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愛“捉姦”，也愛看“捉姦”。 中國人為什麼愛捉姦呢？
從明面上看，當然是出於“正義感”
。不管怎麼說，通姦總是“不正當”的。不正則不義，不義之人，人人得而誅之。這就首先從前提上確定了捉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合理合法的事，總會有人去做。因此，只要有人通姦，就會有人捉姦，而且也不會只限於被捉者的丈夫或妻子。
似乎不能不懷疑這種“正義感”的真實性。事實上，不少捉姦者在行動時，心中確實是“正氣一團”的。尤其是對“地方風化”負有責任的人，一聽到訊息，第一反應往往是勃然變色：“這還了得！”即便一般的匹夫匹婦，也不會認為出了這種事情，是“地方之幸”，因此也會
正義感油然而生，義憤填膺地前去舉報，或親去捉拿。
從這一點看，我們不能不承認，儒家的禮教風化確實是深入人心。男女之間“授受不親”，妻妾婦人應“恪守婦道”，差不多已成了中國人的一種“文化無意識”。只要一聽說男女兩人私相幽會，也不問是張三是李四，是戀愛是通姦，都會立即閃出“捉姦”念頭，弦繃得可真夠緊的。
然而，只要認真分析一下，我們就不難發現，在捉姦者那一團“正氣”的背後，似乎多少總會有一點“正義”之外的東西。
首先我們總得承認，世界上合理合法、正義正當的事，大概並不止於捉姦一件，而通姦是否犯法、是否一定不正當，也還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即便我們認定通姦是違法和缺德的，大概也得承認，較之敲詐勒索、盜竊搶劫、貪贓枉法、殺人放火等等而言，總歸對社會危害要略小一點。
然而我們中國許多人，對於抓賊、反貪、追捕逃犯和制止犯罪，似乎並未表現出捉姦時的那種熱情，有的對於公安機關的執法，還會持一種不合作態度。這樣算下來，則我們的“正義感”，似乎就要打一個折扣。
其次，捉姦之後的處置，也很奇怪。按說，抓到了“罪犯”，理應移送司法部門處理，比如抓到了小偷什麼的，就是這樣。當然也有抓到小偷後猛揍一頓的，這也好理解。然而捉到“姦夫淫婦”之後，最通常的做法，是要“遊街”；即便不遊街，也要“示眾”；即便不示眾，也要廣播得滿世界都知道；而踴躍前來觀看者，也大有人在。這就又不能不讓人進一步懷疑，捉姦的目的恐怕不在於“捉”，而更在於“看”。
網傳某明星捉姦現場照
的確，捉姦確實好看。
第一，捉姦本身就是一臺戲。但凡一部戲劇作品應該具有的，如環境、人物、情節、動作、懸念、高潮，捉姦一事之中，無不齊備。況且，這又是些什麼樣的“因素”啊！環境是神秘的，人物是真實的，情節是緊張的，動作是驚險的，懸念是強烈的，高潮則是令人興奮的。既是真人上場，又不用花錢買票，正可謂“不看白不看”，豈有不看之理？
第二，在捉姦這場戲中，可以看到許多平時想看、但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在舞臺上都難以看到的東西，比如赤身裸體的男女。運氣好一點，還可以看到他倆的某些動作。這可是極具神秘感、吸引力、刺激性的場面，是平時花錢也看不到的，現在卻可以不花錢白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豈能錯過？
第三，捉姦比一般的看戲還要過癮。一般的看戲，是演員演，觀眾看。演員演得再好，也難免有虛假感，而且也缺乏交流。捉姦卻是真人真事，真刀真槍，貨真價實，不帶摻假，有足夠的真實感和現場感，而且自己也親自上場，既當觀眾，又當演員，豈不過足了癮？
第四，捉姦不僅僅是當觀眾，當演員，而且是當英雄，當大爺。你想想吧，那些“姦夫淫婦”，在捉姦者面前，哪一個不是驚惶失措、丟魂落魄、膽戰心驚、磕頭求饒？單是在那賊男女興頭正濃時衝將進去，大喝一聲“你們幹得好事”，就十分過癮。看著他們從熱被窩裡滾落到冰冷地上，臉嚇得發黃，渾身哆嗦，告饒不止，就夠樂一陣子的。哪能不趁這機會幸災樂禍一回，好好體驗一下優越感？
