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49年，已是深秋的北方伴隨著呼嘯的狂風，雖說不上冰冷刺骨，泛起的寒意也足以讓人瑟瑟發抖。不久前的一場宮廷政因溫度降低的緣故慢慢褪去了熱度，洛陽城的守衛們早早換上了過冬的衣服，對他們而言，無論是誰掌權，都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一天黎明破曉，不知從哪裡傳來的訊息，讓沉睡之中的司馬師從夢中驚慌醒來。司馬師將眾多有識之士召到府中，宣佈了王弼去世的訊息，廳堂之上只聽見嘆息聲此起彼伏，過後便是久久的沉默。王弼去世的時候年僅二十三歲，不僅讓同時代的人為之感慨，也讓無數的後人為之惋惜，那麼他有什麼過人之處呢？簡單來說，就天才程度而言，他遠遠在世人熟知的王勃之上；在中國思想史上，能夠和他比肩的人物更是屈指可數。
王弼，字輔嗣，出生於世家大族。祖父王凱是“建安七子”之首王粲的族兄，祖母是荊州牧的劉表的女兒。王璨早年曾經到長安拜訪名士蔡邕，併成為忘年之交。蔡邕死後，將自己的所有藏書都贈給了王璨，而王璨平時也搜尋書籍，到了晚年，王璨家中藏書達萬卷之多。王璨不僅受到曹操的重用，而且他和曹操曹丕父子私人關係也很好，但是在權力面前，父子之情都可以不要，何況只是簡單的私人關係？王璨的兩個兒子因參加叛亂而被曹丕殺死。這個時候王璨早已經去世，征戰在外的曹操畢竟比兒子曹丕厚道，將王凱的兒子王業過繼給了王璨。王弼正是王業的二兒子。王弼年紀輕輕就取得了那麼大的成就，和王璨家中擁有如此龐大的藏書是分不開的。家世給人的不僅僅是光環等虛無縹緲的東西，更重要的是給予了更高的人生起點。魏晉時期的世家大族頗類似於歐洲的貴族，不僅衣食無憂，還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就算官位不能世襲，知識的世襲，也是底層人士無法打破的壁壘。王弼很聰明，在他十幾歲的時候，就被當時的名士所賞識。他口才出眾，對經典往往見解獨到，語出驚人。王弼與吏部郎裴徽討論老子的時候，裴徽甘拜下風。有一個名字叫劉陶的人，以善於辯論著稱。和王弼談話之後，深感自己水平不足。曹魏最有學識的人物何宴得知王弼的名聲之後，對他大加讚賞，並且在以後的仕途中給予了很大的幫助。何宴稱讚王弼，“可與言天人之際”。王弼的出現，給當時的思想界注入了新的血液，甚至對栽培自己的何宴也進行了挑戰。亞里士多德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不迷信權威，敢於突破，是學術得以進步的永恆動力。
何晏認為聖人是沒有感情的，即沒有喜怒哀樂等普通人的情緒。王弼不同意他的說法，認為聖人的神明多於人，而五情與人相同。和所有的天才出現一樣，王弼也有造就他的環境。除了家境之外，漢末以來的社會動盪是促成他思想的主要原因。東漢持續的經濟蕭條最終爆發了黃巾起義，而董卓入京之後，徹底瓦解了東漢中央的集權制度，從此進入了持續戰爭的時代。在東漢呈現出衰落跡象的時候，一些胸懷天下計程車大夫們就開始將矛頭指向了外戚，企圖恢復以往的政治格局，“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但是這些士大夫不僅沒有得到朝廷的支援，反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士大夫們率領族人逃難，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地方割據的軍閥。目光長遠的軍閥們，知道將士大夫整合在一起，對自己發展極有好處。三國鼎立的雛形形成之後，原本失去力量計程車大夫們迎來了第二個春天，他們中的一部分形成了以潁川和北海為中心的核心集團，鞏固了自身的地位；而逃難到荊州計程車大夫，則因為依附劉表，而形成了荊州學派，有的則去了江東。於是三國出現了很有意思的格局，雖然各個軍事集團之間相互征伐，但是士大夫之間的紐帶並沒有斷，反而比之前更加緊密了。荊州學派由兩類人組成，一類自然是劉表等荊州上層貴族，另一類則是以龐德公為代表的地方士大夫集團。雖然後來曹操吞併荊州，荊州學派隨即瓦解，但是它所造成的影響卻一直延續到了六朝。
