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雨庭：“文革”中童年穗子人性嬗變

本文主要就嚴歌苓“文革記憶”題材中對“穗子物語”系列進行總體上的把握，從小穗子的成長和變化中透視文革年代可怕的成人世界對兒童心理摧殘，造成人性的嬗變，使天使與魔鬼奇怪的融合。

“文革”中童年穗子人性嬗變 ——

嚴歌苓小說

《穗子物語》

的人性嬗變

李雨庭/文

刊於邢臺學院學報。

2012

，

27（02）

收稿日期：2011-12-21

小說集《穗子物語》

（簡體首版）

絕版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另有小說集《穗子》、《有個女孩叫穗子》等

嚴歌苓是在成年後離開故國的，對她而言，童年的記憶和教養是最為深刻、不可磨滅的。其中“文革”是她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重要階段。她曾說了這樣一句話：“人為什麼在那十餘年會有那樣反常的行為？出國以後，有了國外生活的對比，對人性有了新的認識，再後來，接觸心理學、人類行為學，很多事情會往那方面聯想，會把善惡的界限看得更寬泛些。”［1］因而，被許多作家寫盡了的“文革”在嚴歌苓的筆下總是跳躍著鮮活的質感。

她善於把握人性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所具有的全部張力和豐富深邃的內涵，更醉心於對人隱秘內心世界的展現和人性中最柔弱一面的表現，

保持了人在具體歷史情境中的本然狀態

。

嚴歌苓說：“我的寫作，想得更多的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人效能走到極致。在非極致的環境中人性的某些東西可能會永遠隱藏。我沒有寫任何‘運動’，我只是關注人性本質的東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產生共鳴。”［2］

在嚴歌苓的筆下，

打破了共同的對傳統沉重的型別化控訴，以個體化美學眼光

，表達出對“文革”的一種戲謔、稚拙的理解。“文革”不僅在嚴歌苓的筆下生機勃勃起來，而且也在嚴歌苓的筆下呈現出複雜、惆悵的意味。

善與惡、美與醜奇妙地結合在孩子身上，憑藉他們的眼光重新審視“人”。

《穗子物語》就是人性嬗變的典型代表。穗子是“文革”環境中孩子（人性）的典型代表：虛榮、嫉妒、自私、明哲保身的同時，也真誠、無私、友愛、熱情助人，這是

魔鬼與天使的結合

。在嚴歌苓的筆下和心中小孩並不像我們通常想象的那樣是純潔無辜的小天使，單純與邪惡在她們身上早已紮根，加上規範教育的匱乏，孩子的學習榜樣——成人，尤其是父母又在“文革”中盡情暴露了人性中最陰暗、醜陋的一面，無人管教且錯誤引導，“惡之花”就這樣瘋長著。

嚴歌苓借穗子在“文革”中的所歷所為，為我們重現了那段荒唐而可笑的歷史，突破意識形態的禁忌，從人性的高度對苦難與罪惡進行他審和自審

，再現了一個潔白無辜少女的成長曆程。這一系列包括：

《黑影》、《老人魚》、《柳臘姐》

（原名《養媳婦》，讀書會注）

、

《角兒朱依錦》

（原名《白蝶標本》，又名《角兒》，讀書會注）

、

《梨花疫》、《拖鞋大隊》、《小顧豔情》

（後更名為《小顧豔傳》，讀書會注）

、

《灰舞鞋》、《奇才》、《耗子》、《愛犬顆勒》

（原名《士兵與狗》，後更名為《愛犬顆韌》，讀書會注）

、

《白麻雀》

。

各個短篇均可獨立，但又只有合起來才構成完整的一體，才能看出其間互相照應的隱喻、貫穿的關係以及人與歷史的發展程序，人性的嬗變過程。

幼年的穗子，天真矇昧，她的心是貼近原始本性的，她不會掩飾、不善偽造、我想我做、無私、有愛心和同情心。她的眼裡，大人們常常是愚蠢而自以為是的，她懶得和他們一般見識。

