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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德國人那麼熱衷於搞“人權”道德審判?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海雯娜】

近日,中國領導人出訪沙烏地阿拉伯,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海灣國家以此為契機,同中國簽署了30多項合作協議。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德國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在海灣國家的形象不斷下降。這一趨勢在本屆世界盃比賽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卡達世界盃比賽中,德國隊在小組賽就遺憾地被淘汰出局了。與以往不同的是,本屆世界盃在海灣地區的伊斯蘭國家卡達舉辦,卻在德國遭到了民眾的抵制。

被抵制的理由是德國已經老生常談的“人權問題”。主辦國卡達被西方媒體指控不僅涉及國際足聯的腐敗,還需對上萬名勞工遭受到的剝削死亡負責。

雖然德國媒體已經澄清上述指控有較多誇大其詞的成分,但它仍然不能阻止人們對主辦國的批判。很多批判將矛頭引向了伊斯蘭國家對LGBT(性少數群體)運動的排斥上。

德國內政部長南希·費瑟(Nancy Faeser)和德國國家足球隊都使用了高調、毫不給顏面的方式對主辦國的社會管制和倫理價值展開了抗議。遺憾的是,這些激烈的政治表態並沒給德國足球帶來好運。德國足球隊是在廣大穆斯林的譏諷中離開賽場的。筆者仍然清楚地記著卡達民眾是如何在社交媒體上嘲弄德國“自以為是”和“雙重標準”。

為什麼德國人那麼熱衷於搞“人權”道德審判?

2022卡達世界盃E組小組賽前德國隊合影時以手捂嘴以示抗議。圖源:路透社

看到中國在中東地區不斷收穫信任和歡迎,而德國在海灣國家的形象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惡化,這很令我感慨。我經常在網路上看到中國網友對於德國的評價,他們認為德國對中國整體上非常不友好,德國總是傲慢地、自以為是地說教。

透過來自海灣國家民眾的反應,讀者能夠了解到,德國給其它國家帶來的這種感受並非只針對中國獨有。我認為非常有必要讓讀者瞭解為什麼德國社會總是給外界留下這樣的印象。

在本文後半部分,我會嘗試使用德國人習慣的方式來評價這種思想傾向。雖然這些改進建議是針對德國方面的,但是道德審判(moral judgment)傾向廣泛存在於不同國家的社會群體中,因此我認為分析其背後的社會心理具有普遍意義。

在中國,對於一件事是否符合道德的教育是如何開展的呢? 德國這類教育是透過哲學和宗教教育來達成的。德國的中小學生,在這類課堂上經常被要求解決一些道德困境。

我有一個16歲上學時記憶深刻的案例: 一個女孩發現自己購買的面霜裡存在有害成分,因此她偷偷回到商場把這個面霜替換成了較為廉價的另一類產品。老師讓我們在課堂上評價這一行為是否道德。然而,這種探討往往沒有標準答案,只要能夠自圓其說並且能夠援引一些倫理學原理和概念,就會得到較好的分數。但是這絕對不意味著德國的倫理教育是不分是非和對錯。

在我的記憶裡,倫理教學中唯一一項可以被稱為標準答案的是對人權的維護。德國對人權的維護是判斷是否符合道德的最高標準。這一標準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我們的憲法都將它寫進了第一條裡(人的尊嚴權)。

任何社會的意識形態都是來源於其獨特的歷史和文化。德國相對於其他國家的獨特歷史是其在20世紀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從而深深地傷害了這個世界。如何面對世界大戰、大屠殺的歷史是每個德國人出生以後無法逃避、必須接受的教育。因此德國人在國際互動中都必須要學會如何同過去那個侵略和種族主義的德意志做切割。

因此,很多德國人選取的最簡單的方法是大聲地喊出自己是人權維護者,從而希望外界能夠了解今天的德國已經同過去的德國不一樣了。不僅是人權,需要大聲維護的理念還包括民主、自由、法治這些德國和歐盟價值觀裡被清晰推崇的事物。

這種表態在德國社會的執行中實在過於重要,因此即便是一些所謂的“人權問題”充滿了爭議,甚至是不實的,只要是站在維護“人權”的立場上講話,即便是講錯了話甚至冤枉了好人,在德國社會內部往往也不會有任何嚴重後果。

相反,一個有身份地位的德國人如果在“人權問題”上發聲不積極、不堅定、不勇敢,他才真的會有一些麻煩。這就導致了人們寧可犯錯也不能在“人權問題”上有絲毫的退縮。在聯邦議會里,我們經常看到上述情景在議員們的口頭辯論之中得到證實。

在我經常關注的一些非政治類網紅頻道上,也有非常多的評論要求這些網紅對社會上的一些“人權問題”表態站隊。即便是這些網紅髮聲站在了人權維護的角度上,這些評論仍然要求這些網紅把語言落實到行動裡,並且時不時地懷疑這些網紅的發聲是不是出於本心。我的這一描述,或許可以幫助讀者理解為什麼德國對於難民問題採取了那麼寬容和歡迎的態度。

此外,在西方社會內部,德國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給予了一個特殊的角色,就是全球“人權”的守護先鋒,這是很多非西方國家民眾不知道的。

在人權和歷史問題上,德國受到了很多其它西方國家的歧視和道德脅迫。它們會透過內部的渠道(如智庫、媒體和社會精英)隱性或者顯性地施壓德國政府內閣、企業甚至個人,去世界各地為“人權受害者”出頭。相當一部分被這樣道德操控的人樂此不疲,但是數量更多的普通德國人是承受不住這樣的壓力的。

我曾經與美國某個人權活動家就中國的民族政策進行過十分激烈的辯論。當時他對我丟擲這樣一句: “作為一名德國人,你應該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的人都知道人權是多麼重要,而你在這裡為中國的民族政策進行辯護,怎麼對得起那些被納粹德國屠殺的六百萬猶太人?”

