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時代週報 作者：塗夢瑩
創作歌手張力超今年30歲。他火過，由他原創的《我在南昌一個人》在短影片平臺播放超過千萬。
如今，他手上存著一些寫好的歌，但沒有時間製作，因為大部分時間他需要依靠商演與主持人等工作來維持生計。
這樣的音樂創作者很多，有些人創作的歌曲爆紅網路，但版權費每月卻只有幾百元，有些作品過於小眾，收回製作成本甚至需要十幾年。
不久前，曾為陳奕迅等歌手寫歌的知名創作人吳向飛因版權費問題，控訴環球音樂版權，即便是陳奕迅唱火的那首《路一直都在》，在環球音樂版權的費用清單裡，一年也僅為他帶來271元收入。
版權公司拿走了創作人大部分收入。“如果一直這樣，誰還會寫歌？”吳向飛忿忿不平，“寫歌，還不如撿廢品。”
另一面，網際網路巨頭之間的線上音樂大戰如火如荼。騰訊音樂曾為拿到環球音樂獨家版權，付出3。5億美元外加1億美元股權的代價；而2018—2020年，網易雲音樂三年累計購買版權的內容服務成本高達96億元。
聽歌的使用者並不吝嗇，騰訊音樂2020年全年營收高達291。5億元。
而隨著騰訊“欣然接受”並交出持有的網路獨家版權，音樂創作的使用者端、線上音樂平臺格局又將發生新的變化。
音樂創作人的生存狀況卻仍不樂觀。
中國傳媒大學釋出的《2020中國音樂產業發展總報告》顯示，有52%的音樂人沒有音樂收入，100%靠音樂收入的音樂人，佔比僅7%。
但音樂人數量在爆發式增長。據網易雲音樂資料，2020年，中國音樂人總數超過20萬人，同比增長100%。
近日，時代週報記者採訪多名音樂創作人。他們不悲不喜，平和地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圖源：視覺中國）
張力超：
歌火過又怎樣，單靠音樂我可能會餓死
2012年，我發行了第一首歌。當時還是個大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參加校外唱歌比賽。得到名次後，我把獎品賣掉，換成現金，用來發行自己的歌。從大二到現在，也陸陸續續發行不少原創歌曲。
2018年，《我在南昌一個人》火了，這是帶有地域情懷的一首歌，有點像趙雷的《成都》。這首歌在抖音的播放量超過千萬，每十個南昌本地抖音使用者，就有八個人用這首歌當過背景音樂。
可歌火了，我還是沒像樣的收入。酷狗、網易雲音樂和QQ音樂幾大平臺合起來，每個月給我的版權費只有400—500元。
倒是在最火的那段時間，演出機會多了起來。一個月演出6—7場，平均每個星期都有商演，規模小的有一兩千人，大的上萬人都有，月收入翻了好幾倍。
那個時候，身邊也突然多了很多所謂的朋友，每天都有人請吃飯，想認識我。熱度過了，那些朋友全不見了。歌火了，我也被罵過，有一些人覺得我是為了消費南昌寫的歌，也有人覺得我抄襲《成都》，但事實上，我的歌發行更早。
現在，我的演出機會不多，平均一個半月一場，甚至更少。本來7月有一場，如果能夠順利演出，我後兩個月的房貸就有下落了，但演出取消了。
（張力超 受訪者供圖）
這麼多年來，我最遺憾、最心酸的事就是沒讓母親看到我上電視。2017年，央視有個節目找我錄製，前期需要拍攝故事。當時，母親身患癌症，節目組還讓我去醫院拍採訪影片，母親覺得很欣慰，兒子能上央視，但最後這個節目卻沒有讓我參加。
不久後，母親去世了，她沒有在電視上看到我的演出。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這件事，這是我的心結，可能一輩子都過不去。
為了完成母親的遺願，我意識到要儘量先去實現結婚、生子的人生大事，音樂夢想要稍微緩一緩才行。很多歌都已經寫好了，但是我還沒有錄，更沒有製作和發行。因為現在生活壓力非常大，每個月都有房貸。
