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順宗永貞元年（公元805年）11月的一日，去往永州（今湖南永州）坑窪官道之上，一隊車駕默默前行。不同於今時今日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永州，那時候的永州地處偏遠，物質匱乏，民生凋敝，是朝廷的犯官流放之所。而在這蕭瑟的初冬要趕赴這荒蠻之地的，就是幾個月前還在朝廷的改革大潮中風光無限的前禮部員外郎，一代文豪柳宗元柳河東。
彼時，車駕之中的柳宗元一定是落寞的。幾個月前的熱血激昂彷彿仍在眼前，一群懷抱著同樣的中興大唐志向的青年才俊在那位總是面色蒼白的順宗皇帝的默許和支援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永貞革新”，可眼見著這場改革就要見到成果，新皇登基，改革戛然而止，作為改革核心的一眾人等死的死，貶的貶，黯然退場。作為改革派骨幹的柳宗元自然無法倖免，先是被貶為邵州刺史，還沒到任又被貶為永州司馬。
其時三十三歲的柳宗元一定沒有想到，天賦其才又一心許國的他，此次去國千里，竟再也沒有了一展抱負的機會。
世家公子，少年英才
柳宗元是正宗的世家公子。他出身的河東柳氏，與河東裴氏、河東薛氏並列為河東三大世家。這裡的河東是今天的山西永濟，大熒幕上熱鬧無比的“河東獅吼“即出自這裡。
河東柳氏一門英才輩出，僅在有唐一朝，柳宗元的堂高伯祖柳奭（音
shì）
曾入閣拜相，後與褚遂良、韓瑗等因得罪了武則天而被殺；大書法家柳公權是他的叔父輩，他的父親柳鎮也曾任侍御史等要職。
柳宗元的母親盧氏的孃家范陽盧氏則更為煊赫，是與清河崔氏、太原王氏、滎陽鄭氏齊名的古代中華的四大望族。那個高唱“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的“初唐四傑”之一的盧照鄰以及“大曆十才子”的帶頭大哥盧綸都出身於范陽盧氏。
據考證，劉禹錫的母親也出身范陽盧氏，不知道這一點是不是劉柳二人一見如故一生至交的一個原因。
柳宗元生於唐代宗大曆八年（公元773年）的京都長安，遺傳了父母家族優秀基因的他四歲便在母親的教導下啟蒙，自此開始了自己的讀書生涯。大文豪韓愈說他“
少精敏，無不通達
”，可見其少年時已經頗有才名。
柳宗元自幼在長安成長，對朝廷的腐敗無能，社會的危機和動盪便有所見識；其9歲時遭遇“建中之亂”，親歷了藩鎮割據的戰火；而為了躲避戰火，他來到了父親認知的江西，經常隨父親宦遊的柳宗元對於民生之苦深有感觸；再加上剛直不阿、不事權貴的柳父的影響，這一切造就了柳宗元從青少年時期便仰慕“
古之夫大有為者
”，嚮往“
勵才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
”，立志中興大唐，造福萬民。
據說少年柳宗元曾在13歲時代崔敏崔中丞作《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得到了當時的皇帝德宗李適的稱讚，一時間聲名鵲起於長安。
柳宗元的少年英才之名，透過他的好朋友劉禹錫的評價可見一斑：“
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
”
初入仕途，春風得意
少年時便嶄露頭角的柳宗元，不負眾望地在貞元九年（公元793年）21歲時便考取了進士，一舉成名天下知。
那一年的榜單中，還有劉禹錫，柳宗元的一生摯友。
要知道，在唐代向來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進士及第那是相當的難，就連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也是接連考了4次才考中。
金榜題名的柳宗元先是迎娶了時任京兆尹楊憑的女兒，在經歷父喪守孝三年後出任秘書省校書郎，26歲中榜博學宏詞科，29歲外放為藍田尉，31歲柳宗元被調回京城，升任監察御史裡行，負責檢查百官、巡視郡縣、糾正刑獄、肅整朝儀等。
年紀輕輕便身居高位的柳宗元，春風得意之餘，並沒有忘記他年少時的志向，他與王叔文、王伾等一批同樣有志改革朝政、匡扶朝廷的青年才俊走到了一起，在唐順宗李誦即位後開始了“永貞革新”。只是這場旨在消除藩鎮，加強中央集權，廢除宮市，貶斥貪官的改革，觸及了太多權貴的利益遭遇了強烈的反撲，加上改革的支持者順宗李誦因身體原因退位，新皇登基的唐憲宗李純又一向與改革集團對立，因此只進行了180天便宣告結束，繼而便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改革領袖王叔文被先貶後殺，王伾被貶後病死，而柳宗元則和他的好朋友劉禹錫以及其他六人一起，被外放遠州。
