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平：歷史記憶與文化身份——論嚴歌苓的“穗子”書寫

在嚴歌苓的創作中，對中國的懷想始終是重要的部分。其歷史書寫不僅僅意在展露人性的複雜，更重要的是透過個體經驗對歷史的重構，從而尋求文化身份的認同。與以往和普遍文化記憶聯絡在一起的身份取向不同，在“穗子”系列的書寫中，作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即開放的、不確定的身份取向。這一取向來源於作家獨特的歷史意識與個人體驗，併為海外華人的文化認同提供了新的認知。

歷史記憶與文化身份

論嚴歌苓的“穗子”書寫

王小平/文

本文刊於《華文文學》

2006年第73期

《穗子物語》（簡體首版）絕版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在海外華人文學創作中，文化認同的焦慮是一個揮之不去的情結，由“他者”地位而產生的邊緣感以及由此而來的種種困境體驗被不斷地言說、傳達，這也是大多數作家創作的重要主題。然而，在嚴歌苓的作品中，這一主題卻並不十分突出，即便存在，也很快被其它話語所掩蓋。不斷有研究者指出

，

與展現文化衝突、揭示生存困境相比，嚴歌苓似乎更關注人性體驗，而非文化身份的焦慮，這一點是作家與眾不同的重要之處。事實上，對待同樣的問題不同的作家會有不同的思考角度與進入方式。

在嚴歌苓那裡，對人性體驗的記憶與文化身份的尋求是有著隱秘聯絡的，這種聯絡主要是透過她的歷史敘事加以展現。

對文革的記憶與描述構成嚴歌苓歷史敘事中的重要部分。除了講述新移民故事之外，嚴歌苓對中國的懷想幾乎都是在同一時代背景下展開。從早期的

《天浴》、《雌性的草地》，到後來的《白蛇》，作家始終對文革敘事保持著高度興趣，近幾年來，嚴歌苓又陸續寫出一批自成體系的短篇小說，它們有著同一個線索人物“蕭穗子”，最近被輯為一集，名為《穗子物語》，在臺灣、大陸同時出版。在這部書裡，同樣有著作家貫的人性關懷，而特殊的表述方式更為人們理解其文化身份尋求的方式提供了線索。

嚴歌苓小說集《穗子》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

收入集中的小說有些已經在《收穫》、《上海文學》發表過，

這是一個以女孩“穗子”為線索的系列，這一系列包括《老人魚》、《柳臘姐》

（原名

《養媳婦

》，讀書會注

）

、《角兒朱依錦》

（原名《白蝶標本》，又名

《角兒》，讀書會注）

、《黑影》、《梨花疫》、《拖鞋大隊》、《小顧豔情》

（後更名為《小顧豔傳》，讀書會注）

、《灰舞鞋》、《奇才》、《耗子》、《愛犬顆勒》

（原名《士兵與狗》，後更名為

《愛犬顆韌》，讀書會注）

、《白麻雀》

。蕭穗子始終在場。這是一個站在命運手心的女孩子，她無辜的痛楚映襯出一個荒誕混亂的世界，溫柔的情愫在接踵而來的災難中被一點點摧毀，避無

可避。在《老人魚》中，祖孫的深厚溫情終究不敵時代壓抑下的人性扭曲，當穗子終於放棄看望病中的老人時，曾經的天真無邪也灰飛煙滅；在《拖鞋大隊》中，女孩子們以惡報善的行徑既邪惡又讓人悲哀；而《灰舞鞋》在對背叛與傷害的詮釋中令人心驚地揭露出人性的險惡。具體的時代背景在嚴歌苓筆下已不那麼重要，

“文革”的意義就在於它提供了一個可以讓人性中的一切獸性、魔性充分上演的舞臺，而作家則遊走於其中準確地捕捉、刻畫。

事實上，蕭穗子雖然始終在場，但並非始終擔任主人公。其身份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作為

