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夏王朝的地望、夏朝的歷史、華夏文化的發源地一直是中國歷史研究與考古學研究中的一個懸而未決的難題。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明確記載於中國的文獻典籍中，但近代興起的西方考古學卻無法證明中國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夏王朝的存在。之所以產生如此狀況，是因為從中國考古學誕生起，夏王朝的地望就被人為地定在黃河流域的河洛地區，以至於在二里頭遺址尋找的最多3700年曆史的二里頭考古遺址，因進入文獻典籍記載中的夏王朝時期，而被作為夏王朝國都的重點研究物件，從而遮蔽了在其他地區對夏文化的研究。
如果
我們對歷史典籍中記載的“夏”進行深入細緻地研究，基本可以排除黃河流域河洛地區夏王朝存在的可能，夏王朝、華夏文明存在於淮河流域塗山地區更具現實性、真實性。
對二里頭遺址的夏文化研究，主要依據來自於司馬遷的《史記》中的一句話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
。這雖然是《史記》中的原文，但卻是違背司馬遷作為一個嚴謹史學家的寫作筆法，最大可能是被後世新增或篡改的語句。《史記》是在司馬遷去世十多年後才被公開出版，存在被修改篡改的可能性。司馬遷是被漢武帝嚴重迫害的史學家，說明司馬遷創作《史記》與漢王朝當權者的意識有嚴重衝突的地方，後人在出版《史記》時改動或添加個別語句是完全可能的。
夏商周三朝，至今仍是我們歷史研究與考古研究的未解之謎，司馬遷也無明確具體詳細的認識，因此，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的這句陳述，夏商周三朝皆在“河洛之間”建都，嚴重違背司馬遷的寫作風格。事實證明，西周在豐鎬建都，不在河洛之間；殷商在安陽殷墟建都二百多年，不在河洛之間；夏王朝在哪建都，至今是個謎，司馬遷如何會記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這嚴重違背歷史事實。中國歷史學家與考古學家又是如何認定司馬遷這句話的真實性並得出夏王朝是在河洛之間建都？因此，把河洛之間的二里頭考古遺址定位夏文化的重點研究物件是徹頭徹尾的錯誤；附會為后羿代夏或夏桀的都城，更是無根無據，讓人不可思議。
《左傳》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敘事完備的編年體史書。其中隱含有許多對夏王朝地望的記載：“夏之興也以塗山”“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楚失華夏”“徐夏故也”。
這些記載，無不將大禹奠定建立的夏朝，指向淮河之濱的塗山地區。
淮河塗山地區正是古代徐國的地域，是徐國的傳統控制地區；徐國的建立直接來源於淮河塗山
。
徐國國君徐偃王是徐國曆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倡導“仁義”而著名，是儒家仁義思想的代表人物。《徐偃王志》記載，在西周周穆王時期，“徐處漢東，地方五百里。
既受命天子，乃弛戈甲之備，墜城池之險，修行仁義。被服慈惠，視物如傷，以懷諸侯。諸侯贄玉帛死生之物於我者，三十有六國。是共戴君為王
。”，成為東夷地區、淮夷地區諸侯的共主。
“穆王六年春，君朝於京師。是時徐戎方偪，天子分東方諸侯，使君主之，是始錫命為伯。
君通溝陳、蔡之間
，得朱弓朱矢。”徐偃王受周穆王的冊封，成為東方諸侯的首領，管理西周東部地區，向我們傳遞了一個歷史史實：
徐偃王的徐國國都是在陳國、蔡國接壤地區，靠近陳國、蔡國的地區
。