單靠音樂，我可能會餓死。據我所知，大多數同行都是這樣，都要去找一些其他的方法維持生計。除了商演，我還接主持人的工作，在抖音拍影片接廣告。
（張力超 受訪者供圖）
不管怎樣，未來我還會堅持做音樂，人活著一定要有信仰，要有熱愛。只是在堅持愛好的同時，要能夠養活自己，這是最基本的。如果一直沒飯吃，有什麼時間和精力追求所愛？
張瀚元：
沒錢坐公交，我的鼓手朋友揣著餃子跑幾公里回家
我今年42歲，畢業於師範院校的音樂專業。20年前，我放棄了音樂教師的工作，來到北京。算起來，我在音樂創作這行摸爬滾打了26年，但說實話，前15年只是一個積攢過程，包括能力、圈子和經驗。
其中有10年，我是靠在酒店彈鋼琴維持生計。
2001年起，我在北京很多酒店酒吧彈鋼琴唱歌，每天在固定時間彈，一個月可以拿到幾千元。王府井有一家很知名的五星級酒店，我足足在那彈了十年零三個月的鋼琴。
在這漫長的時間裡，我努力找機會讓自己的作品能夠有更多人聽。
終於，機會來了。2009年，有朋友投資一部電影，製作完成後需要主題歌，在歌詞確定的情況下，我的譜曲成功被選用，那首歌由當時該片的主演BOBO組合演唱，組合成員就是現在大家熟知的付辛博和井柏然。
2010年左右，我迎來音樂生涯的重要轉折點。機緣巧合下，認識了知名歌手周豔泓，當時她的公司正準備簽約新人，我把創作的二十多首歌發給她，她聽後很欣賞，於是便和我簽了7年合約。這之後，我才慢慢成為一位職業的創作人，但其實在這之前，我寫歌已經有15年的時間。
現在，我的主要工作是寫歌以及音樂製作，雖然在圈裡知名度沒有大咖們高，但不可能每個人都是周杰倫。作為音樂唱作人，靠自己能力在業內有一個小小的位置，已經很好了。
（張瀚元 受訪者供圖）
這一行真的很殘酷。早年間，我和朋友們組建樂隊，但沒多久因為生存問題解散，解散後我就去做了鋼琴師。那年元旦，我在路上碰到了樂隊的鼓手，我問他去做什麼，他說自己身無分文，還沒有吃飯，於是他去朋友家拿吃剩的餃子。因為沒錢坐車，他用塑膠袋裝好餃子，揣在兜裡，準備一路小跑兩三公里，回到住的地方去。
只要想起這個事情，我就特別難過，能夠堅持做音樂真的太難了。像我這個鼓手朋友，樂隊解散後不能獨自演出，非常落魄。音樂這一行，不像別的行業可以很快就業，尤其是詞曲創作人，在創作前期階段，如果沒有知名作品，很長時間都會是孤單寂寞又經濟窘迫的狀態。
尤其如果是原創的歌曲，想要自己發行從而獲得版權收益，背後沒有大量資金投入，沒辦法實現。“一首歌很可能10年才能拿回製作成本，因為不火的歌，每個月收益可能就幾十塊，甚至幾塊錢。”
我當年在石家莊一個培訓班做音樂老師，前後帶過100多名學生，他們後來大部分去北上廣發展，多年過後，這100多人當中，堅持到現在還在做音樂的，不到5個人，其他人都因為各種問題轉行。
我感覺現在音樂圈就像大雜燴，什麼型別都有，總體來說，一片繁榮。每個人只要有音樂夢想，就能成為自由的音樂人，用各種平臺宣傳自己的作品，但背後也會浮現一些問題。
比如門檻降低，導致粗製濫造。很多人並不專業，在裝置、製作各個環節都無法做到精良水準，導致很多音樂作品五花八門、參差不齊。
Sukey：
我們的歌放在音樂平臺上，但幾乎沒有收入
2014年，我16歲，在國內一個48系女團，屬於組合的三期生。在女團的幾年時間，會接一些商演演出，或者在專屬劇院裡唱跳。當時，女團概念還不算很火，我們是和日本知名明星女團合作的姐妹團。
在女團，收入不算高，我不是頭部成員，就是包吃住，工資接近白領水平。隨著年份增加，會逐步增加一些基本工資，另外就是看公司安排的外務拿提成。
（Sukey的女團時期 受訪者供圖）
退團之後，最大感受就是變得自由，心態上挺輕鬆，身份上沒有那麼多限制。以前要費盡心思做偶像，甜美青春，很多風格都不能嘗試，現在可以了。
但現在最主要的壓力是，收入不穩定。
