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戊戌變法，出現很多“君子”。但在我看來，真正稱得上“大英雄”的，只有譚嗣同。這裡面最牛逼的人物，也絕非我老鄉康梁，而是“湖南騾子”譚嗣同。

說他是真正的英雄豪傑，是說他的見識之高、氣魄之大、死志之絕都超出了同道；譽他最牛逼，則指的是，中國歷史走到此際，其實要數他影響力最大。

比如，當時前後，維新變法也好，繼之的保皇運動也好，再往後的長江自立軍戰役也好，甚至就連辛亥革命的倒滿運動，都處處可見他的身影。

> 當時的新舊兩派，其實都最服他譚嗣同，幾乎找不出第二人有此威望。

圖：譚嗣同（左2）和長沙時務學堂教習

維新變法就不說了，自立軍起事，其主導者唐才常就是他的刎頸之交，兩大統領秦力山、林圭都是他弟子；辛亥革命起，領導人黃興就是譚嗣同叔叔的門生，與譚嗣同交誼匪淺。據張伯楨說法，唐、秦、黃等人當初會毅然起來排滿，一個很大緣由就是譚嗣同“冤死”給的刺激，他們要“復仇”。

楊廷福寫《譚嗣同年譜》，就明確說，後來的孫中山、章士釗、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秋瑾等等，都視譚為先驅偶像，稱為啟示者，罵康梁則非常狠。甚至再往後的毛先生，都和譚嗣同有莫大淵源：他們不只是湖南同鄉，當初譚在嶽麓書院主講時，有一位鐵桿粉絲叫楊昌濟，而楊後來教出一個得意門生，並把愛女許配給他的人物，就是我們更熟知的毛先生。

譚嗣同實是晚清政治運動的樞紐人物，更是中國歷史上不多見的英雄豪傑，一心為國，沒有私慾，有難逼來，雖千萬人吾往矣，凜凜然國士之風。其餘如康有為等人，貌似變法領袖，號稱“維新”，宣稱“保國”，其實根底是“護舊”，也羼雜太多私慾，並不純粹。 所以一旦所願不遂，馬上“保皇”，邏輯上一點都不奇怪。

想當日，變法失敗，康梁當死而不死，譚嗣同可不死而送死，本身都在說明一些問題。

> 譚嗣同明明可以逃走，卻偏偏執意將生死拋在一邊，最主要原因他自己早就言明：他自投羅網，是“死事”而非“死君”。

至於一個流行的說法，說是害怕連累家人，不得已留下云云，我們國內的戊戌變法第一號研究專家茅海建先生早在他那些考證文字中說明了：即便譚當日貪生怕死逃走，譚父譚繼洵也早預備應對之方，並不至於受到過重的牽累。

說白了，老譚最後所走的，是一條愛國不愛慈禧太后的不歸路。這一點，恰恰是譚嗣同比之康梁亦或“戊戌六君子”，思想上更加卓越、更加超前、更加清醒的地方。譚嗣同雖然名義上是康梁一黨，但實質上他們是有政見分歧的。

我們現在重讀譚嗣同的一些著作，比如《仁學》、《寥天一閣文》等等，並不難明白，譚嗣同雖然出身滿清體制內高幹家庭，妥妥“官二代”，但是他反異族統治與推到君主專制的願望極其強烈。

說起來，他既是維新變法的核心參與者，也是革命黨人的前導，而他的思路核心，在於國家強盛、機制民主、人民富裕，實行改革，救亡圖存。他認為，在哪個階段就行哪種方案，並非完全沒有調解的餘地。儘可能溫和維新，必要時也會爭取兵變，這就是譚嗣同。

所以，新舊兩派，他都有聯絡，但用意不是兩頭押寶，而是在尋找一切可能的同道，尋求最合適的救國方案。

> 譚嗣同的尋死，從他著作邏輯來看，完全不是搞什麼“盡忠死節”的玩意，而是寄希望可以喚醒民智。至少，可以觸動民心。

他對盡忠死節那套倫理綱常，態度是非常鄙視的。他最大的用心，是希圖由此可以“開民智”，即奉獻出自各的生命與鮮血，以喚醒民眾的覺悟。他早就認為說，溫吞吞的變法也好，刀光劍影的革命也罷，都不是解決問題的重心，如果大眾的“覺悟不醒”，那些獨夫民賊繼續執行洗腦的工具，中國社會是永遠地“黑暗否塞、無復人理”。

譚嗣同的這種思路，是非常超前的，實質上也為後來近百年的中國人傑們所繼承。我自己讀譚嗣同，就常常被他思想的遠見所震驚。他面對勸離者，說的是“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已經講得很明白了。

於是，1898年9月28日的早晨，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一代豪傑譚嗣同，面不改色中被押赴刑場，脖子被砍了30多刀才死。據彼時親歷者回憶，那哪是砍頭，分明就是在鋸頭。

> 譚嗣同的死志當然是極其堅決的，自始至終沒有半句討饒，對他的意志力無需半點懷疑。

只是，坦白說，多年來，其實我一直都挺疑惑，就是在告別世界的最後一刻，譚嗣同到底有無生出一絲一毫的悔意：

他之尋死，目的在以自己的血“開啟民智”，可是當他奔赴刑場時，北京的民眾並無一人為他歡呼，而是幸災樂禍，群起攻之，爛菜葉、臭雞蛋紛紛砸向他，並且瘋狂喊叫著，“亂臣賊子，殺死他，殺死他”。

有的，甚至手捧著碗盆，就等著他鮮血隨著鍘刀冒出，好接點回家飲用。我始終不好想，當此時，譚嗣同到底什麼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