦不再失控下墜,只是通脹率依舊居高不下,貧困與飢餓成為底層民眾的共同困擾,有的家庭甚至被迫販賣器官與女兒維生,首都喀布林街頭也出現大量身著布卡(burqa,塔利班時期的阿富汗女性合法著裝)的婦女,群聚一處席地而坐,懇求路人施捨其一塊饢(發酵扁麵餅)以充飢。不論塔利班再怎麼移山填海,阿富汗的經濟畢竟萎縮了20%至30%,短期之內著實不易重回2021年前的水平。

在此局勢下,禁毒政策的推行陷入尷尬境地。就阿富汗的特殊政經脈絡觀之,生產毒品不僅是經濟與產業問題,還是嚴肅的政治議題。

阿富汗沒有淪為失敗國家,是塔利班執政一年的最大政績

據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評估,2021年阿富汗境內共生產鴉片約6800噸,毒品收入達該國GDP的14%。資料圖

自1980年代起,阿富汗成了罌粟與海洛因的重要產地,所有武裝勢力,但凡其有意招兵買馬,幾乎無一不走上種植罌粟的結局,畢竟毒品的暴利實在過於誘人,北方聯盟的軍閥如此,塔利班亦然。

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 (UNODC)統計,2017年阿富汗毒品經濟的總價值,包括罌粟種植、加工成海洛因以及販運到阿富汗邊境,約在41億美元至66億美元間。而長年以來,毒品經濟的價值約佔阿富汗國內生產總值的6%至11%。

如此現象不僅加劇了腐敗,也導致了宏觀經濟的扭曲,但2001年以來,美國發動多次禁毒打擊行動,包括查緝毒品交易組織、大規模搗毀罌粟田、鼓勵農民改種其他作物等,卻往往功敗垂成,甚至適得其反。

一來,在極度貧困的阿富汗農村,除了種植罌粟外,農民基本上沒有其他謀生方式,根據美國阿富汗重建特別監察長(SIGAR)的資料,光2017年一個年份,罌粟勞動便提供全阿富汗59萬個全職工作崗位,超過了阿富汗國防和安全部隊的就業人數;二來,罌粟的種植與採摘勞動強度是小麥的五倍,故若大規模搗毀農村的罌粟田、改由小麥取代,其直接結果,往往是讓該村五分之四的農民失去生計。

故國際與阿富汗前共和國政府強硬的反毒行動,不僅沒能遏止罌粟種植,反將農民推向了塔利班一方:在尚未入主中央前,塔利班一向鼓勵轄下農民種植罌粟,畢竟其收入約有20%至40%來自毒品經濟。故在中央與美國嚴打下,不少田地被毀的罌粟農選擇投靠塔利班,甚至集體推翻支援反毒政策的村領導,要求塔利班前來接管。

從結果來看,美國與阿富汗前共和國政府的禁毒政策,既沒有讓塔利班破產,還在無形中替塔利班累積不少政治能量,當地方因禁毒政策逐漸與中央疏遠時,塔利班便將保護罌粟田化為自身政治資本,展開招募與動員。

而如今塔利班正式執政,雖說其曾向國際承諾嚴格禁毒,並也確實在2022年4月展開了幾次毀田行動,阿富汗被毒品經濟宰制的情況卻沒有從根本上改善。

一來遭受經濟重創後,依賴毒品經濟的底層農民只會更加緊抓這一浮木,避免溺斃;二來塔利班雖想爭取國際承認,卻也不可能為此因小失大,既自毀經濟基礎又得罪支援群眾。故在此局面下,要讓阿富汗禁毒無異於天方夜譚。

歸根結柢,阿富汗的改革需要時間,政治如此,經濟亦然。多年戰亂打亂了阿富汗的經濟發展規律,毒品經濟的橫空出世又讓這一國家的發展路線日益畸形,如今唯有從經濟體質上排毒,才有可能重回正軌,而塔利班鼓勵採煤便是出路之一。

雖說西方媒體紛紛批評,這是阿富汗陷入資源詛咒的前兆,但擺在眼前的選項就是這麼現實:阿富汗若不想繼續做毒品大國,便要設法從礦產等其他場域著手,如此一來國家才有招商引資的機會,也才能藉此改善經濟情勢,推動國家工業化、修繕基礎設施,同時開闢新工作崗位,讓毒品經濟的佔比有序下降,直到淡出。而諸如女權、反恐等問題,同樣要仰賴經濟條件的改善,才有可能迎來顯著成果。

塔利班執政的第一年,阿富汗成功度過了政治與經濟危機,但前方的征途依舊漫長。要準確評價塔利班的歷史地位,或許得看往後十年、甚至二十年的阿富汗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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