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是唐王朝由盛轉衰的一個轉折點，王朝的由盛轉衰本是尋常之事，但唐王朝的由盛轉衰卻令人感到特別可惜，安史之亂這一事件也是後人時常談起的一個歷史事件，這大概是因為唐王朝的由盛轉衰發生在其極盛時期，唐王朝突然便從鼎盛的開元盛世跌入了無盡的戰亂之中。

安史之亂的直接責任人當然是安祿山和史思明這些叛亂的將領，但安史之亂並不是一個突發事件，安史之亂爆發的背後實際上是唐玄宗統治期間矛盾的集中爆發。這種矛盾的產生，有唐玄宗本人的原因，也有唐玄宗手下的大臣的原因，而李林甫就是需要承擔責任的大臣之一。《唐語林校證》中即記載：

安史之亂現場還原

“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

不僅如此，包括《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史書都認為在李林甫擔任宰相後，矛盾便開始逐漸累積了。李林甫在擔任宰相期間的確做了許多黨同伐異、任人唯親、打壓異己的事情，但是李林甫的上臺以及他的專權都是唐玄宗天寶年間政治發展的趨勢所致，是時勢將李林甫推到了他所在的位置上。

除此之外，雖然李林甫的品德確實存在問題，但他在行政能力上確實是突出的，他擔任宰相期間唐朝的政治也是大體穩定的。本文的目的，便是向讀者展示一個更為客觀的李林甫，唐朝的由盛轉衰實際上是歷史的趨勢所致，李林甫作為一個個體實際上是難以發揮很大的作用的。

唐玄宗時期的宰相李林甫

李林甫的才幹

李林甫是實幹型的人才，卻缺乏文學方面的才能，恰恰唐朝崇尚文學，一般士人若無文學才能，很難取得一官半職。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缺乏文學才能的李林甫不僅能夠獲得官職，而且最終平步青雲、擔任宰相，足可見其才幹確實是出眾的。根據《品藻》的記載，唐玄宗在安史之亂後曾經與裴士淹有過這樣的一段對話：

“玄宗西幸，嘗鬱郁不悅，多與裴士淹並馬語。語及平日之事，時亦解顏。上曰：‘李林甫之材不多得。’士淹曰：‘誠如聖旨，近實無儔。’”

唐玄宗李隆基

即便在安史之亂之後，唐玄宗和裴士淹依然還是十分認同李林甫的才能的。李林甫的才能表現在他對於政治、經濟、軍事等形勢變化的敏銳察覺，主持了一系列適應時代變遷的改革。例如，均田制在開元年間趨於崩壞，開元二十五年，朝廷修訂、重頒均田令，同時進行財政改革，提高戶稅、地稅在政府財政收入中的比重，這一改革正是在李林甫主持下進行的。

開元年間由徵兵制向募兵制的轉變也同樣是在李林甫主持下進行的，同樣是在開元二十五年，唐廷宣佈以後所有軍鎮兵士一律以招募長住邊境的兵防健兒擔當。《玉海》記載：“開元末，李林甫為相，又請諸軍召募長征健兒，以息山東兵士”，《唐六典》則記載：“人賴其利，中外獲安。是後，州郡之間永無徵發之役矣”。可見，李林甫主持下的募兵制改革確實是有所成效的。

《唐六典》史料

最能體現李林甫在政治制度上的創新能力的，則是他在開元十六年進奏的《長行旨》。《長行旨》針對的是唐朝前期的支度國用計劃，當時唐朝的支度國用計劃及其施行的程式為度支每天奏抄金、倉部符，金、倉部符完成後，再由百司抄寫後下發給各州，而在下發給各州的符中，又涉及到全國賦稅的支付情況。簡單來說，當時中央的專職官員度支需要每天抄寫相關的檔案，再即刻下發到全國各州，這樣的制度是十分耗費人力和物力的。

李林甫針對這種情況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對制度國用計劃進行了極大的簡化，從此，度支每年只要將所需徵收賦稅數量報皇帝裁可，由金部向各州頒佈一二紙文，具體份額及徵納措施等，各州即可根據長行旨條自行處置。《唐會要》記載：

宰相李林甫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六日，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租庸、丁防、和糴、雜支、春彩、稅草諸色旨符，承前每年一造，據州府及諸司計紙當五十餘萬張。仍差百司抄寫，事甚勞煩。條目既多，計檢難遍。緣無定額，支稅不常。亦因此涉情，兼長奸偽。臣今與採訪使朝集使商量，有不穩便於人，非當土所出者，隨事沿革，務使允便。即望人知定準，政必有常。編成五卷，以為常行旨符。省司每年但據應支物數進書頒行。每州不過一兩紙，仍附驛送，’敕旨：‘依。’”

