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節在即，不由得又回想起四十年來平淡無奇的過往，一幕幕揮之不去，不時浮現於腦海之中……
超長工作時間
1974年——2001年，長達27年間，我們的工作時間都在十小時以上，這只是個概算，有的時候恐怕會更長。記得剛教小學時，由於缺少校舍，我自己單獨在一個地方教，當然時間自己掌握。夏天裡，早晨五點到學校辦公學習，六點多匆匆吃罷飯又來到教學點，十一點半多放午學，中午十二點半到校組織學生午睡，下午六點多鐘才放學，一天幾乎工作十二小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在望城中心中學任教，清晰地記得，我們放晚學時，機關、工廠的人們已在街頭上看央視的《新聞聯播》了，這說明已是七點多了。
冬天裡，兩頭絕對看不到太陽。天矇矇亮，就要辦公學習或是組織學生上早自習，下午必須快看不清了才放學。記得一次晚辦公後的路上，一位老教師感嘆道：“有誰知道每天晚上有這麼幾個人才下班呢？住若干年說起來，人們會相信嗎？”大家苦笑著點點頭。
那個年代，上級規定的時間就超過八小時，那時有個刊物名叫《八小時以外》，對我們而言那是奢望。為何工作時間居高不下呢？在當時有幾種情況逼得你不得如此。早期，人們對教師意識裡充滿歧視，文革期間被稱為“臭老九”，民辦教師則是名副其實的“臭老十”。生產隊那時上早工，教師當然也必須有早辦公。至於晚辦公，在人們潛意識裡覺得那也是自然——因為你們不是體力活，就應當多幹會兒。高考恢復不久，在統考的指揮大棒下，為了提高教學成績，人們忘記了計較，義無反顧地早到晚歸，所以工作時間越拉越長。那時，沒有一個人按點到校，去得稍晚的，大有灰溜溜的感覺。當時，領導會經常表揚早來晚回的老師，在時間上，老師們真正做到了無私奉獻，很少抱怨。
2001年，我來到了萊西市濱河小學，市裡、學校嚴格控制學生的在校時間——小學生在校不得超過六個小時，這個政策一直延續至今。在時間上，教師和學生獲得極大的解放，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可以說真是幸福多多了。但是不得不說，由於學生在校時間短，也引發了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全國各地輔導班異軍突起，許多人不明就裡，把攻擊的矛頭指向教師，我不否認也有個別教師參與其中，但這眾多的輔導班決不是老師們的產物，山東省早已明文規定教師不得參與有償家教。我只感嘆，超長工作無人疼，按時工作風滿城。
超常工作壓力
現在的年輕同行有時也叫苦，抱怨工作壓力大，君不知，我們那時壓力有多大？
教師的天職是教書育人。單就教書而言，壓力如山。先從工作量來講，那時小學基本是包班制，幾乎所有課程一人來承擔，你試想，有幾多休息的時間？教初中，一人教兩個班的語文或是數學，語文作業多，批改費時費力，先前有個不成文的習慣，教語文的往往還要當班主任，這壓力你能體會到嗎？有一年，同級部的一位女老師請假一週，學校也找不到人代課，她找到了我，我這人心軟，答應了。一個人教四個班的語文，那真是連軸轉啊。一位同行調侃我：“你可真行啊，真能創造奇蹟！”
在當時，最大的壓力來自於教學成績，統考是壓在教師頭上的一座大山，考完全鎮排名次。記得有位教委領導很“高明”，由於那時民辦教師多，為施加壓力，他把教師的統考成績通報到各個村莊。還有一位自視甚高的校長，直接把老師的統考名次在校內公佈，這些帶有屈辱性的高招，使得人幾乎窒息，考得不好的，只能夾著尾巴做人。為了提高教學成績，人們挖空心思，歪道、正道同放奇葩。有一年，一位剛畢業的女老師，平日裡一考一團糟，結果統考全鎮第一。我問學生，你們最後是怎麼複習的，學生囁嚅著說：“老師讓我們把……這份題背過。”領導也心知肚明，要她在會上交流經驗，她高低也不講，只好作罷。但更多的老師是把精力投入教學之中。那時“題海戰術”盛行，一到統考前，辦公室裡一片忙碌，刻鋼板的沙沙聲，油印機的哐當聲，不絕於耳。多是各自為戰，自己出題，蒐集題，八仙過海，各顯其能。放學時，各科老師幾乎都發試題，老師苦，學生苦，苦不堪言。
