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來了，但“俄羅斯”沒能來，因為興奮劑。
2020年12月17日，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宣佈，確認俄羅斯反興奮劑中心存在違規行為，並對俄羅斯反興奮劑中心（RUSADA）處以為期兩年的一系列處罰。根據裁決，在2020年12月17日至2022年12月16日的兩年間，俄羅斯將不得參加所有重大國際體育賽事。
延期一年舉辦的東京奧運會正卡在這個禁賽期內，接下來的一個月俄羅斯籍運動員無法代表國家出戰，只能歸在“俄羅斯奧組委”名下。
俄羅斯被禁賽的原因是《施密德報告》和《麥克拉倫報告》，兩份內容直指俄羅斯在歷次國際大賽中存在的興奮劑爭議，包括2012年倫敦奧運會和兩年後的索契冬奧會。
奧運賽場的聚光燈之外，興奮劑的不斷進化也同樣凝結著人類智慧，它站在公平公正的反面，卻同樣有趣。
最早的興奮劑是什麼樣子？這問題很難追溯，據傳公元前三世紀的古希臘運動會上，酒精、亞麻籽等就被視作藉助外力提高比賽成績的工具。但可以考證的是，“Dope”一詞被收錄到英語詞典的年份是1889年，這可以算是一個現代興奮劑分界。
1889年，模里西斯生理學家布朗·塞加爾研究出的神秘藥丸第一次被運動員在比賽中使用，這是一種“香甜的稀醇溶液劑”，由從狗、兔子和豚鼠等動物的性腺中提取的睪酮構成。這第一顆藥丸的服用者是美國職棒大聯盟的傳奇投手普德·蓋爾文，在當時的背景下，服用興奮劑是個勇敢者的遊戲，對於這種未知的補劑，外界的讚譽遠大過批評。
但等到2006年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
）
指出蓋爾文是運動史上第一位在比賽中使用興奮劑的運動員時，興奮劑的語境已經完全變了。
興奮劑這一百年多的演進歷史，大致可以被劃分為三個階段：從單純的刺激神經，衍生到對身體力量的增強，再到近幾十年出現的，針對人體激素水平的主動干涉。每種型別中都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興奮劑代表。
士的寧（Strychnine）
在1904年美國聖路易斯舉行的第三屆奧運會上，馬拉松選手、美籍英國人托馬斯·希克斯在比賽過程中身後一直跟著他的教練，後者拿著一個注射針筒以便在托馬斯·希克斯力竭時給他續上一管“雞血”，這管“雞血”就是士的寧。
士的寧是一種從馬錢子樹種子中提取出的生物鹼，在16世紀的德國被用來作為滅鼠劑使用，而在中國古代，一種名為牽機藥的毒藥其主要成分也是馬錢子，被認為與士的寧性質類似，從16世紀德國再往前倒600年，南唐李後主被懷疑死於此毒。
士的寧
托馬斯·希克斯被認為是奧運會歷史上第一例使用興奮劑的運動員，而士的寧所代表的則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所盛行的“初代”興奮劑型別——中樞神經類興奮劑。
在認知上，中樞神經類興奮劑甚至可以部分地和毒品劃上等號。可卡因、海洛因、安他非命（冰毒）都曾被當作某種興奮劑或刺激劑來提高運動成績。而若以海洛因為例，其作為一種治療藥物的積極性想直到1924年才被推翻，時年美國參眾兩院一致透過立法，禁止生產和進口海洛因，而彼時的美國已經有20萬癮君子。
而作為托馬斯·希克斯故鄉的英國，直到1953年才將海洛因從《英國藥典》中刪去從此之後海洛因再也不是一種藥物，而半個世紀以來攻於神經刺激的興奮劑也進入到下一階段。
托馬斯·希克斯