可能這句話對於中國群眾而言極其荒謬、缺乏邏輯,但是對於德國人來說此話的分量非常沉重。我只要稍微有一句話反擊不恰當,就極易讓我被指責為維護和同情德國納粹主義。這話居然一時讓我無法回答,還是我的中國朋友幫我解圍成功反擊。這類的案例是如此之多。曾經還有人在網上十分嚴肅地認為我是一個假的德國人,她的判斷依據就是因為我不像其他德國人那樣積極地“維護人權”。

就我個人感受而言,我作為一個德國人,尚無法區分另一個德國人高調地對“人權問題”進行發聲,有多大程度上是出於自己的本心善意,有多大程度上是社會輿論壓力的要求,還有多少是出於純粹的政治鬥爭所需。

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在德國對人權的維護是道德和法律的共同要求。人們透過表達出對人權的支援,來體現出對國家憲法和民主制度的政治忠誠。同時透過這一表態,將自己置於輿論裡安全的道德位置上。

德國在世界版圖中仍然是一個小地方,這裡沒有足夠的素材和故事來使得人們不斷開展政治站隊和立場表態。因此,轉向國際議題就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舉動了。

我認為這是德國所表現出來的對外道德審判的直接原因。遺憾的是,德國“人權問題”的探討越發偏離了改善人權的目標,而變得越來越像一個網路流量關鍵字。當一個國際“人權議題”出現時,各路人馬競相展示震驚,表態對人權的支援,但當其他的社會熱點問題產生時,沒有任何人再去關注那些人權問題。

上述情況確實被親美的大西洋主義者捕捉到了,但是他們提出的改進方案是更加激進地貫徹身份政治,站在道德高位上去審判他人,甚至協助傳播虛假資訊。

實際上,沒有任何國家的人能夠並願意接收這種說教,因為它暗含了被說教物件知識匱乏、智力昏聵、道德低下這樣的消極評價,以及批評者知識淵博、社會文明、道德優良這種積極描述。

當被批判的物件是一個地區的文化傳統和價值體系時,這種說教會惹惱目標國的主流民意。但凡瞭解人際交往的人都知道,這種坦率的對話只有在彼此高度信任之後,才可以在合適的場合說出來。如果確實有要求對方做出改變的強烈訴求,也應該是彼此關上門、在幕布後面以一種建設性的態度來嘗試溝通。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某些領域產生一些細微的改變。

德國很多人不用這樣的方式來溝通,說明他們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試圖改變對方,而是為了應對和討好德國國內的社會輿論。

當然,我認為德國精英階層確實有一部分別有用心的人認為口頭施壓會使得別人聽從他們,或許他們需要這種膨脹起來的巨大自尊來掩蓋自己能力不足所帶來的自卑。相對於這些愚蠢的人,那些在世界盃期間推動德國隊員捲入他國“人權問題”的人更加值得譴責。

為什麼德國人那麼熱衷於搞“人權”道德審判?

德國內政部長南希·費瑟佩戴彩虹色袖標坐在國際足聯主席詹尼·因凡蒂諾旁邊。圖源社交媒體

這些推動者堅定地認為,“人權問題”不容探討,因此敦促德國足球涉足政治和人權議題是絕對正確的。他們並沒有幫助我們的球員認真備戰球賽,而是讓他們深度捲入到同他國的政治和文化衝突中。遭遇比賽失利本來已經非常屈辱,組建毫無意義的“賽場道德十字軍”使得德國蒙受的屈辱倍增。

人權的很多內容是應該被探討的。中東的沙特、伊朗都在以自己的節奏慢慢適應著現代社會。這種改變速度或許不是德國人觀念中最舒適的,但是我們不能否認他們在以自己社會能夠接受的方式前進著。

雖然這些變化都有著伊斯蘭世界以外觀念的影響,但是真正的改變靠的他們國民內部之間互動(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衝突的),這是當地人自己的選擇。尊重這種選擇並報以耐心絕非是一種孤立主義或者對壓迫的綏靖。一旦我們成為了干涉者,卻在每次干涉後都不會去承擔干涉所帶來的風險和後果,這才是不道德的。

我始終認為,靠人權和價值觀來構建德國的國際影響力是一條行不通的路。德國雖然賠償了二戰期間的各國戰爭損失,卻像所有西方國家一樣擁有殖民主義原罪。

我們自認為透過鼓吹民主和人權價值觀就可以實現同過去的切割,從而構建起國際影響力,但這並不是廣大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歷史記憶。

不恰當的溝通方式、特別是武斷的指責,會使得他國人民迅速將我們同過去不堪的歷史相關聯,從而迅速消解掉我們在對外工作上做出的其它投入。從結果上看這是十分不明智的。我們的海外形象和影響力最好的時候恰恰是在低調地開展務實合作的時候。

而最近幾年,德國跟隨美國在世界各地進行戰爭干涉使得我們在發展中國家的形象不斷受損。目前德國政界和社會上一些被美國豢養的大西洋主義者,秉承著雙重標準,對美國監控他國公民、霸凌和非法制裁他國公民這些侵犯人權的事實卻視而不見。

迄今為止,歐盟和德國從來沒有就美國國內的人權問題制定過一部法案,也沒有推出過任何一項制裁措施。這種雙重標準本身就完全掏空了價值觀外交的道德基礎,因此它也根本無法產生其預想的國際吸引力,甚至都不足以凝聚歐盟內部成員國。

(文章作者及觀察者網感謝兩名匿名德國青年學者對本文提出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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