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建立是幾個“老哥們”白手起家，在刀光劍影中一步一個腳印艱難跋涉出來的。他，一個鐫刻進歷史長河中的一代豪傑，是大明開國六公位列第一的人，他手持鐵卷丹書，他功勳赫赫，他聰明一世，卻仍舊沒能逃脫被滿門抄斬的命運。

究其原因這是偶然中的必然，是李善長命中註定的。

首先，上千年來，封建帝王“家天下”的統治傳承不得不讓君臣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這是一種政治取捨，在帝王的心中是有一杆秤的，那是關於“家天下”還是“國天下”的個人政治主張的一場鬥爭博弈。李善長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位列六公之首，手握丹書鐵券這足以證明了他不朽的功勳和重要的政治地位，但在皇帝的心目中，這些又都是次要的，統治者自身穩固的政治統治地位，家族利益才是最為關鍵的。而李善長的卓著卻恰恰動了皇帝老兒的乳酪，讓朱元璋感到了威脅，這種威脅感事實上是源於朱元璋出於草根階級的自卑心理，在功勳卓著的李善長面前，高高在上的皇帝陛下朱元璋是自卑的，所以一個能讓皇帝自卑的人他的命怎麼會長久呢？

其次，李善長是存在性格缺陷的，這也是他招致殺身之禍的原因。李善長被《明史》批評為“外寬和，內多忮刻”“”貴富極，意稍驕，帝始微厭之”。他待人接物常常令人反感，對周圍的人也很苛刻，是一個不討喜的角色。人們都說只要是有才的人都有一種桀驁不遜的氣質，他自身的出眾也讓他對周遭有著一種自然的鄙視，而這種骨子裡的驕傲和自信正是他不得不死的原因。

自信的人往往苛刻，這種苛刻不僅是對自己的，更是對周遭人的，而李善長對同僚的苛刻同樣也是他對自己的一種苛刻，只可惜這種苛刻是幕僚和皇帝不願意看到的。一個自信到苛刻的人，往往會自作主張，而這又恰恰是皇帝所忌憚的。在朱元璋生病的時候，李善長對一些政務自作主張，即使那些主張是為國為民的，但在朱元璋的心目中李善長卻是不可控的，甚至是僭越的，這種僭越是領導與被領導者之間最大的間隙，但是李善長卻沒能第一時間對自己的自信有所收斂，韜略上的卓越是外在的能力，而上下級之間內在的剋制與收斂，李善長還不太懂。事實上許多人之所以失敗，往往是沒有注意到自身的那塊短板，而李善長的短板就在於骨子裡的那份韜略與自信。雖然他很聰明，知道功成身退的道理，但是當一個人太聰明的時候，他越聰明的離開，就越顯得刻意，就越會令帝王憂心忡忡，直至惹來殺身之禍。

當然，李善長是死於胡惟庸案的貪腐案，受到胡惟庸的牽連，一家七十多口命喪黃泉，這無疑有些冤，但所有看似偶然均為必然。胡惟庸案只是李善長眾多性格軟肋，政治手腕不夠純熟而最終招致禍端的導火索，突破口。但聰明如李善長，他是不會輕易被捲進胡惟庸案的，所以聰明的李善長以為只要自己選擇中立就可以高枕不憂，只可惜一個必死之人無論他如何做出政治站位，他都得死。

朱元璋以李善長雖是皇親國戚，明明知道有叛逆陰謀卻向自己檢舉，而選擇徘徊觀望，心懷兩端，大逆不道為由將李善長一家滿門抄斬，之後還引來天象之說給帝王殺忠臣找到一個更加似是而非而又不得不殺的“天理”，再加上李善長曾經的苛刻讓他在官場得罪了不少人，人們自然落井下石，所以李善長就這樣在一夕之間跌落神壇，從功臣變為逆臣。可以說他的死是一種必然，是政治角逐下自然少不了的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