親歷的主人公

，比如《灰舞鞋》，一類是作為事件的

參與者

，比如《小顧豔情》，《拖鞋大隊》，還有一類則是

旁觀者

，比如《白麻雀》，《奇才》。在書中，作家為穗子設定了二重身份，整部書實際上由過去、現在交織而成。一個是處在當年歷史情境中的穗子，一個是後來成年後返觀這一切的穗子，而在這兩個穗子身後，則站立著敘事者本人。

《穗子物語》延續了作家一貫的人性關懷，特別是對“群體”身份給個人帶來的某種困境，抑或某種戕害的反思。對幼年的穗子來說，“群體”是避無可避的存在，個體的行為不再真正反映個體的意志，而是深深地打上了群體的烙印。當蔻蔻由於父親的背叛而被“拖鞋大隊”開除時，穗子本能地同情她，然而“絕不能背叛‘拖鞋大隊”【1】。

人是渴求群體認同的，這是一種動物本能，本質上講是出於自我保護的心理，也是群眾暴力的心理基礎，

嚴歌苓在多篇小說中都對這一心理進行了鞭辟入裡的揭示。

在《拖鞋大隊》中，“看來她們的父親被改造得相當好，不但善於叛賣別人，更善於叛賣自己。”【2】淺淺淡淡的一句議論包涵了多少複雜的情感，憤恨、無奈、悲憫。蔻蔻父親的背叛直接導致了女兒的背叛，似乎背叛的本能已經深深植入生命遺傳密碼，隨著人類的繁衍代代相傳。蔻蔻對耿荻的背叛是小說中最驚心動魄的場景，卑劣的謊言徹底粉碎了最後的一點良知。而在穗子本人的戀愛故事《灰舞鞋》中，“群體”反過來又成為自身悲劇的來源。這種群體的身份（不管自己參與與否）

在《穗子物語》中處處可見，

但這部小說集的重點還不僅僅在於對這一身份的揭示抑或是人性的反思，更在於作品體現出的敘事視角

。譬如在《拖鞋大隊》中，對女孩們的厭惡與憐憫不斷浮現於字裡行間，但飽含同情的筆調依然可現，當講到穗子不願與蔻蔻為伍時，嚴歌苓解釋：“她已經背叛了老外公，她已經只剩拖鞋大隊’這點患難友情了。”【3】而最後當成年的穗子讀到信中女孩們對耿荻的行為時，她“閉上了眼睛”【4】。

另一篇《小顧豔情》中，在無所事事而倍感無聊的女孩子們眼裡，小顧和楊麥、黃代表的種種糾葛至多是骯髒的男女韻事，因此在惡作劇時面對小顧的求饒毫不動心，但成年後的穗子卻真切地體會到了當事者內心深處的情愫。當她看著酒醉的楊麥時，她剎那間意識到“曾經他和小顧過得很美，那親密超出了他們的想象。”【5】歉疚隱然浮現於字裡行間。在書中，

兩個穗子的視角不斷交疊出現，映襯出當時行為的荒誕，但也不無悲哀地顯示出在時代的悲劇面前個體的無助與無辜。

由此，二重視角的意義凸現出來。一個是深陷於當時歷史情境中，不斷為情境所左右，而另一個則於局外觀看，歷經世事再回首自有其深情款曲，也因了時空的間隔更富於寬容與同情在成長的過程中，小穗子一點點地領略

人世的種種不堪，一點點走進陌生冰冷的現實，沒有粉飾，也沒有遮蓋，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發生又無聲無息地湮滅。“過去”被靜態地呈現出來，面對過去，敘述者“乾著急”但卻無能為力。如果只是到此為止，那麼《穗子物語》可以說是重在揭示人性的種種不可靠，聯絡嚴歌苓的其它作品，這當然是作家一貫關注點所在。然而事實上卻並不如此簡單，另一個穗子的出現使得文字具有了更為廣闊的心理空間。曾經的稚嫩與不諳世事，種種年少輕狂又沒心沒肺的故事，都化為一聲嘆息，在這嘆息聲中，兩個穗子的形象慢慢重疊，合而為一。

