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33個商業城市因徵稅而來

16、17世紀間，明朝是世界上手工業與經濟最繁榮的國家之一，但當時由於受當時數學水平、管理水平等條件的制約，關於經濟統計資料還很稀缺，即使已有的資料可靠性也不是很高，當時的城市排名大多都是根據稅賦進行推算的，畢竟只有朝廷（中央）最後到手入庫的錢糧資料比較真實。所謂明朝最發達的33個商業城市也是根據明朝宣德年間要向全國商業發達城市徵收門攤稅而推測出來的。

自漢以降，中國曆代封建政府都實行鹽、茶等專賣制度，明朝繼承了這種制度，因此，鹽、茶稅是對商人徵收的一種特殊稅，也是明政府財政收入的大宗來源。它們有別於一般常規性商稅，故此明朝所論商稅不將這二項包括在內。

明代商稅稅種大體可分為買賣交易稅（亦可稱營業稅）、關稅、門攤稅、儲藏稅等。交易稅為從價稅。

洪熙元年（1425），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的建議下，朝廷始徵市肆門攤稅，即對各城鎮“開張店鋪之家，審其生業，分別等則”，進行徵稅，這是向坐賈或攤販徵收門面或攤位稅。

宣德四年（1429），朝廷以“鈔法不通，皆由客商積貨不稅與市肆鬻賣者阻撓所致”為由，在設立鈔關的同時，令順天、應天、蘇、松、鎮江、淮安、常州、揚州、儀真；浙江杭州、嘉興、湖州；福建福州、建寧；湖廣武昌、荊州；江西南昌、吉安、臨江、清江；廣東廣州；河南開封；山東濟南、濟寧、德州、臨清；廣西桂林；山西太原、平陽、蒲州；四川成都、重慶、瀘州，共三十三府州縣，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加五倍（摘自大明會典）。雖朝廷表示，倍加門攤等稅，“候鈔法通止”，但事實上，門攤一稅終明未止，且成為常例正課。但這33個城市則可被認為當時經濟最為發達的城市。

明朝最發達的33個城市與今日所在城市對照

江蘇自古繁華，明朝為國家主要稅源之地

明朝33個商業重鎮，經過幾百年風風雨雨，有的依然還是今日中國的經濟中心如北京、南京、蘇州、上海、廣州、成都、濟南、武漢、重慶等，但有的地區就已經開始全面衰退了，不僅在全國即使在本省都已經沒有她的位置，如山西的蒲州、山東的臨清、江西的清江。

如果將明朝最發達的33個經濟城市，按今天行政區劃來看下分佈狀況，江蘇在明朝時經濟發展水平真是一枝獨秀，擁有7個城市，再加上從近現代拆分出去的松江府，可以說有8個了。而就是在今天江蘇省也排在全國第二，僅次於廣東省。江蘇真可謂自古繁華。

江寧織造博物館

現在的山東省和江西省都佔了四個，明朝時山東省處於王朝交通大動脈京杭大運河沿岸，商業繁榮出現了臨清、德州及濟寧這樣全國聞名的商業城市，山東省擁有四個城市也在意料之中，即使在今天山東省的經濟同樣排在全國前列。

與明朝的繁華相比，現在的江西省遜色不少，其實江西省的繁華的從宋朝就開始了，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文化上，江西的稅賦、科舉和名人比例上，宋明兩代在全國都是名列前茅。然而江西省在清代，特別是晚清和民國時期，江西省開始全方位衰退，而被周邊的湖南、湖北及廣東超越。

山東臨清運河鈔關

浙江、山西也都有三城市列為商業重鎮，山西省的商業力量在明代還不是特別顯山露水，晉商的崛起到清代才達到了巔峰，以晉中谷地為主的幾個縣，幾乎成為了全國的金融中心 。

浙江與江蘇並稱江浙，杭州、湖州、嘉興與上海以及江蘇的蘇州、常州同處於長江下游平原地區，說著相同的方言，是中國文人中的理想王國，共稱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