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自私的人，城是寂寞的城，在那兵荒馬亂的時代，個人主義者是無處容身的，可是總有地方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妻。”
——《傾城之戀》
1920年，就在中秋團圓日的前一週，上海市郝德路一座牆角斑駁的“公館”出生了一名女嬰，許是沒有達成“傳宗接代”的意，而沒有順著字，只撿著一個生僻而無意義的“名”，取名為張煐。
長不過四歲，似覺醒了什麼的“新式女性”母親就決然地與姑姑奔赴歐洲遊學，直到長到十歲時，被離婚的母親塞入一個教會學校入學六年級，並更名張愛玲，
也就是後世大名鼎鼎的那個吶喊著
“出名要趁早”
的作家。
那個時代的中國，風雨飄搖，像張愛玲家這種“高不成，低不就”的遺老後代，總是過得尤為逼仄，前承祖輩張佩綸，李鴻章等名臣的盛名廕庇，後繼動盪著匍匐前進的沒落王朝的“敲打”，父親一生所學盡數成空，母親“覺醒”跳出牢籠。
只餘這個“封建殘餘”都不待見的女兒張愛玲，既不被重男輕女的父親待見，也不被自顧不暇的母親青睞，轉而只能用自己僅有的文學天賦，試圖尋找一條活得“精彩”的大道。
當然，畢竟作為“貴族”後人，風骨和氣質總似若有若無地留存著，多年來紮實的文學基礎，天賦喜人又更勤不輟的努力，讓她得以19歲發表《天才夢》一炮而紅，自然“天才”之名加身。
但好景不長，試圖奔赴西方“自由國度”的張愛玲的夢，被無情而殘酷的戰爭屢次打敗，倫敦大學不行，退其次入香港大學，而不到三年之後的1942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又讓她失去了唯一的“做夢”機會，只能輟學，退回上海生活。
時值列強“分蛋糕”之際，身在如此動盪混亂之地，“情感”也無處宣洩，如何不心生抑鬱憋悶之感？
都說
“亂世出豪傑”
，張愛玲雖沒有雄心壯志試圖去做什麼，但作為一名文人，寫些什麼更為妥當。
於是，在那“不平凡”的1943年，她開啟了人生當中“最輝煌”也是“最高產”的一次自我精神世界的肆意揮灑。
而這篇《傾城之戀》尤為特別，縱觀她一生的整個創作生涯裡，這種“大團圓”結局的故事，有且大概只有這一個。
但有意思的是，
《傾城之戀》雖帶著“戀”字，而“傾城”二字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的唏噓讚美之語，內容講的也是男女戀愛到結婚的那些推拉瑣事。
但歷來，尤其是後來一樁逸聞——與傅雷的一場隔空“駁斥”，且後來親自“下場”為此文解讀道：
“《傾城之戀》裡，從腐舊的家庭裡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的洗禮並不曾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範柳原，使他轉向平實的生活，終於結婚了，但結婚並不使他變為聖人，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與作風。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
更添後世讀者和評論家們似兩極般的解讀：
一方，牢牢扣住“愛情”，評論故事裡男男女女們的各色愛情及背後種種感情意味；
而另一方，則傾向於作者本人的感情投射，意在揭示舊時代下女性的悲劇和男性的醜陋，宣揚的是一種女性“站起來”的自由精神。
而時隔多年，再次重讀時，
卻隱隱約約透出一絲關於時代與命運的“過度”解讀，總覺在那樣一個“淪陷”前後的大背景之下，於愛情而言，命運的何去何從應該高於一切。
甚至讀地“深”一點，再看《傾城之戀》裡，
似乎就沒有了所謂的“愛情”故事，有的只是男男女女們相互取暖與慰藉的結合，裡面或許有“愛”，或許有“情”，卻始終沒能合而為一成為“愛情”。
很奇怪，對我來說很是一種神奇的體驗，我是不喜歡張愛玲的，即使看過她大部分作品，一兩部改編的劇，但始終對她有種莫名的“疙瘩”，或許是她的筆太過直白，卻總是帶著偏頗的真實。
而大多的故事總是一副刻薄的曖昧，不過真要選出一本，到是首推《傾城之戀》，無他，這個故事雖然仍是刻薄的，但就像她自己在《論寫作》裡所說，
她想寫出，也正寫出了那種曖昧而哭不出來的悲哀
。
所以特別，所以恰到好處。
習慣性的刻薄開頭，撲面而來的就是那個時代，只屬於愚昧女性的悲哀無知，故事裡女主角白流蘇的前夫死了，三爺要她去奔喪，卻被“親人”藉機諷刺：
“你們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姑奶奶的錢哪，沒的沾上晦氣！她一嫁到了婆家，丈夫就便成了敗家子。回到孃家來，眼見得孃家就要敗光了——天生的掃帚星！”
多可悲，也多“正常”，張愛玲對那個時代女性的感同身受，適時地從一開頭就被宣洩出來，於是故事裡的白流蘇被迫只有“唯一”一種好的選擇——範柳原。
這個被設計為那個時代最具代表的“新女性”的白流蘇，不僅代表的是一種被埋藏在深處的所謂“女性的覺醒意識”，更是在張愛玲的理解裡，對“舊女性”的一種打破和希望的重塑。
即使她覺得自己是身不由己，筆下的人物有著屬於自己的命運，但那種帶著些許偏執，卻似乎照見後世數十年的“預感”是頗具眼光的前瞻。