第五，捉姦不但能當英雄，當大爺，而且當得十分便當。因為你打也好，罵也好，教訓也好，對方可絕不敢還嘴還手。平時不敢說話的，這時不妨多說幾句；平時不敢動手的，這時不妨大打出手；平時受過那“姦夫淫婦”氣的，這時不妨趁機會出氣；平時對人低三下四的，這時大可趾高氣揚。總之，捉姦這事，既能一飽眼福，看一回好戲；又能一顯身手，當一回英雄；還能博得眾人喝彩，出一回風頭。這可真是一箭三雕，得了便宜又賣乖，這樣的好事，上哪兒找去？
所以，一有捉姦任務，男人們幾乎不用動員，便會自覺上陣，踴躍前往，女人們也有偷偷摸摸去看的。當然，即便錯過了機會，也不太要緊，因為還有後面的遊街和示眾可看。看遊街示眾當然不及看捉姦過癮，但有機會看總比沒得看好。因此，當那男的光著上身、女的掛著破鞋遊街時，看客也會十分踴躍。
電影中的《鬥破鞋》鏡頭
然而我們還是不明白，捉住了“姦夫淫婦”之後，為什麼一定要遊街示眾呢？
最直接的解釋是：為了讓他們“沒臉見人”。俗話說，“人活一張臉，樹活一張皮”，沒臉沒皮，人而不人。所以遊街示眾，乃是一種極重的處罰。但是，倘若那“姦夫淫婦”，原本是死不要臉的東西，或者他們原本就是真心相愛，因此而“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又怎麼辦呢？
辦法也是有的。中國古代對此，歷來就有嚴酷的肉刑，大抵是男的割去陰莖，叫“腐刑”；女的破壞子宮，叫“幽閉”，總之是讓他們再也無法“成奸”。還有一種更加慘無人道，叫“騎木驢”，大概是用刑具刺傷女性陰道使之致死。此外還有騎木驢再加零剮的，不過一般用於因通姦而導致謀殺親夫者。《水滸傳》中撮合潘金蓮與西門慶通姦，又指使潘金蓮謀殺了武大郎的王婆，受的就是此刑。
王婆的是非我們先不去管，因為這裡面牽涉到對一個善良無辜者的謀殺，自然遭人痛恨。但如果只是兩個人私通，並未謀財害命，也要男腐刑女幽閉，便未免令人大惑不解了。通姦即便不正當、不道德、有傷風化，處分也不該如此之重呀！
重，自然有重的道理。
首先，它表現了中國傳統社會對男女關係的重視。這種重視在《周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易傳》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儀有所措。”這就簡直是把男女關係，提到安邦定國的高度了。依照這個邏輯，則男女關係如果“不正”，就會天下大亂，亡種亡國，所以又說：“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可惜，匹夫匹婦、平民百姓並不懂《周易》。對於他們，只能用“重刑”來加以威懾。如果對於通姦偷漢者，所給予的處分，竟是輕描淡寫的一番“教育”，那就顯然無法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
不過，重刑固然能表示重視，但如此的重視，豈非又反過來證明了通姦偷情之事，其實是防不勝防的？或者說，是不用重刑，便不足以防患於未然的？從邏輯上講，恐怕只能做這樣的理解。那麼，通姦偷情之事，為什麼又防不勝防呢？如此防不勝防，豈非又反過來證明了，在內心深處也想幹那種事的，其實並不只有一個兩個？
當然不止一個兩個的。如果只有一個兩個，就用不著這麼大動干戈。
其實，中國早就有句話，叫做“萬惡淫為首，論跡不論心，論心千古無完人”。也就是，“淫心”是難免人人都會有的。正因為淫心難免人人都有，所以，如不施以高壓重刑，就勢必弄得“天下大亂”。
但是，高壓也好，重刑也好，都不過只是當局的事，老百姓們也跟著摻和什麼呢？
少數人積極參與對“姦夫淫婦”的懲處，自然有他們的原因。
首先，他們需要宣洩。剛才說過，“淫心”是許多人都難免會有的，只不過基於道德、懾於重刑、礙於條件，不敢付諸行動罷了。這樣一來，他們的內心深處，就會感到“壓抑”，這就需要宣洩。如果他們發現自己想幹而又不敢幹的事，別人居然幹了，而且還在乾的過程中獲得了快感，則“壓抑”便會轉為“憤怒”。因為要幹就大家都幹，要不幹就大家都不幹，憑什麼“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呢？這實在太豈有此理，太令人“憤憤不平”了。這無疑也需要宣洩。捉姦，以及捉姦後的懲處，恰恰正好可以既宣洩壓抑，又宣洩憤怒，當然大家也就不用動員而踴躍前往。