這一地區正是筆者前期研究成果的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遺址，其距離淮河塗山北一十五公里處。
徐偃王“
為政而行仁義
”統領著東方諸侯，引起了南方楚國的嫉妒與算計，受到楚國的武力侵犯，“穆王三十五年，楚人伐我。君曰：“吾聞之也，君子不處危邦，賢者不顧榮祿。吾其去之。”去之彭城，民從之者數萬人，居之，是為徐山。”徐偃王寧願失去徐國土地，也不願意徐國百姓、楚國百姓、周天子百姓生靈塗炭，以百姓的生命來換取徐國領土的完整、成就個人的名譽。
徐偃王以土地換取百姓生命安全的歷史事件，不僅記載於《徐偃王志》，也廣為流傳於北淝河四方湖古城當地百姓的民間傳說中，是四方湖古城歷史流傳下來僅有的民間歷史傳說
。雖然四方湖古城百姓代代相傳留下了這個歷史傳說，但對傳說背後的歷史記憶已一無所知，這也是筆者確定四方湖古城遺址為徐偃王徐國國都的唯一確定的可信可靠線索與證據，是史料記載與民間傳說完美的印證，是中華民間傳說反映華夏曆史的真實案例，值得中國歷史學家與中國考古學家深入細緻地研究。
四方湖古城的地理位置緊鄰陳國蔡國，才是徐偃王“君通溝陳、蔡之間”成為可能，具有現實性，這是四方湖古城為徐偃王徐國國都的又一證明。而歷史研究中把婁林定為徐偃王國都的結論，就顯得不現實與不合理，其距離陳國蔡國遙遠。
徐偃王在楚國的武力進攻下，失去了對塗山地區的控制，卻為周穆王的軍事與政治進駐淮河流域塗山地區，提供了合理合法的理由，成就了周穆王的“塗山之會”，促進了淮河塗山文化華夏文化進入西周統治階層，為華夏文明走向中華大地提供了契機。
楚國對徐國塗山地區的窺視與垂涎，使得徐國與楚國之間為爭奪淮河塗山地區，發生了多次領土戰爭。之所以楚國不惜一切手段奪取徐國統治下的淮河塗山地區，是因為“楚人惡我之即諸夏也，尋師於我”。《徐偃王志》記載：“惠之九年，我有諸侯之師。即成，以女妻齊桓公。及桓公將觀兵召陵，使我取舒以通道於楚。
楚人惡我之即諸夏也
，尋師於我。桓公既為牡丘之盟，使大夫援之。師退而楚師至，是以有婁林之敗。”
《左傳》中記載的“
徐夏故也
”，如果還讓歷史學家有不同的理解，那麼《徐偃王志》記載的“
楚人惡我之即諸夏也”，簡明扼要地重申了徐國既是“諸夏”、徐國的地域既是夏王朝地域、夏王朝的地理位置就在徐國境內、徐國的人文才是夏王朝的人文，徐偃王的仁義思想直接繼承於夏王朝的夏文化。
徐國的“我之即諸夏也”是中國文獻典籍中絕無僅有的明確陳述夏王朝地望的記載
，只有徐國境內的、與夏時期相當的考古遺址才有可能是夏朝國都。
淮河塗山地區、徐國國都、夏王朝國都三者的地理重合點，正是夏水北
淝河
的四方湖古城
。
“楚人惡我之即諸夏也，尋師於我”，楚國強佔了徐國的淮河塗山地區，得到了華夏土地，擁有了“華夏”。當楚國與陳國蔡國發生戰爭，陳國蔡國在諸侯的幫助下擊敗了楚國。楚國偷雞不成蝕把米，楚國也失去了淮河塗山地區，失去陳國蔡國相鄰的四方湖古城地區。因此，
《左傳》記載的“楚失華夏”，就是對這段歷史的真實陳述；“楚失華夏”透過另一段史實，證明了華夏之地位於楚國得到的徐國土地，也就是淮河塗山地區，曾經的徐國國都四方湖古城地區
。
光輝萬丈的華夏文化、華夏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基石。華夏文化、華夏文明的歷史，之所以成為我們民族的歷史文化之謎，“楚人惡我之即諸夏也，尋師於我”不僅陳述了一段歷史事件，而且也是華夏曆史文化至今沒能破解的根本原因。
在黃河文明與淮河文明誰是華夏文化、華夏文明的起源地的歷史對決中，“楚人惡我之即諸夏也”不僅揭示了歷史淵源，也具有現實意義，“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作者：趙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