西漢初年，百廢待興，劉氏皇族為了不走秦帝國滅亡的老路，提倡黃老無為之學，這種學說本是君王南面之術，但是卻對社會傷害很小，於是經過七十年的發展，漢朝終於迎來了最為興盛的時期。新的社會條件必然催生新的思想，武帝繼位的第六年，也就是在竇太后死後的第六年，儒學以壓倒性的優勢取代了黃老之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生可以透過研讀儒家經典封侯，於是乎天下讀書人爭相研讀六經。這樣功利性的學習，雖然對本人來說，可以迅速改變自身的地位，可是卻帶了一股不正之風。人們對於原典的理解越來越偏，原本只有幾萬字的原典，註釋竟然多達數百萬字！東漢引進了古文經學，但由於光武帝劉秀本身便以讖緯立國，古文經學雖偏重實證訓詁，經過儒生的改造，日漸讖緯，失去原來的意義。而荊州學派的儒生將古文經學拽回到正途，原本複雜的註解變得簡單，以義理內容為主。頹廢的生活，動盪的社會，有志之士希望改變生活的環境，卻發現只是徒勞，於是莊子那種追求逍遙的人生觀，才是在士大夫心中活躍起來，以憤世嫉俗的內在心情去消極抵抗當局為了鞏固統治提出的名教學說。歷史真是一個輪迴，黃老——儒學——老莊，當道家思想和名教結合在一起之後，就形成了玄學。王弼在他的代表作《周易注》、《老子注》之中提出了“無”為本，“有”為末；自然為本，名教為末的理念。名教是武帝之後治理天下的一種主張，包括政治制度、人才配合以及禮樂教化，泛指以儒家所定的名分與倫常道德為準則的禮法。
王弼之所以不廢除名教，就是因為名教乃是自然的體現，既然是自然的體現，就有它存在的道理，只需要順應自然即可。王弼並沒有因為崇尚老莊而貶低孔子，反而他將孔子的地位放到老子之上，這很讓人匪夷所思。王弼並非只是會讀書的書呆子，恰好相反，他很喜歡四處遊歷，或者參加一些宴會，因為這些可以增長自己的見識，獲得更多向高人請教的機會。他喜歡聽音樂，每逢宴會，總會在自己擅長的投壺專案上露幾手。年紀輕輕就已經成績斐然，自然有不可一世的感覺。他經常用自己的長處取笑別人，也許他僅僅是惡作劇而已，別人因此非常討厭他。他稍稍玩世不恭的性格，也影響了他的仕途。以王弼的才華，加上吏部尚書何宴的推薦，謀求一官半職原本很輕鬆，可是很多遭到他羞辱的人這時候紛紛站出來，認為他不是做官的材料。魏少帝曹芳主政期間，黃門侍郎出現空缺。黃門侍郎繼承自秦代，是皇帝的近臣，不負責政務的處理，只是傳達詔書一類的工作。迫於輿論的壓力，何晏任用賈充、裴秀、朱整三人填補空缺。等到黃門侍郎再次出現空缺的時候，名字叫王黎的人填補了空位。王弼勉強成為尚書郎。
王弼希望自己可以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自己那麼聰明，那麼有才華，豈能就這樣浪費？功夫不負有心人，他見到了當時權傾一時的曹爽。王弼是見過大世面的人，他直接要求和曹爽單獨談話。王弼上來只與曹爽論道，曹爽起初以為王弼有什麼高論，還能忍受，結果王弼說了半天，竟然越來越迂腐，曹爽最後拂袖而去。王弼首戰失利。實際上，王弼還是有機會得到重用的，他一直在曹爽手下工作，見到曹爽的機會也很多。可惜無論如何偉大的思想，在現實面前都一敗塗地；無論他的思想如何精彩，在曹爽所需的政治博弈之中，都只是可有可無的邊角料。曹爽的輕視影響了他做官的心情，他本人又不善於治理政務，於是越來越糟，陷入了死迴圈。