“永貞革新”的失敗，大唐王朝也許少了兩名可能扶大廈於將傾的賢臣，中華歷史上卻多了兩名卓越的文人。
至此，柳宗元少年得志風光無限的前半生告一段落，他的生命進入了孤苦寂寥卻佳作頻仍的璀璨的14年。
失之仕途，收之文史
柳宗元的永州十年，是他生命裡最重大的一次轉折。曾經的名門貴公子，官場千里駒淪為了拘囚一地的犯官，不但報國無門，而且先後經歷了喪母、喪女之痛，自己也惡病纏身，難以想象彼時他心中的鬱憤和苦痛。正如他在祭奠先母的祭文中所寫：“
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盡天下之辭，無以舒其酷矣。
“
與性格高揚明朗的劉禹錫相比，柳宗元的性格過於固執，其生命基調也過於沉重，很難做到超然物外。於是，才華橫溢的生命漸趨荒廢，曾經遠大的理想越來越遙不可及，柳宗元心中的孤苦和憂懼只能在永州的山山水水間得到慰藉和超脫，而他也將自身被廢棄的才華投射於永州遺落山野的勝景，在一次次的遊賞中，與那些偏遠荒蕪的山水景緻達成了彼此的寬慰和共情。
清代學者王夫之說：“
於景得景易，於事得景難，於情得景尤難。
”那時候的永州地僻荒遠，自然景物可能未必真的綺麗宜人，但彼時柳宗元的處境和心境決定了他對特定景物的敏感，於情得景，把自己懷才不遇，悲憤積鬱之情投射到他所觀照的景物之上，雖然表面看似處處在寫景，其實都在寫其自身的經歷和情感。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寫石潭的幽悽，也即是寫作者心境的幽憤，情感毫無著墨，卻處處可以感受柳宗元幽憤在胸的心情。
柳宗元以《永州八記》為代表的一系列遊記散文，一改唐以前的山水遊記只是客觀記錄描摹山水景色的舊習，傾注了自己強烈的主觀情感，並在自然景觀的描寫中營造了道家典籍中“天人合一”的意境，如《始得西山宴遊記》中的“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這將山水遊記的境界推向了極致，一舉奠定了山水遊記這一文體在中國散文史上的地位。
散文之外，柳宗元的詩也獨樹一幟。雖然後人有“
柳州文掩其詩
”的說法，而且其詩的傳世數量遠不及文，但其實宋代大文豪蘇軾曾盛讚柳宗元的詩“
所貴乎枯談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
。” 而明人胡應麟也評論說：“
元和而後，詩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橫絕一時。若昌黎之鴻偉、柳州之精工、夢得之雄奇、樂天之浩博，皆大家材具也。
”由此可見柳詩在文壇的地位。
柳宗元的詩雖然數量不多，卻有敘事、詠史、寓言、山水等各種體裁兼備。因為他的詩絕大多數都作於被貶謫以後，因此以冷峭著稱，大多抒寫的是懷才不遇報國無門的抑鬱和孤獨，讀之令人惻然。
柳詩中被譽為中唐五絕扛鼎之作的《江雪》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山雪。
之所以說這首詩是五絕的巔峰之作，在於五絕詩受篇幅和結構的限制，作者一般都要有一至兩句寫情或論理，很難鋪陳宏大而又細膩的場面。但這首《江雪》卻全篇都在以文字作畫。雖然並沒有寫情，但妙的是每個讀這首詩的人都能感受到整首詩所表達出來的孤清冷寂的氛圍，感受到作者所要傳達的那種內心的孤獨寂寥，以至於後人有精讀者將四句首字“千萬孤獨”相連以為此詩強烈孤獨感的佐證。至於柳宗元作此詩時是否有這樣的設計，那就不得而知了。
“
壯士鬱不用，洩為山水詩
”。餘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評價柳宗元的永州十年，他說：“災難也給了他一份寧靜，使他有了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在被貶的逆境中，文人才有時間與失意的自我對話，柳宗元同樣如此，他鬱結於中而洩於外，“借石之瑰緯，以吐胸中之氣”，永州放逐生涯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傷的十年，卻是他文學創作最豐富的十年。
這十年中，柳宗元將自己所倡導的“
以文明道
”、“
文道合一
“的創作觀做了最好的示範，他身體力行寫作的大量散文、雜文、辭賦、寓言等都深刻踐行著自己的理念，成為傳頌千古的名篇佳作。
正如韓愈在柳宗元的墓誌銘中所寫：“
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
如果柳宗元沒有遭到貶謫而是封侯拜相，他就不會孤獨苦悶，也就沒有時間精心於詩詞文章，為我們留下如此多的文學藝術瑰寶，從這一點看，柳宗元的貶謫和孤獨，挺好。
十年飲冰，難涼熱血
一個人之所以偉大，在於他即便身處困境，卻不墮其志，不改初衷。
柳宗元無疑是這樣的人。