看似懵懂無知，卻以一種單純揭開成人世界的虛榮和套路。

《黑影》李鵠/繪

選自嚴歌苓散文集《穗子的動物園》

只有動物是和孩子共鳴的，黑影是動物的幼崽一如穗子是人類的幼崽，與身俱來的天真未鑿的善良光芒讓他們共鳴輝映。黑影從房簷跌下後，穗子便時刻默默關心著這野性的小生物，為它弄吃食，把僅有的寶貴的魚湯全留給它。當黑影嗅出穗子身上脆弱善良的味道後，便漸漸和她建立了感情，為穗子家偷來珍貴的金華火腿和板栗而被人夾斷兩根腳趾，穗子又為它騙來兩支青黴素治傷，內在的心有靈犀，讓他們相通默契、相互吸引，儘管他們未必意識到也未必承認。

穗子和黑影是相互關愛的平等的生靈而絕非主人與寵物的世俗關係。

黑影被人類兇殘地烙傷以致慘死給穗子的心靈和成長留下悲愴而殘酷的記憶，這記憶伴隨了穗子的一生。

童年的穗子，在外公的庇護下成長，外公對穗子是靠山，是膽子，是一匹老坐騎，是一個暖水袋。穗子每次惹事犯錯了都是外公保護她，外公為了她而嚇唬託兒所的孩子用詞不合時事，顯得怪誕不經，穗子感到難為情，朝他白眼：“不要你做我外公，不要你做我家長，”［3］（這是外公最心虛之處，因為他和外婆是解放初期由政府撮合的老兵的婚配）讓老人脊樑骨也塌下去了——孩子是多麼懂得利用他人的痛楚啊。後來，外公為保護家人（尤其是穗子）的生活而暴露了自己並不光彩的身世，而這時的穗子只是覺得面子難堪、讓她丟臉。老人毫無保留的愛換來的最終結果卻是被親人——最最疼愛的孫女穗子的離棄，最後孤獨無依地死去。毫不羞愧的忘恩負義、親情的脆弱，從此便深埋在穗子的心裡。

外公的悽慘結局與其說是特殊年月政治歷史的悲劇，政治歷史的扭曲，不如說是人性偽變的必然結局。

再版小說集《穗子》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對於養媳婦

柳臘姐

，穗子覺得真好看，是她七歲人生中見過的最好看的女人，像戲裡的喜兒、四鳳、劉巧兒，外婆卻說“不是什麼好事情。”

自然天生的蓬勃的女性美，在未經世事的孩子眼裡是漂亮的，而習慣於世俗男權壓抑和扼殺的外婆，已經不能正常欣賞它了。

穗子被父母丟給外婆看養，大人們用布娃娃甩開她的糾纏，而臘姐憐惜小孩的孤單無伴，願意把日子過成戲，做

穗子的丫鬟

，為她扮演著瞻前馬後、惟命是從的女僕角色，滿足了小女孩的權威和權力慾時，穗子就當臘姐是她的

好玩伴、朋友

。而當臘姐向穗子媽學習做了奶罩、把衣服要改小時，穗子感到強烈不滿，諷刺嘲笑打擊——她覺得臘姐沒把她放在眼裡，她作為城裡人自詡的高貴、優越、佔有、支配欲受到侵犯，感到臘姐在造她的反；對臘姐美麗的身體，穗子動心又因嫉妒而覺得噁心，這是她

嫉妒的萌發

；當臘姐穿了花襯衣黑裙子為自己改了形象時，穗子不高興了——她改變了丫鬟的角色定位；臘姐學穗子唱歌並且唱得很好，穗子心生羨慕和嫉妒，借臘姐胡謅歌詞之題發揮拼命地掐臘姐“真要把臘姐兩個腮幫揪出缺口來了。”［3］這時的穗子心狠手毒得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這是

嫉妒的發展

。在家庭、大人們的影響下，她的尊卑意識早已把臘姐定位為絕對服從、供使喚的角色；當穗子發現爸爸花能買四個娃娃的錢給臘姐買了漂亮衣服時，終於使穗子的嫉妒火山爆發了——她偷了臘姐的錢去買娃娃但拒絕認錯，還對臘姐狠狠地咬，好惡的小蹄子！而這些都是年幼的穗子不能解釋、想不明白的，在無意識中，她