“大力補”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合成代謝類固醇藥物逐漸問世並且代替了已經完全黑化的中樞神經類興奮劑。類固醇——也就是激素——是人體每天都會正常分泌的物質之一。而如果在一定範圍內外部攝入，可以起到抑制免疫系統工作，比如緩解發炎症狀的效果。這也是為什麼激素是風溼性關節炎的療法之一。
但類固醇的作用不止於此。一些合成類固醇具有出色的增肌、使骨骼粗壯的能力，這股風潮從追逐肌肉線條的健美屆吹來，順理成章的在幾乎所有考驗力量和耐力的運動專案中風靡。
“大力補”學名美雄酮，是其中適用範圍最廣的合成類固醇興奮劑。這種羥甲雄二烯酮製劑是睪酮衍生出的雄性激素類合成代謝類固醇。對於接觸過健身的人來說，睪酮幾乎是一個常識性的詞。這種類固醇可以短期內加速體內蛋白合成的效率，並且幫助細胞儲存更多的氮元素，而儲氮率與蛋白質轉化成肌肉的效率則是正相關的。理想狀態下，“大力補”可以讓一個人在幾周內獲得20磅的肌肉增長，這對於舉重、鐵斌這樣的力量專案來說實在太誘人了。
除了大力補之外，同屬合成類固醇的興奮劑還有康力龍、癸酸諾龍等，但幾乎逃不出雄性激素中的睪酮和雙氫睪酮兩者的衍生物範圍。以癸酸諾龍為例，其化學分子構成即是把睪酮分子中C19位做了一個修改，並且其特殊結構又變得與孕酮（即孕激素）相近，這讓癸酸諾龍在一定程度上同時擁有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的效用。
大力補
在現在的奧運會興奮劑名單中，大力補、癸酸諾龍這樣的合成類固醇藥劑被歸類在蛋白同化製劑中，在這個子名單中共收錄了87種製劑，是六種明確製劑品種中最大的群體。而蛋白同化製劑第一次被列入禁藥範圍則是1976年的蒙特利爾奧運會。現在此類雄性激素藥劑在健美賽事中仍然隨處可見，但隨著興奮劑檢測能力的進步，競技體育所使用的興奮劑其邏輯已經從大力補們中跳脫出來，肽類激素成為80年代後直到現在的主流。
EPO（促紅細胞生成素）
如果說類固醇製劑本質上是一種脂質的性激素，肽類激素則是由氨基酸構成。人體正常分泌的生長激素、胰島素、促性腺素都是氨基酸，而這也是為什麼肽類激素只能注射的原因，這種由氨基酸組成的蛋白質多肽分子在口服時會被消化系統當作一般營養物分解，而不能進入人體迴圈。
這種“授人以漁”的辦法相比直接把與增強運動能力的激素放進體內要高明得多。注射一些促性腺激素，讓身體自己加速分泌雄性激素，而不是直接攝入合成的類雄性激素。興奮劑得以從外源性藥物轉變為內源性藥物，一般的體液檢測無從發現。比如傳統的尿檢中可以檢測出大力補，卻無法檢測出生長激素（HGH）。
生長激素（HGH）
所以哪怕HGH早在1989年就被國際奧組委和美國大學體育協會列為禁藥，但直到21世紀初，英國南安普頓大學科學家掌握了辨別人造HGH的方法後，2004年的雅典奧運會上對於HGH的檢測才第一次得以實施。
但對於運動員來說，肽類激素中的寵兒是促紅細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俗稱EPO。
EPO是一種糖蛋白激素，能夠促進紅細胞的生成，紅細胞在體內的一個主要功能是利用其中的血紅素將氧運送到全身。因此紅細胞的多少直接影響著身體對肌肉的供氧能力，而當肌肉能更及時的得到氧氣，耐力就會增加。
所以EPO一直被長跑、賽馬、划船等耐力專案所青睞，包括那位傳奇腳踏車手阿姆斯特朗。2012年8月24日，美國反興奮劑組織（USADA）宣佈阿姆斯特朗長期使用禁藥，並剝奪了他的7個環法腳踏車賽頭銜和自1998年8月1日之後的一切成績並且終身競賽。
