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朝歷代的亡國之君中，崇禎絕對是極為特殊的一個，他雖是事實上的亡國之君，但卻並非禍國殃民的無道昏君。崇禎是個非常複雜的皇帝，他繼位之時大明已是搖搖欲墜，這個責任並不在於他；然而相較於歷史上的亡國之君，崇禎手中的牌卻也沒有爛到不可收拾，偏偏在他的勤勉治理之下最終迅速滅亡，這個鍋他是甩不掉的。

由於從未經過系統性培養，崇禎能力極為有限

崇禎的勤勉是毫無疑問的，然而由於能力實在有限，大明的情況不僅沒有好轉，反而開始持續惡化。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源於崇禎從未經歷過系統的培養。

朱由檢本與皇位無關？

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對皇位的傳承順位有著明確規定，“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奸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毋動，遣信報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奸臣”。因此，作為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的異母弟，朱由檢原本已經註定與皇位無緣。

明朝的王爺本就是閒散王爺，註定與皇位無緣的信王朱由檢自然也就沒有經歷過系統的培養，這是造成其能力有限的主要原因。當天啟七年（1627年）兄長朱由校突然去世，朱由檢成為皇帝，一個16歲的少年，要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治理如此龐大的國家，壓力可想而知。同時，當時的大明已經是風雨飄揚，並沒有給他足夠的適應和學習時間。

崇禎並未經過系統培養？

在執政期間，朱由檢的這一缺憾被無限放大，“勤能補拙”顯然並不適用於治理國家。例如他雖然看到了閹黨對於國家的損害，但卻並未考慮到朝廷勢力的平衡問題，最終反而導致朝廷局勢持續惡化；又如在平衡“攘外”和“安內”關係上，在數次有機會徹底剿滅農民軍的情況下，卻將軍隊調去抵禦後金，使得農民起義軍多次起死回生，士兵疲於奔命，卻最終被雙線作戰拖死。

太過急功近利，不能持續貫徹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崇禎前後執政不過十七年，然而卻先後更換了五十多位閣臣，導致朝政極度混亂；而前線將領更是走馬觀燈一般的頻繁撤換，結果空耗本就不寬裕的財政，反而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

在才人方面，明末時期並非無人可用，陳奇俞、洪承疇、熊廷弼、孫承宗、盧象升、孫傳庭、趙率教等人均可堪一用。如果崇禎帝能夠知人善用、寬懷對待，這些人完全可以發揮出應有的作用。然而，崇禎在啟用一個人時，雖然能夠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卻不能長期貫徹，由於太過急功近利，在看不到效果之後，便又會迅速否定掉之前的決策，再度更換人選。

例如，在平定農民起義時，崇禎先用楊鶴主撫，後用洪承疇，再用曹文詔，再用陳奇瑜，複用洪承疇，再用盧象升，再用楊嗣昌，再用熊文燦，又用楊嗣昌，結果雖然數次重創農民軍，卻始終未能將其徹底剿滅，反而使其總能起死回生。

再如任用袁崇煥方面，就因為袁崇煥一句“五年平遼”，崇禎初期對他的確信任有加，要權給權，透過撤巡撫、罷內臣、賜尚方寶劍等方式，將其權力最大化；要錢給錢，當時國家的大部分收入全部流向了遼東；極力支援，即使袁崇煥擅殺毛文龍，崇禎仍然認可了他的做法，並未對其進行任何懲戒。然而，就在毛文龍被殺四個月後，“己巳之變”爆發，後金軍隊殺到北京城下，導致崇禎對袁崇煥失望到極點，又將其迅速處死，結果導致遼東局勢再度惡化。

崇禎這種用人策略，頻繁更換大臣，不僅沒能取到預期效果，反而使得朝廷政策持續貫徹，最終落得個一事無成的下場。

也曾嘗試改革，不僅沒能取得預期效果，反而致使動盪加劇

明朝末期，朝廷面臨的局勢已經極為危險，而朝廷當時遇到的最大難題一方面源於朝廷腐敗，另一方面便源於財政匱乏，崇禎事實上也曾嘗試改革，意圖扭轉這一局面，然而不僅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反而導致動盪持續加劇。

在改革朝政方面，崇禎最大的動作便是瓦解閹黨。然而，正如前文所說，他雖然看到了閹黨和黨爭的危害，但卻並未仔細考慮閹黨存在的價值，結果雖然將閹黨徹底剷除，全面削弱的廠衛職權，然而不僅沒有消滅黨爭，反而使得文官在失去監察之後更加為所欲為。我們以浙江的茶稅為例，天啟年間時尚有二十餘萬兩，而在茶監撤銷之後，到崇禎十年時，竟然下降到了每年十二兩白銀。

而在財政改革方面，作為以農業稅為主的國家，由於明末時期土地兼併極為嚴重，佔有大量土地的官僚階級卻可以用各種方式合理避稅，在工商雜稅無法支撐收入的情況，所謂的“開源”反而是將壓力壓在了普通百姓身上，導致百姓怨聲載道。而在“節流”方面，各級官員為了避免自身利益遭到損失，卻將基層“公務員”作為了節流主要群體，結果導致他們被大量裁撤，例如李自成本是吏員，收入本就微薄，被裁撤之後，走投無路的他只能殺了債主，最終變成亂民，且對朝廷懷恨在心。

由於當時朝中文官集團勢力太過龐大，崇禎的改革最終誤入歧途，不僅沒能使得朝廷局面好轉，反而加劇了天下的動盪。

綜上所述，嚴格來說崇禎並不算是一位昏君，而只是一位才能較為平庸的君主，可他偏偏又太過勤勉，結果不僅無法扭轉局勢，反而加速了明朝的滅亡。這是崇禎的悲哀，同樣也是明朝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