小說集《有個女孩叫穗子》（絕版）

新星出版社，2009年

如果說時間的逝去在某種意義上造成歷史的凝固，那麼二重的身份則重新打破這種凝固，在現時與過去之間發出張力，形成了對話關係。誠然，對於當年的穗子所作種種，作者“著急，……卻無法和她溝通，干涉她，只能眼睜睜看著她把一件荒唐事越做越荒唐。”【6】而對於另一個穗子，作者顯然可以自由操控，那是成年後的穗子，是脫離了集體之後重新擁有了獨立思考能力的穗子，也是經歷了人生種種波折後逐漸成熟的穗子。可以說，這個穗子是更接近敘事者本人的。透過這個穗子，過去種種情由便不再那麼突兀。當年的穗子和現在的穗子恍然間已經難分彼此，由此，

個體獲得了自由言說歷史的權力

。

歷史包含著一個人的過去，也決定著個體文化經驗在當下的向度。誠然，歷史擁有著對當前身份的權威闡釋，同時也為未來的無限可能性鋪平道路。沒有了對於國家、民族的記憶，個體就會處於漂盪無依的狀態，而有關國家與民族的記憶在宏大敘事中又是那樣的曖昧難明，這一點在嚴歌苓的《白蛇》中有著深切的反映。在《白蛇》中，性取向的含混與兩套敘事話語的含混奇妙地糅合在文字中。一個是官方的記錄，一個則是當事人的經歷與回憶，其間的差異暗示出歷史真相的無從尋覓。

宏大敘事總是會忽略很多細節，而細節往往是構成

歷史的重要部分，這樣一來，對個體而言歷史則成為不可靠的。

如果說在《白蛇》中體現出的是歷史的不可靠性，那麼《穗子物語》則更進一步地呈現出個體記憶的同樣不可靠。

一個人的現在總是過去的疊加，當前情境的變動往往會引起視角的相應變化，記憶中的歷史真相也就處於一個不斷變動的過程。這裡涉及到的就是歷史的可供反覆書寫性。譬如在《梨花疫》中隱約暗示出穗子當年無心的話對當事人帶來了巨大的傷害，但當敘事者回憶時，“我想穗子當年是無心說說的，……她說萍子是麻風病時，以為沒人會當真。”【7】這時，現在的身份已經不僅僅侷限於回憶，甚至是可以參與過去的。如同每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的產生都會在融入傳統的同時改變傳統一樣，個體的回憶實際上也在不斷改變著過去的面目。

而在《灰舞鞋》中，當穗子成為眾人所不恥的物件後，關於女兵“耗子”的行為，成年後的穗子和“我們”（實際上也即敘事者）的記憶之間差別是那樣的大，而當時的情景究竟是怎樣則成了一個謎。在不同的敘述中，歷史呈現出不同的面目。由此，，個體記憶與歷史之間呈現出互動關係，而這種互動關係實際上在證明著歷史真相的不確定性的同時也賦予個體以充分的自由。這一點對於當前文化身份的認同是至關重要的。

嚴歌苓小說集《穗子》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

當宏大歷史與個體記憶都不能有效地揭示歷史真相時，個體的文化經驗以及隨之而來的文化身份則變得模糊，這無疑會帶來極大的困境。事實上，這種困境在每個人那裡都是存在的，但當身處異質文化，面對不可避免的文化衝突時，這種困境則顯得更為突出。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模糊性也給個體帶來了極大自由，使得個體有可能去突破這一困境。這裡涉及的一個問題就是對文化身份的認知。宏大歷史敘事總是固定的，不容置疑的，在這樣的歷史面前，文化經驗是集體共有的，意義框架變得單一，個體身份是被註定的，因而也是無從選擇的。如此，在確定文化身份時首先涉及的就是“文化歸屬”。這種文化歸屬的焦慮感在海外華人文學創作當中是常常出現的，尤其是在反映兩代人之間衝突時。後來也有一些作品則體現出一種新的文化身份的尋求，也即我們通常所講的對兩種文化都採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但這實際上僅僅是一種理想中的狀態。這兩種方式儘管指向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文化身份是確定的，是集體享有的一種文化符碼，其潛在暗示就是歷史和文化經驗的確定性。顯然，嚴歌苓在面對這一問題時採取了不同的角度。在她筆下，文化身份是不確定的，處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這一點有些類似斯圖亞特·霍爾對文化屬性之雙軸性的描述，“相似性和連續性”差異性和斷裂”，在這兩個向量的交織中，文化身份要麼是由普遍經驗而來的穩定、不變的指涉和意義框架，要麼“決不是永恆地固定在某一本質化的過去，而是屈從於歷史、文化和權力的不斷“嬉戲”【8】。許多研究者在考察海外華人文學創作時都會引用霍爾的這一劃分，但霍爾認為與穩定不變的文化屬性相對的那種不斷變動的文化是源自於歷史與文化力量的操縱，這顯然不能用來解釋嚴歌苓的創作。不可否認人總是處在一定的歷史階段，這一階段的社會、文化觀念會在極大程度上決定思想、情感及其表述方式，對以往經驗的感知也會受到一定限制，但文學敘事天生具有的虛擬性、穿透性特徵決定了它的超越性，或者說具有了到達形上真實的可能，因此，這裡的

