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的小說《月亮與六便士》講述了這樣的故事：一個年屆中年的股票經紀人，突然拋棄了家庭，去巴黎學習畫畫，後來又搬到了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娶了一個土著姑娘為妻。
一個工作了很長時間，有了家庭，也穩定下來的人，為什麼總會時不時地弄出大動靜？榮格說，人生到了30—40歲之間，各自都暗暗謀劃著一次大變革，每個中年人都想“憋個大的”。
難道人生真的有一條可怕的分割線，名叫“中年”嗎？
哲學家叔本華認為，這樣的分割線是有的：
中年前，我們習慣從正面欣賞如精美刺繡一樣的生活圖景，之後，我們卻繞到了刺繡的背後，深究針腳的脈絡與做工。
中年前，我們寫就的人生好比是一本書的正文，之後，我們極力完成該書長長的註釋，沒有註釋，我們對於正文所含的寓意，還有它可能的微妙引申，都無從領會。
中年前，我們就像參加化裝舞會，之後，大家把面具除下，我們才能看出究竟誰是誰，在我們行經這個世界的道路上，我們跟誰有過接觸，行動才有了結果，成就才得到正確評價。
中年前，我們從遠處看的人生舞臺，之後，我們坐在第一排，舞臺背景的每條裂縫都清晰可見。
中年前，我們花的是人生的利息，花光了還可以賺，之後，我們不得不調動人生的本金，今後的精力與生活，挖一勺少一勺。
中年前，我們以為與生命相關的重大事件都會大張旗鼓的從正門進入，之後，我們很快發現，真正影響我們的人與事，都是消無聲息地走後門。
簡單說，這條分割線前的人生，是用“詩”的方式來認知，看世界是美好的，所有事物被觀照時，也都是愉悅的。之後，世界與事物成了我們的意欲，看清這一點是可怕而煩惱的。之前，我們追求快樂，避免痛苦，之後，我們看到了太多苦難，學會的是如何應對自如，苦中作樂。直到這個時候，我們才有機會從各個角度思考同一事物，比較它們的共同點和連結點及整體的脈絡。事情，變得連貫和統一起來了，而人生，卻暴露出了虛無的本質。人真的很悲哀，前半段，我們靠各種理想和虛假的概念活著、奮鬥著，後半段的人生的首要任務，就是擺脫那些在我們青春期紮根頭腦的幻象。我們享用著幻象的同時，又討伐著幻象。
與叔本華的悲觀不同，榮格認為，這條分割線之上是順應社會，之下是順應自己。
中年前，我們一直在衝動與規則之間尋求一種平衡，最終順應了社會，小有成就。然而，這些外在的成就僅僅能作為一種犒勞，當我們面對自己時，仍然是迷茫與無助。所以，我們開始重新拾起孩子時的衝動，這第二次衝動，就造成了中年危機，即找回自我的過程。
這段時間容易危機重重，是因為這是最容易發生心理錯位的年齡。
兩個30多歲的人，站在一起，很可能其中一位，還在治癒著青春期未完成的問題，比如幻象、理想、自私、隨性等，他對待權力財富就像孩子對待玩具一樣，痴迷專注，或許，只有等他玩膩了，才肯走出來。而另一位，卻真正處於危機與焦慮中，太陽到了中午，足夠的高度與光亮，讓他看清了一切，接下來，它該保持一種怎樣的心情慢慢落下呢？
這才是重建價值觀的原因。一個人懷著理想向前走了很久，經歷了一些，也看到了一些，他打算放下，繼續走，此時，它又該如何完成分割線之後的路呢？
就目前而言，似乎有三條出路，幫助“青年後”的我們來重建價值觀：
第一，人生始終是向前走的，不斷完成各個階段的心理任務，就能實現一個人的最終意義。心理學家埃裡克森提出過“人生的八階段”說，之前某階段的問題沒解決好，就會積累到下一階段，直到全部解決。中年前，我
們依次要完成的任務是信任、自主性、主動性、勤奮、同一性、親密等，中年後，留給我們的心理任務是關注他人與自我整合，其中，愛與創造，是最有效的兩個重建價值觀的途徑。
第二，人是逐漸滿足的，人總要不斷走出舒適區，再建立一個新的更好的舒適區，才能最終圓滿。皮亞傑認為，兒童最早依賴父母，而且嚐到了他人的甜頭，這是人生第一個舒適區。長大後，他慢慢學習了各種社會規則，在所謂的社會成就中，又嚐到了規則的甜頭，這是第二個舒適區。而最後一個舒適區，就是經歷一切後，在“生命對話”的過程中，體悟到自我的終極頓悟，重建價值觀的過程，就是尋找第三個舒適區“自我頓悟”的過程。
最後一個出路，就是把人生看成一個大寫的N，壓力重負後，去追求“二次純真”。什麼是“二次純真”呢？就是重新回到兒童期純真的狀態，不逢迎他人與世界，不輕易遷就自己，快快樂樂，無所顧忌，以一種單純之力，找到自己的位置、目標與方向，及與世界的關係。
就是孔子說的“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狀態。
也是老子說的“赤子之心”，即柔弱之力，謂之天道的狀態。
還像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所寫，人須要經過三種精神狀態的轉變：駱駝、獅子、嬰孩。多解釋幾句。人生如負重遠行，“駱駝”幾乎是很多人前半段的寫照：忍耐、為他人付出。而“獅子”、“嬰兒”才是中年之後的精神之路，獅子象徵著無所畏懼的自由與創造，嬰孩象徵著又一次“零的開始”，天真自由，順應本心，也即“二次純真”。
巧的是，得到這一啟示的中年男主“查拉圖斯特拉”，與尼采一樣，都正站於分割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