其次，他們也需要表白。不偷情、不通姦、不淫亂，是高尚、清白、光榮的事。既然是高尚、清白、光榮的事，就必須讓別人知道。別人不知道，不讚揚，則光榮感等等，也就無由產生。這和一個人做了好事以後希望得到表揚的心理是一樣的。但是，“做好事”和“不做壞事”卻並不一樣。“做”有形跡，是已然發生的事情。做了就是做了，無論是否有人知道，它都是一個“事實”。有這個事實在，即便別人不知道，至少自己知道，可以“問心無愧”。“不做”就難講了，因為它無跡可查。你今天沒做，誰知道明天會不會做呢？事實上沒做，誰知道心裡想不想做呢？不但別人無從知道，便是自己心裡，恐怕也完全沒有底。這就需要表白，需要向別人也向自己表白：自己不但“沒做”那些壞事，而且“根本不想”做那些壞事。
捉姦、看捉姦、懲處姦夫淫婦，無疑是最好的宣洩方式和表白方式。因為“姦夫淫婦”們絕不敢也不會積極地參與捉姦（除非是自己的配偶與人通姦）。且不說“免死狐悲，物傷非類”，至少也會“做賊心虛”，不至於“賊喊捉賊”。所以，積極參與捉姦和懲處姦夫淫婦，便等於向大家宣佈自己既非“奸人”，亦無“淫心”，而壓抑在心理深層的“淫心”，又在這一過程中得到宣洩，豈非一舉兩得、一箭雙鵰？
正因為
捉姦和懲處姦夫淫婦是一種宣洩和表白，因此其行為也就必然“過激”。
首先，過激才過癮。既然是宣洩，就必須洩個痛快；而行為如不過激，則快感何由產生？更何況，在這裡，要宣洩的東西又何其之多啊！有因自己不能偷情所生之“壓抑”，又有因他人公然偷情所生之“憤怒”，輕描淡寫地來兩下怎麼打發得了？因此，這才有腐刑和幽閉之類刑法的發明。這兩種刑法，最能讓那些憤憤不平者心理平衡；在我們大家都不能隨便“快活”時，這對狗男女居然私下裡“快活”了，那就讓他們今生今世再也“快活”不成。這下子，我們大家不就“心理快活”了？
其次，過激才有效。因為中國有條不成文的邏輯：一種行動如果被公認是“正義”的，那麼，在行動中，行為越是過激，則其動機便將被認為越是正義。比如李逵的許多行動都是過激的，但他卻正因為此而被公認為梁山上最夠“義氣”的哥們。所以，“文革”中，批鬥“走資派”、“牛鬼蛇神”的做法也會一再“升級”，從一般的念批判稿，到開批鬥會、掛牌戴帽遊街，直到毆打體罰、凌辱致死。其原因，就在於運動的參與者，都要爭相表示自己的“正義”和“清白”，因此，每一種過激行為的提議和表現，都不會遭到反對（想反對也不敢說），而只會受到普遍的贊同和積極的響應，當然也就層層加碼、步步升級了。
如果說在“文革”中，人們急於要表現的，是政治立場的堅定和革命鬥志的昂揚，那麼，在傳統社會中，人們急於要表現的則是道德的高尚和行為的清白，其中就包括“不好色”、“不淫慾”。這種表白當然只能藉助於對“姦夫淫婦”的“滿腔義憤”。既然每個人都已“義憤填膺”、“怒火滿腔”，那麼，不出現過激的行為，就反倒不正常了。
以上兩種心理，自然是男人女人都有的。不過，相比較而言，則男人更多地是出於宣洩，而女人更多地是出於表白。因為男人比女人更喜歡“偷雞摸狗”，而女人比男人更需要“自證清白”。
中國曆來只有女人的貞節牌坊，沒有男人的貞節牌坊，而且一旦發生通姦案，也多半會歸結女方的“勾引”，而男方則不過“意志薄弱”而已。既然女人往往被視為“禍端”，則“正派”女人便極需證明自己不是“禍水”。所以，在這時，有兩件事是女人必須要做的。一件是在那“淫婦”遊街示眾時，衝出來向她吐口水，或扔潑汙物，此則以彼之“汙”證己之“清”；一件是在議論那“淫婦”罪行時，極盡口誅之能事，此則以彼之“淫”證己之“貞”。
總之，必須以對那“壞女人”的義憤，來證明自己是“好女人”。不過，義憤再強烈，也只能對準那“騷貨”。如果口水吐到“姦夫”身上，便會讓人疑心自己與那男人“有染”，或被那流氓“打過主意”的，豈不是欲證其“清”所被其“汙”麼？這個臉可丟不起，這種賠本買賣當然也決不能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