就像現在的我們，許是時代的洪流裹挾，許是物質與精神世界的日益失去平衡，
於是，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愛情和婚姻總是難以統一，也不會一致。
愛情的可遇不可求，勝在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感覺，而婚姻要求的細水長流，又是一種必須把諸如金錢，地位和房子，車子等各種“條件”一一配對的必然程式。
就像故事裡的白流蘇，作為從“舊時代”裡掙脫的有知女性，經歷過失敗的婚姻，她很清楚自己沒資格談愛情，只能以此“謀生”，不管這稱之為交易還是謀算，都只不過利己的必然和功利的最好選擇。
於是她會果斷地去“搶”對她解決目前處境最好的範柳原，而後續兩人之間在上海和香港兩地的男女“推拉”，
看似是一種爭奪愛情主導權的“爭鬥”。
實則是搶奪操控對方“一切”控制權的精妙暗戰，贏家所有通吃，輸家一無所有。
而於白流蘇而言，其實就像是那個時代似“永遠”不由自主的女性一樣，張愛玲讓她真實地在一開始就輸給了範柳原，然後被冷落空手回上海“輸一次”，再給個希望，“請”回香港“贏一次”，反覆揉捏，只為身心完全被範柳原掌控在手。
即使最後張愛玲憐憫地給了一個“團圓”的結局——
淪陷後的困局中，無奈地完美結婚
，但說到底，這種欲說還休的曖昧結果，不過是試圖用戰爭去粉飾必然悲劇的結局罷了。
終究，
如白流蘇般的人，只是用愛情做賭注，最想要的不過是張可靠的長期飯票，讓她可以好好地生活在這個亂世而已。
這個故事哪有什麼愛情，或許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代裡，“白流蘇”們只能去放棄“不重要”的愛情，去追求那可以讓自己好好活下去的“情”，
一種夾雜著諸如多複雜感情，相互取暖的慰藉罷了。
然而，這就是人生，一種不簡單，也不可能簡單的人的歸宿。
很多時候，身在某個時代下的作家，總不免被身處的大環境給影響，但又大多兼具著文人的敏感，而選擇與此保持距離。
但張愛玲不是的，
她經歷香港淪陷，就真的貼著去寫自己“看到”的真實戰爭，硝煙難覓，火光星星點點，唯有一種被“困住”的感覺才是真實的現實。
於是她筆下的《傾城之戀》的故事走向，才會如此“突兀”地平常，尤其是最後結局的處理，更是帶著不受控制的相攜“團圓”。
尤其是裡面最不受她操控的範柳原，一個浪蕩公子，卻偏生長著一副“求真愛”的心，多麼違和，多麼可嘆。
是，他是情場高手，“萬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
是，他的“愛情”手段層出不窮，推拉之術練得爐火純青；
是，他從未想過“愛”一個人，只是想從異性的身上找“愛”罷了。
而這麼個典型張愛玲筆下“放蕩遺少”式的人物，即使被“可愛”地設計成一個對愛情抱有天真幻想的男人，但依然躲不過本性中固有的“精明算計”。
但這也是如範柳原這般骨子裡其實帶著“孤獨”的，沒有長大的男孩的真實表現，他浪蕩，只因為想去尋找一份可以讓他成長的“愛”，他說：
“可是我偏要說我永遠和你在一起；
我們一生一世都別離開——好像我們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如此認真而執拗地去解釋何為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
簡直天真地可笑，但又是一種男孩在試圖向人耍賴索要“糖果”般不顧一切地勇敢。
如此，與其說，張愛玲想為大家傳遞的其實就不是一種試圖在婚姻裡找“愛”的追尋，而是放在那個大時代的硝煙下，被迫長大男人的必然結果。
想堂堂正正做個“人”的範柳原，想得到自己想要的“愛”的他，必須勇敢地在恰到好處的時間機會里，去抓住自己的命運。
無法容下個人主義的亂世裡，總可以容下一對平凡夫妻，然而可嘆的反而是：
“在這和平年代，處處彰顯個性，我們都太忙於談戀愛，尋找愛，可哪裡還有功夫談戀愛，發現愛呀。”
但這就是代價，一種選擇之後必須要付出的身不由己，範柳原終究是妥協了，
也似
成長了，但是以犧牲“愛”的代價完成的。
但那又如何，就像張愛玲試圖去解釋的探討：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裡，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
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
其實到最後也沒有給出真正的答案，不過，說到底，或許張愛玲自己都搞不清楚 何為“愛情”的真諦，所以在《傾城之戀》的紙上談兵，才顯得如此悵然。
但，這就是不可能簡單的人生。
寫在最後：
其實我真的很少寫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不喜歡”作家的感悟，就像一次無可奈何的盛宴，華麗好看，但就是不好吃。
好在，至少《傾城之戀》裡沒有愛情，好在最後的結局讓他們綁在一起，成為悲劇，曖昧著無奈，才顯得更為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