在被貶永州的時期，雖然身處絕望的境地，但柳宗元卻並沒有徹底絕望。在《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裡，他寫道：“
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
”面對打擊，他始終抱著堅定的信念，堅持自己的理想。
雖然沒有機會在廟堂中樞為國圖謀，但他依然懷著報主之心和濟世之心，創作了一系列關乎政治和民生的作品，透過自己的如椽之筆來為這個身處險境的國家和人民吶喊。
餘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節選自柳宗元《捕蛇者說》
《捕蛇者說》是大家比較熟悉的柳宗元這個時期的文章，他透過對一個幾代捕蛇者的描寫，揭露了永州百姓在橫徵暴斂下家破人亡的悲慘遭遇，有力地控訴了吏治腐敗，依然委婉表達了改革的重要性。
《封建論》則是柳宗元關於政治體制的論述，文章對“分封制”進行了全面的歷史的分析，雄辯地論證了郡縣制的巨大優越性，肯定了郡縣制代替分封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任何人也無力改變這一歷史發展的趨勢，痛斥了各種鼓吹分封制的謬論，同時也提出了“任人唯賢“的鮮明主張。這篇文章從理論上有力地抨擊了維護分封制的謬論，打擊了藩鎮們的氣焰，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和鮮明的戰鬥性。
其實，那時候的柳宗元身遭貶謫，親人相繼離世，幾乎看不到東山再起的機會。但其令人敬服之處就在於，
即便身處暗室之中，他也不甘於就此沉寂，而是用盡全力發出自己的聲音，力圖照亮那個黑暗而腐朽的世界
。
唐憲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柳宗元終於結束了長達10年的永州司馬貶謫生涯，被詔回長安。但因為當權者的敵視，他和好友劉禹錫因為一首“桃花詩“再次被貶。得到訊息的柳宗元並沒有怨恨劉禹錫，反而因劉禹錫被貶之地播州過遠怕劉母太苦而請求將自己與劉禹錫對調，以柳易播，雖然最後因裴度的求情，劉禹錫改貶連州，但在那樣的情況下，柳宗元的義舉實在感人至極。韓愈便稱讚其”
士窮乃見節義
“。
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詞以白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節選自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身赴柳州的柳宗元，已經在永州的十年貶謫生涯中修煉得從容而堅定，不再一直拘泥於個人的憂鬱孤獨。加之官位升遷，於是他決定即便身處偏遠，也要在自己許可權範圍內興利除弊，做一些對老百姓有利的好事。
於是，柳宗元把中原的先進文化帶到了這個一直封閉落後的地區，改變了許多弊風陋俗。他親手創辦了很多學堂，並採取了許多方法鼓勵鄉民讀書；他在這裡推廣醫學，嚴令禁止江湖巫醫騙錢害人；他要求釋放奴婢，廢除用人抵押借錢，過時不贖淪為奴婢的惡習；他還大力推廣植樹造林，走出自己的庭院，走到柳江邊，還號召組織鄉間的閒散勞力，親自帶領開荒墾地，種樹種菜，鼓勵發展生產，改善生活。
柳宗元勤政為民，得到了當地百姓的擁戴，也算是稍稍慰藉了一下他心中的濟世之志。
但他從來不是好友劉禹錫那樣的曠達疏朗的性格，他的內心中關於壯志難酬的苦悶時時刻刻折磨著他，揮之不去，愈演愈烈。這種感覺無法排遣，只能寄予詩詞之中。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
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雖然已是春暖花開的季節，但身遭貶謫的羈旅，春雨過後的百花凋零，落葉滿地讓他覺得彷彿置身蕭瑟的秋天。這種苦悶鬱結，非置身其中實在很難感同身受。
也許正是在這樣的灰暗心境之下，唐憲宗元和14年（公元819年）十一月初八，柳宗元病逝於柳州，年僅47歲。
而他不知的是，朝廷詔他回京的敕書，此時正在路上。
柳宗元，字子厚，他確實配得上這個“厚“字，因為他實在是一個厚忠、厚孝、厚情、厚義之人。
我想，永州應該記住柳宗元。
天降大才於永州，使得這片曾經的蠻荒之地，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今時的讀書人也應該記住柳宗元。
他就像一個孤獨的行者，在時代的風口浪尖之上，堅守著自己的理想與道德，寄苦悶于山水，寓深情於萬物，為後世讀書人樹立了一座道德的豐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