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太宗有鑑於唐中葉以來藩鎮割據的教訓，盡收兵權，守內虛外，留下了一支精悍的禁軍屯居京師充任趙氏皇族的保鏢。這支軍隊的數量必然要與駐防邊境的軍隊相匹配，這樣，隨著對遼、夏用兵，軍隊總額日漸龐大，真宗朝達到431000人，已比太祖時增加了一倍；仁宗時增至826000人，又比真宗朝多了近一倍，再加上40餘萬廂軍，總兵力達到1259000人。100多萬軍隊，對付個把戎狄草寇應該說不成問題吧，可事實卻是邊界烽火連綿，內地兵變民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

建國至70年，太祖選拔的壯士早已歸天，新招募計程車兵訓練鬆懈，而且他們多是官員遵照祖制，在旱澇凶年從山林田野收容來的，其參軍的目的主要是按月領糧，填飽肚子。因此，派上戰場，毫無鬥志，留在內地，則遊手好閒，軍餉稍有不濟，即能釀成叛亂之禍。加上“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領們對部屬的操練和裝備也不用心，臨戰又要向朝廷討要《陣圖》。搞來搞去，素稱擁有世界第一軍隊的宋帝國不僅邊境守衛連告失利，被夷狄騎兵揍得屁滾尿流，非靠進貢錢帛不可維持。就國內而言，也是兵變民變年年發生，十數人落草為寇即能橫行州縣，佔山為王。

實際上，早在真宗皇帝即位之初，便有人發出了這樣的警告。一位親眼目睹了太宗皇帝將一萬多名舉子浩浩蕩蕩地引入崇政殿的翰林學士王禹偁，在鹹平元年（998年）遞交的一篇奏札中回憶說，自己登科前居住山東，州官僅有刺史一名，司戶一名，後來又增加了一名團練推官；到太宗時，新增通判、副使、判官和推官，不久又來了監酒稅算4名財務官員。他指出：官員增加，而田稅卻在減少，一州如此，天下可知。然而，初登御榻的宋真宗先是陶醉於親征和戎、撫平北疆的歡悅中，繼而又忙碌於東封西祀之類的宗教活動，顧不上這些。

而且根據權三司使丁謂所作《景德會計錄》，京師倉廩雖不像漢武帝初年那樣糧食露溢於外，仍然是充盈有餘的。所以大可不必為官僚隊伍的擴大擔心。有人後來作了統計，宋初三班例員不及300，到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以後，增至4200餘員，到富弼離開人世的神宗元豐年間，更增至11690員。這些新增加的官員，多是來源於三年一屆的貢舉進士及特奏名，也有相當一批是幹部的親屬，因為本朝規定，每逢南郊大典或新皇登基，臺省官六品以上，其他官五品以上，均可恩蔭1-6名子弟做官；大臣退休或去世，亦可經朝廷核准，讓若干遺屬進入官僚階層。

天禧元年（1017年），前宰相王旦去世，朝廷根據其遺願，一次就授予其子、弟、侄、外孫、門客、故吏十餘人為官。士大夫感激本朝的皇恩浩蕩，同時又為這一恩惠帶來的官吏氾濫成災的現實愁嘆不已。成千上萬新科舉子湧入朝殿，勢必給帝國的人事安排帶來極大麻煩，巨大的官俸開支也給財政部門造成沉重的負擔。因為無論如何，現任官員離任、退休及死亡的速度也趕不上三年一屆貢舉考試所收進的新生力量的增長。加之本朝又有一項磨勘制度，文官三年一審，武官五年一察，若無大的過錯，就應轉遷，循資增俸。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定百官俸22等，至仁宗嘉祐間著《祿令》，“自宰相而下至嶽瀆廟主簿凡四十一等”。

譬如元豐以前官員的服飾，九品官只能穿青色公服，黑色革帶；升至七品，公服換為綠色，腰帶也變成銀錡；升至五品以上，可著硃色公服，佩金帶；一旦得進兩府大臣（中書、樞密首腦），位居三品以上，則穿紫色公服，系玉帶。凡服朱紫公服的官員，還可佩金飾魚袋，袋內裝著魚形符牌，表明本官已是受皇上器重的高階官員了。賜金紫，乃是所有在朝官員夢寐以求的事。為了謀取官階，巴結上司，攻擊同僚，乃至諂媚聖上，便成為在朝官員競相效法的事。

仁宗時出了這樣一件奇聞，就在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因“越職言事”被髮落到饒州的那一年，兩位資深文臣——王宮待制王宗道和權三司使王博文，先後找到皇上傾訴苦衷，一位自稱侍候王爺20年，官品卻紋絲不動；一位哀嘆眼看快要老死，怕沒指望登進兩府之門了。兩人哀怨悱惻，說得仁宗不忍，沒過幾天便分別升任他們為龍圖閣學士和樞密副使。時人改唐張祜詩諷喻道：天章故國三千里，學士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