個體性是有能力超越現實因而具有更為強大的力量的。嚴歌苓的思考和寫作即是如此。作家試圖從個體經驗出發重構關於歷史的記憶，並顯示出歷史總是存在於不斷的反覆言說當中。

歷史決定著現在，並提供著關於未來的無限可能性，但現在同樣擁有構建歷史的權力。透過享有自由言說歷史的權力，個體的身份被不斷重新定位，而每一次定位都可以融入記憶，成為文化經驗的一部分。顯然這種經驗不僅具有極大的

個體差異性

的，也同樣有著時間的差異性，但正是有了這種差異性，個體才能真正擁有自由的文化身份，從而最大程度地擺脫身份認同的困境。

作家在《穗子物語▪自序》中寫到：“個人的歷史從來都不純粹是個人的，而國家和民族

的歷史，從來都屬於個人。”【9】事實上，只有當歷史與個人發生關係時，這種歷史才是有意義的，不管它是以怎樣的形式發生，個體經驗也罷，書面記載也罷，只要獲得了個體的認知就是屬於個人的。反過來也一樣，個人的歷史從來都是宏大歷史的一部分，不管它是多麼的面目模糊以致真假莫辨。因此，對歷史的言說是一個永恆的挑戰，所謂的“回到歷史”永遠只能存在於烏托邦的想像中，如此，反覆的、不斷的記憶追尋實際上只是在尋找當下。嚴歌苓的《穗子物語》，亦是如此。

作家對歷史敘事的喜愛不但在海外華人中屈指可數，也遠遠超過了內地作家。可以說，

對中國的懷想在嚴歌苓的作品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但它們並不是孤立的，相反，這些作品與講述華人在美國的移民故事一起構成了一個對話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作家不斷豐富、發展著自己的歷史和文化思考。在《少女小漁》、《扶桑》等當中嚴歌苓對異域文化中的東方女性身份作出了淋漓盡致的詮釋，她們的純真、善良、對苦難異乎尋常的忍耐、富於母性的特徵象徵著東方文化的神秘與博大，在異域文化的視角中也成為別具風情的存在。嚴歌苓是始終有著文化自覺意識的作家，她對文化的思考與展現從來不僅僅停留在表面的浮光掠影，總是儘可能地將文化中那些具有異質性的部分加以藝術化的詮釋。在這些作品當中，一方面是對既有文化經驗的迷戀，一方面也有對個體生存處境的思考。但在《穗子物語》中

，嚴歌苓拋開了對普遍性文化經驗的依靠，直接面對殘缺曖昧的個體記憶。

事實上，歷史的不確定性對作家構成了巨大的敘事誘惑，其中豐富的人性題材更是令人難以抗拒。可以說，《穗子物語》對作家來說，既是長期生活和思考的總結，也隱約暗示著新的探索。

對嚴歌苓來說，“十年一覺美國夢”（作家語）不僅僅意味著生活體驗的重大轉變，更重要的是原有文化經驗受到衝擊後生發出的對歷史、對國家、對個體等問題的重新審視，它是作家在美國長期生活後關於中國記憶的一次清理，而這一清理則是與對當前身份的思考與定位緊緊關聯在一起的。對本民族文化傳統的高度自覺往往是在面臨“邊緣”、“隔離”、“孤立”種種危機性的壓力時出現的，我們可以很