這幾年，我一直在做獨立音樂人，也有自己的樂隊，但還會接其他工作，比如平面拍攝、兼職鋼琴老師等。我很清楚知道，如果只是純搞樂隊，很難有穩定的收入。
說實話，大部分獨立樂隊的歌曲還沒有辦法依靠歌曲版權獲得可觀收入，我們也不例外。我們的歌放在網易雲音樂平臺上，但幾乎沒有收入。
演出收入也微乎其微。在上海，我們樂隊會受邀請在LiveHouse演出，幾百人左右的小場地，門票在40—50元，就算門票全部售罄，除去場地費用和其他成本雜費，樂隊每個人平分下來就幾百塊錢。
更多時候，樂隊是以兩個人形式演出，如果接到稍微大一點的商演，也會組五人陣容。一場規模還算不錯的商演，經過中間經紀人談判，再分到我們手裡，每個人能有2000元左右。如果是特別火的樂隊，中間介紹人後抽成更多。
（Sukey在樂隊演出 受訪者供圖）
最近演出比較少，我接了一個音樂劇，跟劇組籤2個月的短期合同，每天早上八點之前起床，要趕很久的地鐵，和白領們一起上班。
對於流量和人氣，我不再抱太大的希望，順其自然。從參加女團到現在，這麼多年，我的心態也在不斷經歷變化，不會再渴望一夜成名了。
其實這兩年國內有很多樂隊特別紅，但也是有一個受關注的曲線，大多數樂隊出場費總有一天會隨著熱度降下來，那個時候又要以什麼為生呢？
熱度都是錦上添花，還是把音樂做好，把生活過好吧。
蘇杭：
18年前賣歌賺了3000元，感覺像暴發戶
在這行二十多年了，也認識不少人。比如同在安徽的許嵩、李榮浩，2005年時，我和他們經常互動交流，那時李榮浩的音樂DEMO已經非常棒了。他們剛開始也不火，但是後來慢慢發展得比我好，我就開始反思。
反思過程中，回溯自己的經歷，其實我很早就開始賣歌了。
2000年，我在網路上接觸到錄音，就開始研究如何把自己的音樂利用網路推廣。在那個年代，如果不是明星和歌手，很難透過自己的能力發行音樂作品，因為太昂貴了。但那時候我就開始利用網路，在一些音樂平臺釋出自己的作品，也透過各種朋友介紹關係，慢慢融入圈子。
2003年，我第一次在網路上以3000元的價格賣出自己原創的歌曲，當時，在我們安徽的小縣城，公務員一個月工資才800元，賣歌的錢讓我有種暴發戶的感覺。
這筆錢在當時用來幫我父親的印刷廠週轉了某次資金壓力。從此之後，家人再也沒有反對過我做音樂。
在安徽縣城老家的時候，還是小打小鬧。我組建過一個樂隊，純粹是為了玩，每次湊錢承包劇院做演出，大部分的票免費送。
（蘇杭和他的樂隊 受訪者供圖）
2004年，樂隊宣佈解散，我一門心思投入到音樂創作和學習中，陸陸續續賣出了很多作品，最高價格的一首歌，賣到3萬元。
之後就去了北京、廣州，先後簽了3家唱片公司。但到了2013年左右，感覺自己做了十幾年音樂，卻賺不了多少錢，我開始思考原因。
（蘇杭 受訪者供圖）
冷靜分析之後，我開始明白在整個音樂行業最上游掌控資源的人，也就是做版權的公司，資源在這些公司手裡。相比之下，大部分音樂人肯定是賺不到錢的，所以我開始轉型做版權。
2015年，我創立了名為蘇咖音樂的版權公司，開始做有關音樂版權的服務，音樂人、唱片公司、版權投資人、版權方都是我的服務物件。在接觸版權這幾年，我意識到很多音樂人不瞭解相關版權知識，這不利於他們的生存發展，因為音樂人最基礎就是要依靠作品吃飯。
現在，我會在抖音以“蘇小咖”的筆名身份釋出版權知識科普的影片，希望可以讓更多的音樂人瞭解版權知識，能夠有版權意識，不要讓自己辛辛苦苦做出來的作品，淪落到一文不值。要讓大家知道，只要作品足夠好，是可以透過版權得到好的收益的。
這一行好壞參半。一方面，國內音樂市場有大量機會能夠給年輕音樂人發展，但是由於大部分是純商業化運作，和音樂人的理想主義有衝突；另一方面，資本壟斷資源，音樂人的收入待遇並不公平，好的機會資源，依然掌握在少數人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