那時是千帆競發爭第一，因為評先選優，沒有幾個第一的很難入圍，雖是上游卻望塵莫及。為了爭第一，不付出很大的努力幾乎也是不可能的。後來，又搞什麼“末位淘汰制”和“教師聘任制”，目標都是給教師加壓。想起過去超常的工作壓力，簡直如同浴火、煉獄，看看今天，應倍加珍惜知足。
超常的忙碌
現在的人們常羨慕教師的節假日多，回想當年，卻是另一番滋味在心頭。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星期天半天或一天，大假有麥假、秋假、寒假，但不管什麼假，教師幾乎是得不到悠閒的。麥假，要在烈日下帶領學生撿麥穗；秋假，要組織學生復收地瓜。寒假，一出初三、四就要學習開會。一個方圓十公里的鄉鎮，本可以早出晚歸，可恨的是非要集體打地鋪住宿，空曠的屋裡沒有一絲暖意，晚上人們衣服不脫擠在一起取暖，此一幕足見教師是多麼遭人歧視！尤其是那些橫行鄉里的惡官，他們根本不把你放在眼裡。那時，教師就是一群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廉價勞動力，他們，似乎對教師有著刻骨仇恨，一天也不願你閒著，你看，整梯田，有老師們揮鎬揚鍁的身影，修公路，塵土飛揚中有老師們勞動的場景，麥田裡，有老師們揮汗如雨的身姿……行文至此，氣血洶湧，心緒難平。
但，我那時常有一種“躲在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的僥倖，這些繁重髒苦的勞動我卻躲過許多次，因為每到三夏、三秋，公社裡都要辦《三夏戰報》或是《三秋戰報》，讓我當通訊員，負責一個片的採訪和送遞。於是，騎輛腳踏車每個村跑，或參加會議，或現場參觀，或現場採訪，接下來是寫稿、送稿、送報，馬不停蹄，卻也有點忙中偷閒的小得意。
超差的辦學條件
當年的辦學條件與現在比是天壤之別，豈是一個“差”字所能代替得了的。1974年我在村裡教小學，沒教室，先是在村東的一幢房子裡，後又搬到大隊會議室，最後又到了大隊院的東廂房，這廂房房間窄，窗戶小，夏天一進教室汗酸味撲鼻而來。有的學生衣服多日不換洗，多數頭上汗酸氣味。我靈活機動，破例把課堂移到了院內樹林裡，這樣師生都好受多了。
夏天教室如蒸籠，冬天教室如冰庫。上級撥得烤火煤很少，只有冷風刺骨時才生一會兒爐子禦寒。上課時，老師把爐子調旺了，一下課，熊孩子立馬又給弄得奄奄一息。那時不少孩子手腳都有凍瘡，有的手凍得像爛瓜似的。
1977年，那時生源太多，校舍多年不建，於是各大村莊自己小學辦初中班，初中學校辦高中班。這一來，校舍還是成問題，師資更成問題，根本找不到高學歷的人，這功勞有文革的一份。沒辦法只能湊合，小學的教小學，初中的教初中，高中的教高中，當然還有更甚之的，總之，大家都成了本事人。我們村也概莫例外，初中班來到大隊院，教室還算湊合，當然那是個倉庫。沒有辦公室，開始先在初二班後面用紅磚幹壘了半截牆，裡面就了辦公室，後來又在院的西廂給我們騰出了一間，總算有了一個有點樣的辦公室。教室本身是庫房，通風、透光都不好，可冬天真通風，因為門朝北，冷風肆虐，教室如冰窖。
過去的學校，也就是幾間破房，幾塊石灰或水泥抹的黑板，幾盒粉筆，幾個黑板擦，幾摞白紙，幾瓶紅藍墨水，或高或矮的破桌凳，這大體就是一個學校的“家產”了。
如今的學校，雖有樓房和平房之區別，但大多擁有音體美等功能室，大多有多媒體教學設施，大多有廚房、餐廳，大多是塑膠操場，大多是新桌椅，大多有漂亮的校車接送，辦學條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
匆匆四十餘載，社會發展進步了，我從事一輩子的教育和學校，漸漸離我而遠，產生了說不清，道不明的陌生感。撫今追昔，過往已成夢，驀然回首，歲月已成永存心底的歌。
2019年9月7日修改稿（原創）
作者李仁龍（天水），山東萊西市人，1954年出生。中師學歷，從事中小學語文教學近四十年。