相比類固醇，EPO更容易被人體代謝，這種隱蔽性讓EPO的注射痕跡難以被發現。在2008年《體育畫報》的一次報道中，一位接受採訪的中國田徑運動員表示在賽前兩個月左右開始一週要注射兩次EPO，“週二和週五各注射一次，教練提供藥物，並負責注射”，在注射後“見到跑道總是躍躍欲試的，好像總也不會累。”
阿姆斯特朗
除此之外，歷史上增加紅細胞以提高攜氧能力並不只有一條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血液回輸術技術成熟，具體方法是運動員先從體內抽取部分血液外接儲存，在臨賽前幾天將血細胞與生理鹽水混合輸回原抽血者體內。這種瞬間提升體內血量的方法被證明同樣可以在一定時間內增加迴圈系統中的紅細胞數以提高血液的攜氧能力。
但這種方法只是日後EPO藥劑成熟之前的鋪墊。短時間人體血量的激增會導致嚴重增加心臟負荷以及多種疾病的發病風險，從1988年漢城奧運會開始，血液回輸術即正式被國際奧委會列入禁用範圍。
未來？
興奮劑與反興奮劑一直被描述成一場貓捉老鼠的博弈。但與貓捉老鼠不同的是，每當新的興奮劑種類出現，“貓”需要花費幾年甚至幾十年時間來追上這種資訊不對稱，識別出這隻“老鼠”。這也是為什麼有句話叫“查得出的是興奮劑，查不出的是高科技。”
對比2021年（東京奧運年）和2016年（里約奧運年）的國際反興奮劑章程，除了在上述一些已浮出水面的興奮劑藥品名錄裡做了持續補充外，對基因興奮劑的定義約束也發生了變化，這是國際興奮劑檢測機構最新的假想敵。
國際反興奮劑章程（2021）
2016年對於基因興奮劑的定義是這樣的：
1。 轉入核酸多聚物或核酸類似物。
2。 使用常規或經基因修飾的細胞。
2021年對於基因興奮劑的定義則是：
1。 使用核酸或核酸類似物，可以改變基因組序列和/或透過任何機制改變基因表達。這包括但不限於基因編輯、基因沉默和基因轉移技術。
2。 使用常規或經基因修飾的細胞。
對於基因興奮劑的描述逐漸精確，意味著基因技術中某些被提及的領域很可能在未來與運動員基因改造發生關聯。
實際上，從上世紀90年代就有在老鼠和其他動物體內匯入基因使得實驗物件的肌肉質量和細胞修復速度發生變化的成功案例。而如果將這種本來用於疾病治療的基因技術挪到身體無虞的運動員身上，基因興奮劑似乎就在眼前。
另一個難題是檢測，之前的興奮劑檢測逐漸被尿檢、血液檢測所攻克，而要辨別基因興奮劑，可能需要進一步拿到運動員表皮細胞甚至活體肌肉組織，很難想象運動員在賽前或賽後要上交自己的一塊肉……
但已經有更離譜的事情出現了。
今年的東京奧運會上，紐西蘭舉重運動員哈伯德將成為奧運會歷史上第一位變性人運動員。在2013年之前，哈伯德一直是以男性運動員的身份參賽，在變成女性選手後，他也接連在國內和國際舉重賽事上獲得冠軍。此次東京奧運會，哈伯德依照國際奧委會關於睪酮水平的規定（初賽前保持血液中睪酮濃度低於每升10納摩爾長達12個月）順利獲得東京奧運會舉重女子組的參賽資格。
哈伯德
此前的興奮劑遵循的基本邏輯很大程度上是依賴雄性激素來使運動員變得“更高、更快、更強”，男性運動員強化身體機能，女性運動員則往男性身體的方向打造。這次哈伯德從男性運動員群體中跳脫出來，改造自己，去女性賽事中參賽，顯然是一種極具爭議的做法。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以尊重人權來合理化哈伯德的這種行為，但對於不少與其競爭的女性選手來說，這看起來卻更像是一種連粉飾都顯得無力的作弊行為。
對於習慣性將興奮劑作為競技公平敵人的所有人來說，哈伯德像是從另一個思考維度半路殺出的程咬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