輕易地發現在《少女小漁》、《扶桑》等小說中所蘊涵的文化象徵意義，在主人公身上體現出的強大的文化生命力是令人動容的，自然，這種書寫也代表著一種文化認同的方式，但對東方文化包容性、寬恕性等特徵的特別強調本身就帶有身處強勢異質文化中的某種焦慮感。

如果說作家在試圖透過文化的象徵意義來獲得自我認同的話，那麼與此對應的中國書寫則在另一方面不斷地消解這一認同，透過種種歷史的、現實的回憶與想像。

在《天浴》、《雌性的草地》等作品中，我們看不到多少文化認同感的體現，相反更多的是一種反思。可以說，在兩種書寫中呈現出的差異與張力反映著作家在面臨文化衝突時的複雜心態。但這種情況在後來也有所改變，對傳統文化經驗的迷戀性描述漸漸減少，原先的偏倚也很少再出現，更多的是用一種帶有淡淡嘲諷與悲憫的眼光來看待世相百態。在我看來，這並不是說作家已經完全超越了文化衝突帶來的困境，事實上，這一困境依然存在，發生變化的是作家的身份意識。

在一次訪談中被問到對中美的從屬關係時，嚴歌苓曾強調：“我不想從屬，永遠保持這種狀態……作為一個在美國生活的中國人，我的寫作可以不必考慮任何後果，因為我本來就不屬於那裡的主流社會。”與任碧蓮、譚恩美等人不同，嚴歌苓並不熱衷於儘快融入美國文化併成為美國主流社會的一員。中國文化對於她始終是不能迴避也不願迴避的存在，她對中國的反覆書寫無時無刻不在體現著這一點。就文化身份而言，選擇“不從屬”儘管意味著個體的自由，但也同時意味著要承受巨大的壓力。這樣一來，對個體記憶的堅守就變得無比重要，因為它是唯一能夠確定自我的依據。

事實上，嚴歌苓對記憶的書寫很早以前就開始了，但真正連續性的成長記憶是到了《穗子物語》才有了清晰的脈絡的。作家在《序言》中這樣寫道：“在這個小說集（《穗子物語》）裡，我和書中主人公穗子的關係，很像成年的我和童年、少年的我在夢中的關係。”同時又說：“應該說這小說是最接近我個人經歷的小說，但我拒絕對它的史實性、真實性負責。”【10】原因在於“其中的故事並不都是穗子的經歷，而是她對那個時代的印象，包括道聽途說的故事給她形成的印象。

”穗子與敘事者之間是有著獨特而隱秘的精神聯絡的，對穗子成長記憶的描述實際上也是對自己記憶的一次清理。

親身經歷抑或耳聞目睹的種種糾結成為令人無法迴避的存在。作為生命體驗的一部分，它們在歷史與當下之間無疑有著不容忽視的地位。個體記憶呈現出的含混、顛倒並非作家有意玩弄敘事文字，事實上，在嚴歌苓那裡，敘事並不僅僅是技巧，而是始終有著意向指歸的，具體到《穗子物語》，便是對身份的不斷追認。怎樣在異質文化中確認自己的身份，這在海外華人創作中是不可忽視的一環，對它的思考和表現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創作的面貌與特點，我有理由相信，嚴歌苓在《穗子物語》體現出的對歷史記憶與文化身份之間關係的探索不僅是對自我的超越，同時也為海外華人文學寫作提供了新的精神向度。

參考文獻

【1】【2】【3】【4】嚴歌苓《拖鞋大隊》，《上海文學》2003年第9期。

【5】嚴歌苓《小顧豔情》，《上海文學》2004年第7期。

【6】【9】【10】嚴歌苓《穗子物語•自序》，臺灣三民書局2004年出版。

【7】嚴歌苓《梨花疫》，《十月》2004年第5期。

【8】斯圖亞特▪霍爾《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見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

讀書會注：

本文個別段落較原文略有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