王黎病死後，曹爽根本沒有考慮王弼，直接用王沈接替了王黎。看著昔日向自己虛心請教的同輩，一個接著一個地凌駕於自己之上，王弼由原本的抱怨變成了報復，每次同輩之間聚會他都會冷嘲熱諷一通，最後不歡而散。“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王弼仕途的坎坷，反而救了他的命。魏明帝曹叡死後，年僅八歲的少帝曹芳繼位，由曹爽和司馬懿共同輔政。司馬懿此時已經輔佐魏國三代，在國中頗具威信，曹爽對他也是敬重有加。那時，曹爽還太年輕，不懂得權力只有握在自己手中才是最安全。曹爽不懂，他手下的謀臣卻懂得這一點，尤其是何宴。等到曹爽明白之後，大力提拔自己的人，剪除司馬懿的同黨，最終將司馬懿排除到了權力中心之外。即便如此，曹爽也沒有對司馬懿趕盡殺絕，當他看到司馬懿藉機隱退的時候，還是一樣優待司馬懿。
蟄伏了十幾年的司馬懿終於在公元249年以七十歲高齡發動了“高平陵之變”，他失去的一切連本帶利的奪了回來。因為這次政變，司馬氏開始蠶食曹魏朝政，代替曹氏已經成為註定的結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司馬懿垂暮之年為什麼要冒如此大的風險去發動一場政變呢？“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難道是曹操的詩句激勵了他？這個問題也許只有他自己才能回答了。“高平陵之變”後，曹爽的主要幕僚都遭遇了殺身之禍，其中就有王弼的伯樂——何宴。而王弼雖然在曹爽手下，也只是免職而已。但是王弼免職在家之後，不知道經歷了什麼，竟然得了麻瘋病死在了家中。天才定格在了二十三歲。如果這裡懷疑是司馬氏所害，未免有些陰謀論了，同樣是受到曹爽牽連的鐘會也在不久之後官復原職了。而王弼的主張，雖然將名教排在了最後，依然沒有否認名教。司馬氏為儒家大族，對名教特別看重。有了名教，不僅可以集中權力在自己手中，還可以藉助這個名號去打擊其他貴族，達到排除異己的目的。司馬氏注重的名教，是他們手中有力的武器，讓我們不得不懷疑，李密在《陳情表》裡面寫的“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這句話，有幾分真誠。任何意圖破壞名教的思想都是有害的，以嵇康和阮籍為代表的追求極度的自由與超脫，雖然遠離政治，但是在破壞名教方面卻是有很大的力量，進一步說，破壞名教就是反對司馬氏的政權。
王弼死後，一切才剛剛開始，嵇康死前一曲廣陵散，瀟灑赴死，而阮籍則是經常駕車到窮途末路，失聲痛哭，更多的名士遭到牽連。而名教的口號越響亮，受苦的人就越多。既得利益者貪得無厭，而因為諂媚獲取權勢的人，則是極力打壓曾經的反對者。滿口忠孝禮智信的背後，實則是無止境的墮落。正因為如此，以石崇為代表的貴族們，才能大肆吞併土地，驕奢淫逸，用極度的奢華來滿足內心的虛榮，讓普通人陷入無邊無際的苦海之中······許多計程車族還可以利用文字抒發情懷，而普通人除了自認命運的殘酷之外，別無他法。越是柔弱的人越是受到殘害，只有一味地屈服才能換來片刻的安歇。而片刻的安歇之後，又是一眼望不到頭的淒涼。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這不是阮籍一個人的哀嚎，而是時代的悲鳴。參考資料：《王弼評傳》，王曉毅（王弼十八歲註釋《周易》《老子》根據此書）《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唐長孺《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宮崎市定《中國政治思思想史》，蕭公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