李林甫主持的這一改革使得唐朝的行政制度更加合理，使得唐王朝的財政制度更加密切符合地方的實際情況。

李林甫的專權

唐朝建立初期沿襲隋朝的制度，中書省負責出令，門下省負責封駁，尚書省負責執行，三省的長官在門下省的政事堂共同議事。但是，到了唐玄宗統治年間，朝廷各方面的事務大量增加，而三省長官共同議事的制度則難免導致三省長官之間意見爭執不下，導致決策的效率十分低下，完全無法適應當時的形勢。

隋朝三省六部制

針對這種情況，唐玄宗開始修改議事堂制度，在唐玄宗執政初期，雖然有兩人同朝為相，但往往是一人主要負責政務，另一位則居於附屬位置。到張說擔任中書令時，唐朝的宰相制度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新唐書》記載：

“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眾務焉”。

這意味著，中書門下從此掌握了從決策到執行的全部權力，實際上將三省的權力集於一身，而宰相則是中書門下的管理者，宰相自然就有了極大的權力。這一制度的改革，成為了其後宰相專權的制度基礎。

《新唐書》史料

而唐玄宗本人到了執政的中後期，也逐漸喪失了執政前期勵精圖治的精神，逐漸不願管理政務，而一心專注於音樂與藝術。《通典》記載，天寶三年唐玄宗曾經問高力士：“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

由此已經看出唐玄宗確實已是消極理政了。因此，玄宗朝宰相專權實際上有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唐玄宗時期需要處理的政務數量大大增加，需要增加宰相權力來統領政務；

第二：唐玄宗本人後來逐漸疏於政務，需要有一個專權的宰相來幫助其處理政務。

除此之外，李林甫還有一個特質使其能夠長期擔任宰相，那便是他事事順從唐玄宗的意思。對於唐玄宗來說，他雖然需要一個能幹的宰相幫他處理政務，但這個宰相絕不能威脅到他的統治，與姚崇、張九齡等經常反對唐玄宗的宰相相比，李林甫則是處處依從皇帝，使得唐玄宗十分放心，對於李林甫也是十分信任，自然便放心地將政務交給李林甫處理了。

楊貴妃與唐玄宗

由此可以看出，李林甫能夠長期擔任宰相，確實有著充分的原因。後人編撰的《新唐書》和《舊唐書》雖然都對李林甫個人的品德持否定態度，但對於他在擔任宰相期間的行政能力仍然是肯定的。《舊唐書·李林甫傳》稱：

“每事過慎，條理眾務，增修綱紀，中外遷除，皆有恆度。自處臺衡，動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調無仕進之門。所以秉鈞二十年，朝野側目，憚其威權”。

《新唐書·奸臣上·李林甫傳》則稱：“然練文法，其用人非陷附者一以格令持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人憚其威權”。兩部史書都指出，李林甫處事謹慎，處理政務條理分明，並且精通律法，任相時注意依法行政，選拔官僚時也遵循現有的規章法度。

唐玄宗懶政體現

結語

李林甫之所以能夠擔任這麼長時間的宰相，一方面是由於其自身突出的行政能力，另一方面則是時代趨勢所致，兩方面的因素結合在一起，促使李林甫成為了唐玄宗時期權傾一時的宰相。在這兩方面的因素中，相比於李林甫個人的因素，應該說時代趨勢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在李林甫之後的楊國忠同樣是一個專權的宰相，而楊國忠的能力遠遠在李林甫之下，這樣的一個人都能掌握如此大的權力，足可見是時代趨勢的推動作用了。

我們應該客觀地認識到，雖然李林甫的個人品德確實存在著問題，他在任上幹了不少黨同伐異、迫害同僚的事情，但他確實是一個有能力的官僚。李林甫的專權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起到了穩定唐朝社會的作用，以後來掀起安史之亂的安祿山來說，在李林甫擔任宰相期間，安祿山對於李林甫是十分忌憚，《新唐書》記載：

安祿山影視劇形象

“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己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床曰：‘我且死！’”

由此可見，安祿山十分忌憚李林甫，李林甫的存在對於壓制安祿山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當李林甫死後，楊國忠擔任宰相後，安祿山與楊國忠的矛盾則是日漸激化，兩年後便爆發了安史之亂。

因此，對於李林甫這個歷史人物，我們還是要客觀地進行看待。在我看來，由於歷史趨勢的影響，當時即便不出現李林甫，也會出現類似的集中權力、諂媚皇權的宰相，就像後來的楊國忠，但這樣的宰相也許能力並不如李林甫，倘若這樣的情況真的發生，唐王朝的衰落也許會來得更早一些。

究其根本，則是因為此時唐王朝的政治、經濟、社會矛盾以及累積到了一定的程度，或早或晚必定會爆發，其是否爆發並不取決於某個個人，歷史中的個人頂多讓矛盾的爆發更早一些或更晚一些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