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造反可謂是最嚴重的罪行之一了，統治者們絕不會容忍動搖自己統治根基的情況出現，因此為了防患於未然，造反者往往會被處以極刑。古人們發明了五花八門的刑罰手段，最殘酷的那些往往會用在造反者身上，場面越血腥受刑者死狀越慘，刑罰的震懾效果也就越明顯。然而凡事都有例外，在這方面，以殘暴著稱的俄國沙皇就做得非常“窩囊”。

提起沙俄，尤其是在沙皇統治末期，出於對沙皇殘酷剝削的不滿，國內反對呼聲日益高漲，反抗者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後來建立起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的那夥人裡，列寧、捷爾任斯基等大佬，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也是享受“流刑”的常客。客觀地講，雖然動機是好的，但對於沙皇來說，這些人可是實打實的“造反者”，然而沙俄判處的刑罰卻非常輕，除了“流刑”還是“流刑”。

所謂“流刑”就是流放，即將犯人驅逐到遠離俄國政治經濟中心的偏遠地帶，或是任由犯人自生自滅，或是強迫犯人從事勞動，以示懲罰。很顯然，“流刑”對於顛覆政權這種行為來說肯定是判輕了，其實一開始，沙俄對這造反者的處罰還是很重的。早在1591年，第一任沙皇伊凡四世的兒子德米特里·伊萬諾維奇猝死，王后認為是大臣造反，便煽動百姓掀起暴亂，結果遭到權臣戈杜諾夫的殘酷鎮壓。最終有200多人死於暴亂，60多戶被處以流刑。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打斷德米特里臣子的“精神脊樑”以永絕後患，其住所烏格里奇城的精神象徵——教堂內的一口大鐘被鋸掉雙耳，和居民一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這一荒謬處罰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銅鐘流放”。沙俄對造反者的殘酷懲罰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期，1907年，在彼得·阿爾卡季耶維奇·斯托雷平的主持下，沙俄展開“六三政變”，解散國家杜馬，殘酷絞殺民主革命。諷刺的是，就是這樣一位權臣，卻同時使200多萬戶農民成為富農，極大地活躍了俄國經濟，甚至被後來的俄羅斯人推選為歷史上最為大的俄國人。

其實，沙俄末期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沙皇政權向不同政見者妥協的結果；從偉大的彼得一世以來，沙俄就有逐漸減少死刑的徵兆，而到了斯托雷平時期，最大限度地減除死刑更是被更多地提及，因此，沙皇認為懲治“造反者”們最好的手段仍然是流放。不過，最初設立流刑時，俄國剛剛征服西伯利亞，統治者們發現這兒寒冷貧瘠，很難生存，便把大量罪犯扔到這兒讓他們自生自滅。巔峰時期，每年都有超過5000人慘遭流放。

不過，長年累月的流放使得西伯利亞地區積累下來一定的人口基數，截至19世紀末，西伯利亞人口已超過40萬人，約佔當時沙俄總人口的0。7%，加上那裡資源充足，並且隨著交通等基礎建設的完善，等到列寧帶頭鬧革命那會兒，西伯利亞流放已經沒有傳說中的那麼殘酷了；相反，沙俄政權的妥協和一些客觀條件的發展，反而出現了大量荒唐有趣的事情。

首先，進入20世紀之後，統治者們還認為一旦被扔進西伯利亞，受刑者仍會像16世紀那樣一去不復返。實際上，當時的交通條件已經相當不錯了，加上政府並沒有設立專門的監管制度，因此，不少流刑犯人一到達服刑地，立馬自己想辦法跑了。因此，直到1903年後，沙皇才恍然大悟，設立了專門的監督機構。

這還不算啥，作為被流放的“常客”，列寧同志的遭遇才算有趣。1897年，聖彼得堡法庭判處列寧到西伯利亞流放3年，臨刑前，列寧的老母親向當局提出自己兒子的身體不太好，況且陸上的衣服和食物都沒著落，因此要去推遲執行一個星期，以便讓列寧“睡得更香，吃得更好”。當局居然批准了這一系列要求，更雷人的是，列寧母親隨後又致信西伯利亞總督，要求將兒子的流放地點選在葉尼辛省南部，因為那邊氣候比較溫和，有利於身體健康；總督在考慮後也批准了這一要求，甚至還友情贊助了2周的“緩刑期”。

這還不算完，根據規定，流刑犯人每月可享受8盧布的津貼，這是啥概念呢？按照盧布在當時的購買力，1盧布最少可以買二三十斤麵包，列寧在寄給母親的信中都忍不住吐槽：在西伯利亞閒得慌，隔三差五就要吃一頓牛羊肉，簡直是吃到想吐；吃飽了撐得沒事幹，就跟其他革命者湊在一起曬曬太陽釣釣魚順便聊聊天，探討一下怎樣更有效地推翻沙皇的殘酷統治。後來列寧還把妻子也接到西伯利亞，兩人吃穿無憂，生活安逸，這在當時的俄國已經是相當難得了。這哪兒是服刑？簡直像是在度假。

縱觀沙俄末期那段歷史，被沙皇處死的革命者實在不多，就連直接去刺殺沙皇的列寧親哥亞歷山大，也是正兒八經地審判了好久，在人證物證充分後被判處絞刑。對於觸碰到底線的革命者仍然堅持用“流刑”作為最高刑罰，沙俄政權的忍耐力也實在是令人欽佩。而作為“回報”，沙皇一家慘遭殺害，其中包括年僅14歲的小兒子，還有為其服務的廚師和傭人。1918年7月16日深夜，當尼古拉二世一家被契卡堵在地下室裡，面對槍口的他看著眼前的人，不知這位末代沙皇會不會感覺自己在處理這件事的手段上太過“窩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