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認為這兩位書法家所說的理論都有成立的部分，但是都有缺陷和不足。趙孟的理論是側重於筆法，是相對於一個較長的時間跨度上說的，也就是說是縱向的，歷史的看待問題；而啟功先生對於結構和筆法的認識，則是著眼於一個相對穩定的歷史時期，橫向的看待。二者並非一個維度上的探討。所以基本上都有各自的道理。然而，對於同一個問題不同的認識、同一個問題不同側面的看法，並不能顯示兩者之間的高低貴賤和藝術成就。

因為在地位和成就上，趙孟要比啟功佔便宜太多了。他離我們這麼遠，至少相對於啟功先生來說，趙孟距離我們足夠遠了。而人總有一個習慣，那就是厚古薄今，越是眼前的人，越是把它貶低到不如古人的境地上，我認為這是對啟功先生的不公平。所以我們在對待趙孟和啟功先生關於“結構重要還是筆法重要”的問題上，應該但就理論進行邏輯推演和評析，指出他們的不足。而不應該以他們現有的書法地位和成就作參考，來遷就對他們理論的評價。

因此，這個問題可以分為同時橫向看待和歷史縱向看待兩個方面：第一、橫向看，啟功先生說得對結構比筆法重要，這個觀點，確實是啟功先生的觀點。在啟功先生出版的書籍中，有關書法理論方面的論著就有這方面的闡釋，甚至對於黃金結字律的研究，也是出自對結構的闡釋。對於結構，啟功先生曾經在一檔書法講座中介紹行書、楷書的區別和練習時，詳細介紹過。他認為結構上的相似不變性，是楷書和行書之間的關係所在。為此他做了一個比喻，說：楷書就是快寫，我們把楷書書寫所經過的重要節點標記下來，發現行書也是經過這些站點的，就好像我們做公交車的站牌，無論是行書還是楷書，都要經過這些站牌，無非是一個開得快，一個開得慢罷了。

在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問題。啟功先生所說的站牌，實際上就是我們書寫漢字時候的節點、佈局和關鍵位置。也就是說啟功先生認為，結構是重要的，它表現在書法各個方面。然而，啟功先生所說的結構相對不變，結構比筆法重要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他所侷限的時間維度是非常短的，不能歷史的、一貫的總結書法史上的變遷，只能說在相對一個比較穩定的時期內，中國書法的漢字結構穩定不變，在某程度上重要性超過筆法。但是一旦時間這個尺度拉大，這個規律就不起作用了。這是它的侷限。這一點涉及到對結構本質的理解。書法結構，是構成書法的三大要素之一。結構就是每一個漢字筆畫之間的安排和佈局，它體現的是一個時代人的藝術審美和規範。比方說我們去觀察同一個字，在不同歷史時期，它的結構變化是非常大的，這些就是因為每一個時代的審美標準不一樣，有些朝代認為肥胖為美，有些認為瘦骨嶙峋是美，因此，結構上會有差異。但是在每一個時期內，能否正確把握這些審美變化和審美規律，及時在藝術上、在書法上抓住時代脈搏，體現書法審美，我想這個是啟功先生強調結構的重要性比筆法重要的原因，也是他合理的地方。

第二、縱向歷史地看，趙孟更有道理趙孟首次提出這個理論是在王羲之蘭亭序書法後面的《蘭亭十三跋》中說的。我想，此時的趙孟仍然沉浸在王羲之美妙的書法世界裡，對於王羲之無限崇拜的他一連寫下十三天“觀後感”可見他對王羲之的崇拜。但是我們想一想，從王羲之趙孟，他們之間隔了多少年呢？從東晉一直到元朝，這其中已經換了多少朝代，又有多少審美轉變？“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態”是清代書法家梁巘在《評書帖》中所說的一段著名書論，也是對這四個時代書法審美標準的評價。

在這其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從王羲之到趙孟，經歷了晉、唐、宋、元四個時期，審美也經歷了韻、法、意、態四種審美風格變化。聯絡我們之前所說結構在本質上是時代審美的體現，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結論——在趙孟寫下《蘭亭十三跋》的時候，趙孟所著眼的，不是王羲之的書法結構怎樣巧妙。當然我們說王羲之書法結構也是一流的，超級棒的，但是趙孟所處的年代，審美上必然和王羲之的審美有衝突，因此在以審美為主導的結構上，趙孟才會寫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這裡面結字就是結構的意思，因時相傳就是隨著時代變換模樣。筆墨當隨時代也是這個道理。趙孟之所以在王羲之蘭亭序後題跋這篇文章的目的，也在於講解這個道理，接著他便說用筆千古不易。就是筆法是千古不變的。

因此，趙孟才拋棄了結構這個要素，單純的去考察筆法這個要素。在縱向歷史的維度上，趙孟說的道理更有規律性和不變性，可以橫跨千年而結論成立，則是趙孟道理的視野大過啟功先生的地方，也是他的的進步性。但是，趙孟所忽略的一點就是工具的變革對於筆法的衝擊也是很明顯的。比方說我們從軟筆的書寫工具過渡到硬筆工具，其形態變化之一就是筆法的作用大大削弱，而結構方面的不變性更多了。這是趙孟理論的缺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