內心的“惡之花”

開放了。

少女時期的嚴歌苓

在《

梨花疫

》

《梨花疫》

中穗子因為好玩而口無遮攔地說萍子是麻風病人，給餘老頭和萍子的孩子造成了巨大的傷害，當敘事者穗子回憶說：“我想穗子當年是無心說說的。她到現在都不知道麻風病究竟是什麼樣。她說萍子是麻風病人時，以為沒人會當真。”［3］

在那無事可為事事為的年月里人性惡魔般瘋長，人們借題發揮、藉機發洩，失卻了理智

。

對年幼的穗子來說，“同伴”、“群體”是避無可避的存在，個人行為不再是個人真實意志的表現，打上了群體的烙印。當蔻蔻由於父親的背叛而被“

拖鞋大隊”

《拖鞋大隊》

開除時，穗子對蔻蔻充滿了的憐憫和厭惡。穗子本能地同情蔻蔻，然而“絕不與她為伍，絕不背叛拖鞋大隊”，嚴歌苓在此解釋：“她已經背叛了外公，她已經只剩拖鞋大隊這點患難友情了。”［3］這就

擺脫了道德審判的慣例，開拓了普遍的人性世界審視。人是渴求群體認同的，這是一種本能，是自我保護，也是群眾暴力的心理基礎。

“看來她們的父親被改造得相當好，不但善於叛賣別人，更善於叛賣自己。”［3］淺淺淡淡一句議論包含了很多複雜的感情——憤恨、無奈、憐憫。蔻蔻父親的背叛直接導致了女兒的背叛——蔻蔻對耿荻的背叛和出賣是小說中最驚心動魄的場景。一群忘恩負義的女孩用暴力鑑別耿荻的性別，這一刻所有的女孩的人性都墮落了，交給了魔鬼使喚。參了軍的穗子讀到女孩信中描寫拖鞋大隊背叛和傷害“恩人”耿荻時這樣寫到：“女孩們獰笑著，圍上來，撕開她潔淨的學生藍偽裝，穗子讀到此處閉上了眼睛。”［3］讀者在此也心痛地閉上了眼睛。

再版小說集《穗子》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另一篇《小顧豔情》中，一群無聊惹是生非的頑劣女孩從不顧及小顧對她們的好而惡作劇模仿黃代表的聲音騙小顧收拾打扮一番而出盡醜態。這群女孩落井下石，幸災樂禍，不斷耍弄小顧來實現陰暗的窺淫癖、窺伺癖，來滿足自己的優越感。

小顧這個人物既天真可愛又熟諳風情，背叛丈夫卻又對丈夫一片愛心痴心，在強烈的情慾與別的男人偷歡的落差之間，寫出了人性的燦爛，有活力、有生命性。

無論是無知賣弄、附庸風雅還是忍氣吞聲、自作自受，都水一樣鮮活，在嚴歌苓的筆下呈現出

人性的豐滿和生活本身的複雜

。我們能夠從中觸控到個體精神與個體生命的真諦溫情。鄰人和小孩子們對她的鄙夷、歧視、嘲笑、利用、嫉妒、豔羨，男人們接受她的誘惑、利用，也對她操縱、遺棄，這些既是生動活潑的生活場景，也是對人性險惡的開拓。

這些都不是單一的倫理道德亦或時代價值觀所能概括和闡釋的。

作者的敘事表面是童年視角的詼諧甚至無故輕鬆，實際上成人穗子對生活傷痛感悟無處不在。每當年幼的穗子們無恥惡作劇時，成年穗子都給以靈魂的驚醒和解救。雙重視角看孩子、成人的行為，映襯出“文革”時期人們行為的荒誕可惡，也不無悲哀地顯示出在時代的大悲劇面前個體的無助、無辜與隨波逐流、趨利避害、損人利己。心與心的糾雜，時代與時代的互指，嚴歌苓不著痕跡地對比，表達出難以言語的痛苦、艱澀和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