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工作所需，我經常去位於舊金山的天行者牧場，該處建有喬治·盧卡斯創辦的音效工作室，許多名聲遠播的電影都在此進行配音工作。總之，那裡極其遼闊，根本無法搞清楚佔地範圍有多廣。詢問工作室的員工也僅得到“這整片山頭都是的”之類的答覆，各工作室零散地坐落其中，還有鹿四處奔跑。如果發生火災時才請求消防隊前來滅火，肯定來不及，因此天行者牧場內也設定有私人的消防局。這裡就是如此遼闊。

在這寬廣的工作室當中有一個秘密小房間，據說盧卡斯本人偶爾會待在那裡。那是一個類似閣樓的房間，外界完全不知道如何前往。音效工作室的某面牆可以像忍者機關般突然開啟，裡面設有電梯，那是通往秘密小房間的唯一路徑。

想必各位會好奇我為何知道這件事。那是因為我曾經與盧卡斯在那裡見過面。之前我在天行者牧場進行《攻殼機動隊2：無罪》（2004）的配音工作時，有工作室員工跟我說：“盧卡斯說他可以跟你見個面，但是你不可以帶任何人。”那扇通往秘密小房間的門開啟後，我從盧卡斯的直屬員工，也就是“盧卡斯親衛隊”工作的房間旁邊走過……真有種“謁見”的感覺。

就這樣，我見到了盧卡斯本人，他看起來一點都不快樂。提到喬治·盧卡斯，這位很可能是現今年輕一輩影像從業人員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之一。不過那天他除了臉色欠佳之外，說話口吻也很陰鬱。在談話過程中，他也沒提到任何會讓人對未來抱持夢想的內容。我當時不由得懷疑眼前這位大叔真的過得幸福嗎？

除了喬治·盧卡斯之外，我也遇過其他被歸類為“人生贏家組”的人，但是看過這些人的生活，即便他們想跟我交換人生，我也沒那個意願。他們實在都不像是人生贏家。老實說，就我的勝敗觀來說，把這些人當成目標沒任何意義。也許這聽起來有點酸葡萄、不服輸的感覺，不過就某個意義來說，他們是在自己的人生中，把自己給毀了。不管是誰，只要沒事先預約就見不到他們，因此他們連朋友都沒有。除了自己之外，就連家人身邊也都隨時配有保鏢保護。詹姆斯·卡梅隆隨身帶著一名身形魁梧的黑人保鏢。曾經我們一行人事先與他敲定時間，前去與他見面時，就被那位黑人保鏢給攔下來，並質問說“你們是幹啥的？”“我們是來見卡梅隆的。”結果得到的迴應是“咦？你騙人！”（笑）。

成功總是需要連帶揹負著許多負擔，譬如每天會接到兩百通以上的推銷電話，或是長年被數百件抄襲剽竊方面的官司纏身等，著實無法感受到絲毫自由。或許有人會對此欣羨不已，但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正常的人生。雖然我所知道的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可是每當看到或是聽到上述情況時，就會讓我認為“這不正常”的想法更加堅定。

常常會有日本的電影導演或是演員將“我的目標是好萊塢”這句話掛在嘴邊，而我對將進軍好萊塢作為最終目標一事持保留態度。難道只要前往好萊塢工作，就可以稱之為成功嗎？或許就演員的角度來講，比如像渡邊謙、淺野忠信那樣，在好萊塢拍過一兩部電影就已經算是成功了吧……

在執導《攻殼機動隊》（1995）之後，我也曾經在好萊塢待過兩三年的時間。但是老實講，作為一位日本導演隻身前往好萊塢，在那裡幾乎沒啥好事。因為日美兩國的體系可謂是截然不同。

即便在好萊塢製作過電影，也沒什麼好拿來說的。平常在日本，我製作一部電影的經費大約都落在兩三億日元，而地點換到好萊塢，其實也就是將經費提高到五六十億日元，或有時提高到一百億日元罷了。如果能以如此龐大的經費來製作電影，我當然也會想要一試，不過若因此把在好萊塢拍電影當成目標那可就沒什麼意義了。

這與在奧運會賽場上奪取金牌的意義完全不同。的確，對運動員來說，在奧運會奪金，乃至於重新整理世界紀錄會是他們的目標。但是換成一位電影導演，是否獲頒好萊塢的最佳導演獎，與他是否實現了身為導演的目標全然無關。

即便是獲頒了金棕櫚獎5、奧斯卡金像獎6，之後是否還能繼續拍“自己的電影”將會是個問題。雖然我沒有仔細統計過，但是我想那些受獎人當中大約有七成都銷聲匿跡了吧。比如以流星之姿橫空現世，因《性、謊言和錄影帶》一片獲頒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的史蒂文·索德伯格，在那之後也轉任製片人，併成為全好萊塢最會賺錢的人之一。但是為什麼他非得要接拍《十一羅漢》不可呢？那根本不可能會是他想拍的電影啊！

對我來說，所謂“導演的勝利條件”若是要為了賺錢而勉強自己去拍一些符合好萊塢口味的電影，就沒有任何意義。在本書當中我將會大量提到這方面的內容。

曾經，我被外界稱作“小眾的帝王”，譬如在我執導《天使之卵》的時期，完全沒有必要去思考何謂“導演的勝利條件”。但是當我執導的《攻殼機動隊》於美國《公告牌》雜誌奪下錄影帶排行榜第一之後，可說是舉世譁然，也開始會有許多人跑來找我，跟我談許多事情。我的生活因此大大改變，開始飄散著一股紙醉金迷的味道。雖說如此，我在做的東西本身還是沒有任何改變。自那時起，我開始會去思考，自己身為一介導演最為重要的事情是什麼？什麼又是導演的勝利條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